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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庐陵事业起夷陵
文/林辉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五月，此时欧阳修30岁，却因“朋党”之罪，贬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谪令下达后的第四天，欧阳修和母亲就从汴京泊舟启程。自汴京走水路，行程5590余里，历时110多天，十月方来到夷陵。
入朝任馆阁校勘还不到两年时间,就旋遭“朋党”之罪贬谪夷陵，这种政治迫害对欧阳修的打击自然是沉重的。有人评价欧阳修这次遭贬是“曲里拐弯”撞上去的，他完全可以规避这次风险。但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因此，他敢于为范仲淹打抱不平，敢于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才有“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庐陵事业起夷陵”。这是清代诗人袁枚在其《随园诗话》中收入好友庄有恭的诗句，就贬谪夷陵对欧阳修一生事业带来的影响所作出的评价。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欧阳修贬谪夷陵，成为他人生的关节点。这种逆境，砥砺了他的政治品格，历练了他的宽简政风，加深了他对古文理论的探究，对其以后事业的发展影响至深。
一、砥砺了政治品格
面对年事已高的母亲，承受着第二任妻子
杨夫人去世的悲哀，在去夷陵的途中，欧阳修也是寸肝欲断，痛不欲生，乌发渐白。母亲郑氏夫人鼓励他：“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泷江阡表》）。人穷志不能穷，身处逆境志弥坚。于是，欧阳修与同时遭贬的尹洙、余靖约定，到达贬所后，一定要忠于职守，勤于公务，绝不酗酒放纵，散漫度日，“慎勿作戚戚之文”（《与尹师鲁第一书》）。舟中无事时，欧阳修又重读了《李翱文集》，在读到李翱写的《幽怀赋》时，他不禁置书而叹，叹而复读，反复再三，不能自已，“恨翱不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并写下读后感《读李翱文》，感道：“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其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而担忧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来到夷陵，“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桔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道居缮完，无不可爱”，这种美景美味，“是否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夷陵至喜堂记》）。欧阳修望着“江出峡始漫为平流”的壮丽景观，不禁发出：“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至喜亭记》），贬谪算啥，“始惧后喜”，“至而后喜”也。
《黄杨树子赋》是欧阳修贬谪夷陵当年冬天写下的托物言志篇。黄杨树是生长在夷陵山谷间的一种极普通的常绿灌木。“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欧阳修“江行过绝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因其“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便写下这篇赋歌咏它。赋中，他运用对比的手法，衬托黄杨树“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濆激”的环境；凸显黄杨树“枝蓊郁以含雾，根屈盘而带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的风姿；歌颂黄杨树“偏依最险之处”的“劲节”和“独立无人之迹”的“孤心”；赞美黄杨树“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的品格。赋末，欧阳修以“张骞移根”、“陆凯寄枝”自喻，表达自己的心境，体现出他至而后喜、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二、历练了宽简政风
“夷陵虽小县，然争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县吏朴鲠，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与尹师鲁第二书》）。
欧阳修在夷陵勤于政务，他从架阁上取来陈年的公判案卷，反复阅读，发现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无中生有，以假乱真，违法谋私，损人伤义，无所不有。他想象夷陵这样荒凉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那么天下就一定可想而知了。当时他便对天发誓：从今以后遇事不敢疏忽。
欧阳修在政务繁忙之余，还教百姓修建瓦屋，将灶屋储藏室隔离，把住人和养牲口分开，改变夷陵的陋俗。同时，教化百姓“动不违时”，发展农桑。
三、探究了散文理论
欧阳修尽管贬令夷陵，却时刻不忘古文，不忘对古文理论的认识和探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与乐秀才第一书》。文中欧阳修阐述了文与道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强调蓄道对为文的重要性。他以金玉和《易经》为证，说金玉光彩夺目，并非是因为加工修饰、染色洗涤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其自身质地坚实而自然发出的光彩。又说《易经》上的《大畜卦》讲：“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意思是说内在的蓄聚充实，而后光辉焕发与日俱新而不枯竭。因此“君子要多加吸取前贤的言论事迹，用来蓄聚自己的品德”。同时，他认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说明文相对于道的独立性。他同样引用了两例为证，说孔子为《易经》作传，周公为《尚书》作文，奚斯为《诗经》写诗，他们写作的文辞尽管都不相同，但却各自都被奉为经典。又说子游、子夏、子张和颜回都是孔子的学生，他们遵从的都是孔子之道。但是他们的为人处事各不相同，却各自按照自己的禀性而体现出道的境界。
欧阳修在正面阐述文道关系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社会生活实际，又从反面对文道之理进行了印证。他说当今的读书人有的不做深入钻研和诚信为人的蓄聚准备，只是用华丽的词藻求其文采，用夸张的语言故作高深博大。像这样如此勉强地写作，就会劳心费神，使有限的脑力导致枯竭。再说他们写作不向前人学习，那就必然委屈自己而迎合世俗的喜好，很少能够克服偏见而确立自己的观点。这样，他们不仅缺乏充实的内在德识，而且连自己所坚守的原则和主张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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