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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其中宋初的王禹偁和后来的欧阳修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名作家。
一、从王与欧的“道”论看其明道方式的差异
与王同时代的作家还有柳开、穆修等，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穆修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答乔适书》）。他们虽然也主张“文以贯道”的观点，但到底是有有些偏激，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王禹偁是宋代古文早期的重要作者,影响欧阳修等代表性人物甚为深远。
北宋初期,文坛上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的文风.王禹偁为了革除这种流弊,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他的散文作品,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诗歌方面,王禹偁在文论方面有所贡献，他推崇杜甫和白居易，其文论观点：于“传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即传道明心、有言有文。实际上要求文道合一和文行合一。早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和三年所写的《送孙何序》和《五哀诗》中，就提出了改革文风的意见。在前文中他提出“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认为赵宋建国三十年来德化已成，却很少有人以振兴文运为己任，着是不应该的。
王禹偁针对入宋之始，文坛上沿袭晚唐五代旧习的“妖艳”、“靡漫”文风，表示了强烈不满，主张“复古”，维护“斯文”。他在《答张扶书》中阐明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自己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主张“传道明心”，是王禹偁基本的文学观。其所谓“心”、“道”，与传统文论中“情”、“理”之义相近，是对文学作品须具有丰实内容的要求，与韩愈柳宗元文道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其实质体现了言志、缘情两大诗学思想体系的共存。
对于如何实现“传道明心”，他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即认为诗歌应做到文辞明白晓畅，平实易懂，这正是他学习仿效白居易“老妪都解”的讽谕诗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他也不排斥“词丽”，明确主张“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王禹偁《冯氏家集前序》）。要求“词丽”、“气直”、“意远”兼备，同样是为了实现“传道明心”的目的，但与一味追求平实的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表现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可见其在寻求“传道明心”的最佳实现途径并力倡平易诗风之时，已同时明确意识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重要意义，而这无疑正是他最终得以超越白体诗风的思想根源。“王禹偁发挥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比柳开更加强调文风平易，而且于‘传道’之外，提出‘明心’，于‘有言’之外提出‘有文’，他的文学见解，对欧阳修，曾巩等人起了先导作用。”
在唱和诗风弥漫的宋初诗坛，王禹偁能有意识地革除时弊，向杜甫和白居易学习，在宋代诗歌发展上，无疑是有功绩的。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小畜集钞》的序文中说，王禹偁“学杜而未至”，但又强调指出：“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欧阳修）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这段话揭示了王禹偁诗歌在宋初诗坛独步异响的面貌及对宋代文坛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对以欧阳修为开端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导启作用。欧阳修本人所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诗云：“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可见其对王禹偁的崇仰之情。其后，苏轼作《王元之画像赞并序》，热烈称颂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并自谓“原为执鞭不可得”；黄庭坚作《题王黄州墨迹后》诗亦云“世有斫泥手，或不待郢工？往时王黄州，谋围极匪躬。朝闻不及夕，百壬避其锋。九鼎安磐石，一身转秋蓬”，对王禹偁道德文章均备极推崇。通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创作活动，正显示了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形成的过程，而他们却几乎全然一致地崇仰王禹偁，并由其诗学成果“承流接响”，无疑透露了王禹偁诗歌创作所具有的成熟化了的宋诗的某些重要特征和内在质素，而这一点也正是王禹偁的诗歌在宋诗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论文也强调明道尊韩。但他所讲的道，不同于柳开等人的古圣贤之道，也不同于王禹□的"传道而明心"。他对道与文及二者关系作乐精湛的阐释。他一方面尊道和“师经”，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与乐秀才第一书》），另方面他又认为崇道并不是“事无用之空言”，"师经必先求其意"，因为“夫性非学者之所及”，“六经止所载，皆人世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答李诩之第二书》）。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即从关心百事中求道。这就“把儒道、经学和现实百事联系起来，从而矫正了空谈性命与玄理的弊病”。Q
