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最推崇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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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最推崇的一本书


□文/白梅月下客


留下了千古名篇的司马迁，其写作《史记》的动因，一方面固然是秉承了其父司马谈临终前的教诲与嘱托，另一方面，也是其个人心性使然下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太史公对《春秋》一书的推崇中，便可窥见一斑。

《春秋》，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由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来，书中，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年）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为今古了解那一个时期，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的重要历史文献。

关于《春秋》一书，当时尚未开始编写《史记》而已是西汉太史令的司马迁，在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与论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同时指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在司马迁看来，如果“有国者”（相当于今天的总书记们），不知道《春秋》史事，那么，“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如果为人臣者（部长总理级人物）不知道《春秋》，那么，“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倘若为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义，“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则“必陷篡弑诛死之罪”。

见之于《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一卷中的这些文字记述，使我们了解了司马迁对《春秋》的重视程度。司马迁在与壶遂的谈话中，还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喜欢《春秋》的原因：“《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礼义之大宗也。”

当壶遂反驳司马迁，说孔子那个时代是因为没有明君，臣下不得任用，所以才写《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讽谏时事，而当今西汉武帝朝，天子贤明，臣下守职，万事皆具，没有必要去通晓《春秋》之时，司马迁进一步反驳道：“不然”。“《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这次对话后的十年，司马迁遭遇了“李陵之祸”，入狱之时，司马迁曾慨叹自己没有活学活用好《春秋》之义——“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

我们知道，司马家族，“世典周史”，司马迁的曾祖司马毋怿为汉市长（并非今日之市长），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可见，出身于修史世家的太史公，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与治学环境的熏陶，其对《春秋》一书的把握、通晓与推崇，也便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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