司马迁不提倡慷慨赴死

上官华蔚

司马迁不提倡慷慨赴死


——浅说司马迁的生死观


说来也许可笑，闲翁初知司马迁的大名，竟是从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开始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那时起，闲翁就认为司马迁一定是提倡大义殒命慷慨赴死的。特别是闲翁迈出学校门的第一步就跨进了部队，接受的是战场拼命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一直认为凡是不惜生命慷慨赴死必定是伟大光荣的，凡是忍辱保命苟且偷生必定是渺小可耻的。后来读的书渐渐多了，才知道敢情事理远不是这样简单。特别是读司马迁写的和写司马迁的书多了以后，才知道其实司马迁是并不提倡慷慨赴死的。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贤者诚重其死”，即有志节的人的确不愿轻易死去。在司马迁看来，一个人在紧要关头，慷慨赴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恰当的处置生与死，即所谓“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他认为虽然“知死必勇”，但是“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復之耳”。

司马迁的这个“诚重其死”、“处死者难”的生死观，贯穿于整部《史记》之中，充分展现了他那高出凡人的史家炯炯眼光。管仲曾三次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他赞成鲍叔牙“不以为怯”的看法；管仲的主上公子纠败绩，同为臣下的召忽选择了大义殒命慷慨赴死，而管仲却选择了幽囚受辱苟且活命，他肯定了管仲“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自圆之说。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未出仕时，一个市井匹夫曾当众羞辱他说：“你如不怕死，就一剑把我刺死；如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你看韩信所为：信熟视之，俛出胯下，蒲伏。司马迁对此写道：“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此句话活脱反衬出司马迁不屑此市议俗见也。我们仔细想来，能忍常人不能忍之大辱，又何尝不是大勇呢？