“他虽然认为道胜而文不难自至，但‘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做〈书〉’。这就又把道与文区别开来，在重道的前提下，提出了文的相对独立性。”Q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同前)。但他又认为"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辞之美。他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基志》）。这或许与欧阳修的政治地位和柳开王禹偁等的不同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欧阳修所领导的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既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与王禹偁的文学观相比，欧阳修的观念显然有很大的包容性。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约制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化，在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的态度，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二、王欧明古文道方式的差异
二人都以复兴儒道为己任，主张“文以明道”，而要做到这一点要“依靠士人内在主体的自觉与智慧，既包含了渊源于孟子的心性儒学‘诚’，也包含了了渊源于荀子政治儒学传统的‘知’”Q。
“儒家主要的就是主体，客体是通过主体而收摄进来的，主体透射到客体而摄客归主”Q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然而“文以贯道”
的思想，在晚唐五代依然应者寥寥，直到宋代才真正予以高度的重视。
出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王禹偁写下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如他在京任谏官时所作《对雪》，从寒冬大雪无公务、一家团聚饮酒落笔，写到自己因此而想起“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在此酷寒天气中会是如何艰辛，最后归结到自责：自己身为谏官，却并未充分尽责，实是“深为苍生蠹”。还有贬官商州时所写的《感流亡》，描述一户因旱荒而从长安流亡到商州的贫苦人家的艰难情形，最后同样归结到自己仕宦十年，无所作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应该因被放逐而悲叹。这种构架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是已经出现过的。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类诗歌，我们会感觉到这些诗的感动力要差得多。
真正能反映王禹偁诗歌艺术造诣的，还是那些描绘山水景物、抒发内在情怀的作品，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
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
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这二首诗作于商州，王禹偁当时一方面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
老庄哲学来宽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怀个人命运的不幸。前一首中“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以拟人手法写自然景物，使之带有生动的趣味，这种写法在唐代还不多，在以后的宋人诗词中渐渐多起来，所以值得注意。
二首诗的结句，虽着眼点不同，但都是试图把苦闷加以淡化，也已表现出宋诗的理智倾向。这二首诗的写法很有白居易诗的特点，语言浅切，叙述从容连贯，层次清楚，没有突兀惊人的意象，也没有跳荡的表现，色彩鲜明但并不浓腻。诗中的对句，虽工整却颇为自然，让人感到亲切而不吃力。王禹偁诗常是这样浅易流畅、娓娓道来，而颇有
情味的，像《初入山闻提壶鸟》中“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刘博士》中“下岸且寻甘露寺，到城先问惠山泉”等等，可举的例子很多。他在《冯氏家集前序》中所赞扬的“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畅的风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风格。
另一方面，王禹偁也吸收杜甫诗的某些特点。据说，他儿子说他的诗与杜诗相似，他便喜不自胜，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他还说过“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甫备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偁诗中常可以看到杜诗的痕迹，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
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
诗写羁旅中的孤独凄凉之感和对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内涵与杜甫的诗近似，那种严谨的、开合变化的结构，起伏顿挫的格律、工整的对仗、情与景的相互衬托，都与杜诗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诗那样沉郁有力，气象壮阔。而比起率意浅切、舒缓流畅的白体诗来，它显得结构紧密多变化，语言上经过更多的锤炼。其实，就是前面所举出的《村行》和《寒食》，虽说学杜诗的痕迹没有《新秋即事》这样明显，但也是写得比较细致而又曲折和含蓄的，并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再泛吴江》、《今冬》，七绝《杏花》、《春居杂兴》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贺裳说他“虽学乐天，然得其清，不堕其俗”（《载酒园诗话》）。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么可以说：王禹偁虽羡慕白居易的放达，却学不到白居易后期那种闲适自在，内心总有拂不去的苦恼；虽敬仰杜甫的为人，却也学不到杜甫的执着与激情，故其诗风亦依违于两人之间。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
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
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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