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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生命观之我见
（一）苟生取义
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司马迁在惨遭腐刑后，可谓痛不欲生，在求死与理想的斗争下，他还是选择了苟且偷生，以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所受的是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官的肉刑，所以他心理承受了十分大的压力。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故祸莫死于欲利，悲莫大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为什么司马迁会有如此羞辱之感呢？原因有三个：
一是在上古原始社会，中华民族出于自身再生产的需要，经历了一个生死崇拜的阶段。
二是伦理问题，《报任安书》：“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中国历来孝悌之情浓郁，可见宫刑给司马迁带来的心理负担，是如何之重。
三是士大夫的节气。《论语·子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些无不显示了士大夫的坚毅气节。
在耻辱感、伦理感、士大夫气节所带来的巨大的失落感，已经将司马迁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在没有寄托，没有方向，羞辱重重的阴影下，要坚强活下去，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与死神对抗呢？是父亲的遗言与个人的理想,这两者是统一的。
司马氏世典周史，这种自豪感从小就在司马迁的心里烤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父亲遗言，司马迁担起了这一大任。
司马迁深得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真传，但他在学术和见解上并不一味信奉，而是杂取众家这长。对死亡价值的问题，司马迁进行了独到的思考。《报任安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宫刑后的痛苦中，司马迁认为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选择死亡的价值。司马迁是个士人，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就是及时地立功名，他渴望建立一番功业，追求一种慷慨的人生。这点体现在《李斯列传》中：“得时勿怠。”此外司马迁作列传的标准是“挟义倜傥，不舍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是司马迁的慷慨之言，也是他内心的真实表达。自然而然地，对于司马迁忍辱偷生，有了初步理解，正如他在《报任安书》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在十多岁开始漫游，对历史进行实地考察。那些名人、能人的言论、思想和事迹，开阔了他的视野，增添了他的慷慨情怀。死亡是人生的终点，包含在人生内，所以司马迁的生命观自然也渗透到死亡这中。“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作为一名士大夫，生要壮丽，死要轰轰烈烈，在最后的生命火花中缩放最美的光彩。《陈涉世家》说：“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这是陈涉的呼声，同时也是司马迁自己的心声。
司马迁有渊博的知识，著史书很有把握。他曾说过：“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又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这种自信，以及对死亡价值的思考，不但没有让司马迁走向自杀之路，而是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
（二）小不忍则乱大谋
司马迁的生命观中，常常体现为一个“忍”字！宫刑这种苦，司马迁选择忍——忍辱偷生！因为他还有一个大“谋略”，即是他在《报任安书》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戳，岂有悔哉！”
强烈的自卑感，使人产生对优越感的向往。基于这点，司马迁无疑是想用文学的优越性，来弥补肉体的不全。忍小而就大，司马迁找到了活着的方向，也进一步坚定了著史这一信念。
司马迁这种生命观，也分散穿插在各本纪与列传当中。在《刘邦本纪》中：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候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在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刘邦的急，欲致韩信于死地。幸好张良有远见，韩信拥兵之众，用兵之善，恐怕刘邦的进攻会以失败告终，也有可能。刘邦听信忠言，还封韩信为真齐王。
在《留候世家》中，也讲到张良遇奇人，三度测试张良的耐性，自从张良由呈匹夫之勇到运筹帷幄时，老年人不禁一叹：“孺子可教也！”并传给平身绝学。成就了一代有名的军师。
司马迁的生命，杂诸子百家；历史人物的生命观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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