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日本主义者的孔子观

四十二年

日本的日本主义者的孔子观  日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狭义地理解可以说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日本的国家意识膨胀，为回答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这一重大问题而产生的主义。高山牛是其代表。1897年他与井上哲次郎、木村鹰太郎等建立“大日本协会”，机关刊物就叫《日本主义》。广义地理解则可以说它是包括此前的国粹主义、此后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这样象三宅雪岭和后来的德富苏峰都可以列入其中。
日本的国体和国民性是日本主义宣扬的核心。儒学虽然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它却与日本的国体与国民性相融合，成为其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儒学与日本主义的关系也就比较复杂。如高山牛一方面就批评儒学“保守回顾、退婴自满和形式主义”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其“实践道德主义”和孔子的乐天的实际的现世倾向。（88）他们还喜欢强调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区别，三宅雪岭认为“孔子之道在中国虽然流传二千几百年，但仅仅只剩下一种形式。在日本则不然，孔子之道不只在语言上而且能见于事实和行动。孔子之道事实上在日本才得以真正实行。（89）这种观点在近代日本十分流行。他还说“考证之学虽然远远比不上中国，但传播孔子之道，不负孔子之徒之名的，日本人要多于中国人。”他认为孔子之教在今天依然在传播，只不过形式和名词发生了变化。就教育来说，六艺的“礼乐即情育，射驭即体育、书数即智育”，其精神是一致的。在六艺之上，他强调以德为主，只有德艺双馨，个人才能有大发展，社会才能有大进步。（90）发展到军国主义那里，孔子便成为供其任意利用的工具。德富苏峰就明确地说：“通过孔子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解决现在的中国问题的线索。”“用中国人来解释孔子，又用孔子来解释中国人”，“用论语的笔法与中国人交往、引导中国人，这难道不可行吗？”（91）在他看来“孔子是所谓文明中国中鲁国这一最文明国的文明人”。孔子是一个“政治家”、“实用家”、“大机会主义者，从好的意义上说即临机应变主义者”他认为：“用武力来征服中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中国人是有文化的人，因此必须用文化的策略来对待它。”其目的就已经原形毕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