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儒宗：论孔学的现实性——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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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儒宗：论孔学的现实性——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  
论孔学的现实性
——兼及诸家的比较研究
徐儒宗

引言

　　当前学术界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对孔子学说之评价，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誉之者谓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毁之者则谓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褒之者言发扬其精华将有利于当前的改革，贬之者则言株守其旧说必成为改革的沉重包袱。各执其辞，卒无定论。鄙意则认为，孔子的学说，乃是一种既有远大理想，而又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学说。孔子从“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精密观察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仁”的学说，是一整套既具有系统理论，又切合人的心理感情，既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又能适应历史发展大势的一种泛应曲当、切实可行的经世方案。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世方案，突出地显示了其高度的现实性。这在与之同时的诸子之学中是无与伦比的。诸子之学，就其某一方面而言，固然都有其独到之处，然而求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可行性，则远不及孔子的仁学切合实际并深入人心。孔子学说中的某些具体内容尽管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变得过时了，然而孔子这种一切从人的本性和社会实际出发而创建学说的基本精神，则是永久不变的真理。总结这一基本精神而发扬光大之，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制定适合于现代文明的切实可行的伦理道德体系，仍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孔子本乎社会实际的济世思想
　　孔子是一位怀有济世抱负的伟大思想家。故其学说，乃是一种既有远大理想，而又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学说。他向往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满怀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政治抱负，有志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道德境界，追求着智、仁、勇兼备的完人修养，还毕生致力于“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事业等等，可谓都是远大而崇高的人生理想。然而，就其全部学说的思想体系而言，则是立足于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的。
　　孔子立足于人类社会以明道立说，故重人事而罕言天道。虽有时偶尔涉及本体，也没有象道家那样从宇宙怎样生成、怎样从“无”到“有”开始，而是就业已存在的宇宙说起：“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易传·序卦》。笔者按：《易传》虽非全是孔子所作，但它和《论语》一样，作为孔门弟子或后学记述孔子言论的书，则是可信的。）他没有论及“天地”从何而来，大概是因为这离现实太远了。而业已存在的天地和万物，则是和人类密切相关的客观世界，才值得探讨。因而，他接下去就马上转入了人类社会：“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他之所以要探讨天地和万物，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乃是为了更好地探索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规律，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开物成务”，“以定天下之业”（《易·系辞上》）。所以他非常赞赏帝尧那样效法自然的为君之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他认为，尧之为君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成功而有文采，正是效法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果。那末，人怎样效法自然界呢？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象传》）。又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如此等等，自然界的现象，无一不寓有足资君子所取法的道理。又如在《易·革卦》里，他研究了自然现象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必须变革这一道理后，悟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遇到阻力时，也必须实行变革。所以他断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他对于汤、武推翻桀、纣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一史实，即用促成万物生长的四时变化规律来论证其合理性，可见他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其现实性又是多么鲜明！他这种立足于人类的现实社会去研究自然的观点，无疑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