司马迁的不同俗常的生死观，自始至终是以“义”为前提的。这个“义”就是大是大非，就是他人、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处死者难”，难就难在上下左右反复权衡是否符合这个“义”上。只要符合这个“义”，无论是慷慨赴死还是理智保命都是大丈夫所为，反之就是“婢妾贱人”之行。楚将季布曾率兵数败刘邦，使刘邦几于毙命。项羽败亡，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布告“敢有舍匿（即窝藏），罪及三族。”季布听从“舍匿”他的周氏安排，剃光头发，用铁箍束住头颈，换上褐色粗布衣服（即所谓“髡钳褐衣”），装扮成犯罪的囚徒，用装棺柩的丧车（广柳车）偷偷运出卖与朱家为奴。幸朱家也非凡辈，乃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侠士。他慧眼识珠，知新来家奴是个人物，嘱咐儿子田里的农活可让他干一些，但一定和他吃同样的饭，不能有半点亏待。后来朱家通过刘邦的功臣夏侯婴说服刘邦，赦免了季布，并封他做了郎中。季布事刘邦、惠帝、文帝三朝，多有建树。惠帝即位后，匈奴单于来信侮嫚吕后，欲激怒汉朝庭挑起战争。
盛怒的吕后召众将商议，吕后的妹夫樊哙坚持用兵，其他人不敢违吕后意，只有季布慷慨建言：樊哙献此计可斩！高祖曾率四十万大军而遭匈奴困于平成，昔日的秦朝也是因对匈奴用兵而让陈胜等人钻了孔子招致国灭家亡。今天樊哙又不顾国家安危当面逢迎主上，是嫌国家不乱吗？吕后最终听从了季布的忠言，避免了一次战乱。季布在文帝时官拜河东守，成为一代名将。还有一个栾布，是梁王彭越的朋友和下属。在彭越派他出使齐国期间，刘邦以“谋反”罪诛杀了彭越，把人头悬于洛阳城下并下诏：“有敢收视者，辄捕之”。栾布从齐国返回后，径直奔向悬挂着的彭越头下汇报使齐经过，并拜祭了彭越的头颅大哭了一场（祠而哭之）。主管此事的人立即逮捕了栾布并报告刘邦，刘邦骂栾布说：“你难道想与彭越一起造反吗？我禁止人为彭越收尸，唯独你祠而哭之，你这不是明摆着想一块造反吗！”说完立即下令烹杀栾布。栾布面对热汤翻滚的巨鼎，“面不改色心不跳”，回头凛然对刘邦说：“我说完一句话就死。当初你和霸王项羽争夺天下屡战屡败，项羽之所以没把你消灭，就是因为有梁王彭越和你联合抗楚。那个时候，彭越略一回头，与项联合你刘败，与你刘联合项败。垓下之战，彭越的部队是重要的生力军。没有彭越参与，项羽就不一定被打败。如今天下已定，彭越既然接受梁王这个封号，也想后传万世，怎会造反呢？今陛下因一件小事就怀疑人家造反并诛灭，我恐怕有功之臣人人都会感到自危吧。现在梁王彭越已死，我作为他的臣子生不如死，请立即把我烹了吧”。刘邦听了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后，就当场赦免了栾布，并拜为都尉。栾布在文帝时成为将军被委任燕之相国，因平吴楚之乱有功封为俞侯，封地就在我省的平原县。司马迁认为：季布覆军搴旗，勇冠楚军，可称壮士。至被刑戮，受辱不羞，为奴不死，实因为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栾布忠于所事，磊落做人，不畏强权，视死如归，往古烈士，无出其右。二布一个是懂得爱惜生命（诚重其死）的典型，一个是不惜牺牲生命（不自重其死）的典型。因为二人所为都符合“义”，故二人都是对自己的生命“诚知所处”的正面典型。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曾记述一个“生难死易”的生动故事：晋景公时，奸臣屠岸贾诛杀了忠臣赵朔全家，已怀身孕的朔妻因是晋先国君成公的姐姐和当朝国君景公的姑姑，得以藏匿宫中而幸免。赵朔的食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你为什么没有一块赴死？”程婴回答说：“闻听朔妻已有身孕，若产男婴，我想替赵家奉养；若产女婴，我再死不迟。”时间不长朔妻分娩，竟是男孩。为逃屠岸贾斩草除根，朔妻把赵氏之孤儿交程婴偷携出宫。屠岸贾闻知索之甚急且严。程婴和公孙杵臼商量说：“屠岸贾搜宫没得赵孤，必定封城搜寻，怎么办呢？”二人商定，唯有谋取他婴偷梁换柱，方能保住赵孤。定好计策后，公孙杵臼问程婴：“抚养孤儿长大与为救孤儿先死，哪个更难做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当然是先死容易抚养孤儿长大难了（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孤儿的先人与你交情深厚，你又有教养孤儿的能力，你担当难事，把容易的让给我，我先死吧。”就这样，公孙杵臼携假孤儿藏匿，程婴安顿好真孤儿后告发公孙杵臼隐匿孤儿。公孙杵臼和假孤儿当场被杀，程婴落了个卖友求荣的恶名。程婴含悲忍辱，终把孤儿赵武教养成文武全才。后又帮赵家平反昭雪，让赵武继承了赵家原爵禄。事成之后，程婴为报公孙杵臼遂也自杀身亡。程婴的苟活与公孙的先死都符合“义”，故都万古流芳。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司马迁的生死观。

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更能说明他对生与死的根本态度。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90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汉武帝时期。他的祖上“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做过汉朝的太史令，有很深的家学史学渊源。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后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造诣很深。除文学史学知识外，他还有相当广博的天文历算知识。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曾主持过太初历的改制。他入仕前曾到祖国各地长途漫游，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传闻逸事，考察社会实况，了解风俗民情。这为他以后写作《史记》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入仕后他先做郎中，后在他父亲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前104年完成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后，司马迁开始着手编写《史记》。五年后的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因替率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被下狱。又因家贫无钱赎罪第二年（前98年）选择了接受受宫刑。在司马迁看来，堂堂七尺男儿接受宫刑，是“最下”的奇耻大辱。而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死亡呢？他自己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一句话，就是因《史记》没有写完。毛主席所引用的他所说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当时司马迁也并不就是强调慷慨赴死，反而是强调区分轻重“善处死”。他认为，假令他当时“伏法受诛”死亡，世俗并不认为他勇而死节，反认为他“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徒为“流俗之所轻”，因而是轻于鸿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的。他饮恨吞辱，做出了“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的选择，发愤奋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完成了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的“隐忍苟活”不是比慷慨赴死更值得称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