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孟子

爱华

我是在一个雨夜走近孟子的，那夜很静。寂静中，我直视着孟子的眼睛，我看到的是一种被称为“忧郁”的东西。我对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说孟子，我没有一点把握，毕竟孟子有着他不同寻常的地位，他头顶上那“亚圣”的光环，足以让人望而怯步。好在那无尽的夜幕，遮掩住我内心深处的慌乱，我便有了一种莫名的勇气。

说起孟子，不能不说孟子的母亲，她那“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的故事，曾一度广为流传，成为天下母亲教子的楷模。应该说，孟母是非凡的，她将教子看成了她生命的第一需要，为此她煞费苦心，为孟子创设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我想孟母肯定不知道什么教育的理论，然而，孟母的这些举措，却成为后人的一些教育理论的基石。难怪大清皇帝康熙也欣然题写：“孟母断机处”、“孟母三迁祠”。这等的荣耀，大概是连孟母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孟子生活在邹县，与孔子的故居曲阜相邻，而他又投在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徒下。于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就从一个脑袋输入了另一个脑袋。显然，这个输入经过了一种过滤，同时又融入了一种思考。孟子的思考极为缜密，我猜想孟子一定是一个行为举止极为规范的人，在他的眼里方就是方，圆也一定就是圆。孟子曾提出一种关于“人”行为的准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此四者，非‘人’也。”句式极为整齐，而且句意又十分的广博。虽然，孟子对人行为准则的诠释，并没有超越孔子的“仁”和“道”。但最重要的是，他将孔子侧重个人修养的“仁”和“道”，发展为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许多人在引用孟子的这句名言时，常常省略了后半句，这就在一种无意中，改变了孟子的初衷。记得最初听说这句话，大概是10多年以前，那时曾一度浸迷在一些形式整饰的格言里。当我在这寂静的雨夜中读孟子，我才发现自己也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而且，这一犯就是10多年，我感到一种羞愧，好在这个错误有了一个改正的机会。

孟子曾天真地幻想过这样的一种小康社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我想他的这些想法一定遭到当时许多人的冷嘲热讽，可他全然不顾，坚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疑，孟子是一个思想家。这种思想，源于他对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人民苦难的思考，源于他对当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暴政肆虐的思考。在战国群雄逐鹿的混乱时期，孟子的这些思想，则是许多思想家所不能及的。

虽然，孟子满肚子的治国韬略，虽然他也像孔子一样，四处游说诸侯，历经邹、任、齐、鲁、宋、滕、梁等国，可无人采纳他的意见，以为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他只得在65岁以后，沮丧地退居老家，也像孔子一样授徒讲学，于是他那充满了激情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抱负和自信也只能停留在《孟子》里了。我无法沿着孟子的脚印，去追随属于孟子的那充满屈辱和坚韧的历史，但我还是从孟子留下的文字里读出他的铮铮铁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尽管，现在很有些人早已把它扔到了垃圾筒里，嗤之以鼻，但我却从“大”那简单的笔画中，看出一个顶着天的“人”。

这“人”，充满着一种叫着刚烈的东西，他远远不像孔子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生与义不能兼得，他宁可取义，也无意苟且偷生；当死与不义不能同避时，他宁可赴死，也不愿躬行不义。“舍生取义”，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读出的却是昂昂乎的浩然正气。它曾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为国捐躯慷慨赴难，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道德准则。

我想这就是历史为什么记住了孟子，虽然他在生前倍受冷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记住了孟子，虽然如潮的时尚变着花样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把这些文字存放在历史中，历史为之而光彩；把它们拿出来放到现在，依然充满了一种魅力，思想的魅力是最为持久的。

孟子不需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