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民国政要--夏寿康（辑录）

宗风志

民国政要夏寿康
夏寿康，字仲膺，今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龙王墩人，生于1871年。其世代不事农商，以读书为本，教馆为业，故时人誉为“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其家族与陶、万二氏同为当地名门望族。
夏寿康一家二代三进士。夏寿康之父夏葆彝，字子琴，号文宿，笔名井字山人（因房于井字山下，故名），由拔贡而孝廉而进士及第。张之洞督鄂时，对其甚为器重，多次被任命为府考及秋闱房官。后由吏部签发浙江钱塘县令，病逝于任所。夏葆彝平生著述颇多，所著《井字山人诗存》四卷曾付梓。夏寿康之兄夏福康字伯渠，长寿康10岁，博览群书为当时士林之秀。福康进士及第时，族人拟在祠堂前竖两枝旗杆，正待举行典礼，其母出而阻之曰：“祠堂外隙地甚小，祈居只树一枝，虚一枝留与下代。”其母转顾福康兄弟谆谆告诫曰：“汝弟兄应发奋攻读，以后功名，倘次于乃父，或与乃父同等，不得树立旗杆，必超越方可，慎之勉之。”福康谨遵母言，不入仕途，养亲课弟，以主持家计为己任。虽家境贫寒，但对寿康夜读之灯油从不吝惜，对其所作诗文批改甚祥。夏寿康自幼勤攻苦读，每夜必鸡啼方寝，朝如斯，寒暑无间，后学业终成，功名益进，中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1907年，由学部派赴日本考察政治，接受维新思想。回国后因母丧返鄂，适黄州（今湖北黄冈）大水，留办赈抚事。1909年当选为湖北谘议局副议长，曾上书建议疏浚江河。辛亥首义时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副部长、湖北都督府参议。次年3月任《强国公报》干事，7月，任湖北内务司司长，10月升民政长。1913年10月，任政事堂铨叙局长；1914年初，袁世凯成立政治会议，夏寿康当选为委员；同年5月，转任肃政厅肃政使。当时北京风气很坏，尤其朝官眷属竟尚侈奢。夏曾奏请整伤风纪，云：“处唐虞赓歌之世，而有郑卫秉简之风。自古惟簿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其何以树朝政而端国俗。”1915年，袁大封官爵，授少卿；次年1月3日，进叙一等。1917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平政院长，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协调“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多次伺黎逼索总统印绶。黎与夏密商后，抱印赴天津，府内事由夏周旋。同年8月，夏任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1920年，徐世昌任总统时，王占元任湖北督军，孙振家任湖北省长，湖北苦其收括殆尽。同年9月18日，北京政府免去孙振家的湖北省长职务，任命夏为湖北省长，却遭王占元抵制。在王的策动下，湖北议会的倒夏派通电反对新省长，使夏不以如期赴任。夏遂打出自治旗号，以鄂人治鄂，与王对抗。10月8日，夏发表讲话，公开主张民主，实行军民公治。11月29日，夏抵汉，王派兵“保护”，实则是相逼，使夏不能在武昌省署办公，远避汉口商场督办处托意务商。1921年1月1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成立。1月14日，夏在设宴招待筹备处成员时声称：“自治为共和真谛，本届着手创办，须群策群力，按各级制度，顺序而施。”其后，各种自治团体的涌现，使湖北的自治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一日，夏赴督署拜会督军王占元，王知夏喜吸丝烟，即用铜质水烟袋招待，并对夏说：“湖北烟丝可称名产，其他物产亦颇丰富。”夏回答说：“湖北物产好而且多，皆缘土地肥沃所致。”王觉夏语含讥训，更是嫉恨。夏拟渡江至汉口，王派卫队驾车护送，刚出汉阳门突遭暗枪射击，然未中。夏的两名镖师立即将射击者抓获，经审讽，乃受王指使。王继而派兵包围省长公署，夏甚为恼怒，一气之下，北上赴京。
北洋政府对夏为表示安抚，调充河工督办，夏未就。
1923年11月14日在北京去世。
夏寿康自1909年当选为湖北谘议局副议长步入仕宦的十余年间，为官清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除藏书、祖遗两间破屋及族人于祠产中拨赠之土地外，则别无他物。在任期间，也未以职权委用私人。亲朋故旧有求者，皆一概婉言拒绝。其长婿阮心如，黄安人，因家贫赴京，欲谋一栖身之所，以维持生计，然居京近一载，夏未与谋职，乃返故里，以教蒙馆为生。其甥万耀煌，由夏寿康抚育成长，因家贫赴京谋事，夏仅与一私函，荐万赴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后晋升师长、军长、兵团司令、陆军大学教育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位，均自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始。万耀煌曾回忆曰：“若无二舅之指引，则无以有今日。二舅之为人处世，将永为后辈之楷模也。”
夏寿康从政善举甚多，最为人所称道者是惩贪与办学。
民国初的肃政厅设都肃政史一名，另有肃政史十六人。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与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民国北京官场上“都老爷”的名称再度复活。按当时制定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处罪很重，其第二条规定：贪赃五百元或一千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督查机构还是做了不少的事，在北洋政府前期，查办了四百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都肃政史
夏寿康查办京兆尹王治馨的贪渎案，并最后判死刑。京兆尹是由清朝顺天尹的官名改称来的，管辖北京地区和附近二十四个县。清朝一般大城市的政府称府，最高长官称知府，而顺天府是首都地区，为了显示特别，将官名称府尹。尹则来源于秦汉前时代的官名。民国初的京兆尹，就相当北京市市长。这是民国初年有名的腐败弹劾案，弹劾部长级官员并处以死刑，确实极为罕见。王治馨，山东莱阳县人，并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很早就在袁世凯的手下做事，在清朝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曾派王赴东三省办理某事，王即有贪鄙不法行为，事后返济南为袁所知，立即被袁吩咐捆绑出去斩了，当时有人为之说情，始免做无头之鬼。其后王攀附上袁的亲信赵秉钧，为赵所重用。袁世凯后督北洋，锐意举行新政，命赵创办巡警，王追随投身警界，算是中国警察从无到有的元老级人物。赵秉钧在清代已是全国警察总监，王则在1905年成立的京师警察厅为官，直至民国后任京师警察厅总监。1914年，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秘密调查，查实证据，上报总统。而袁世凯饬复奇快，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民国枪毙腐败部级大员，王治馨是第一个。
夏寿康为乡梓办学，是他一生中另一件重要的善举。1912年10月，省民政长官夏寿康批复省参议员陈宣恺的呈请，拨发粮道旧署作为中华学校永久校舍。1912年至1913年时，原广东道尹王韬蓭倡议动用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所征收的湖北米厘税款“设立武汉大学”。这是迄今见到的最早使用“武汉大学”名称的创议。时米厘税款已划拨交通部，夏寿康极力周旋，取得该款利息作为办学经费。至1916年，同仁商定先设商业专门学校作为武汉大学之基础。议成后即报教育部批准，决定设立国立商业专门学校于武昌。1916年9月，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三道街存古学堂旧址宣告成立。根据当时的高等学校章程规定，学生全部学程为4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3年，修业期满，经考试合格，授予毕业证书。学校开办当年共招收两个班计96名学生。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并由汤化龙、夏寿康、王铁公等社会名流创办，这在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设立之前，中华民国政府已设立了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原北京大学工学院前身，1953年院系调整后并入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原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中国政法大学前身），这些学校和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工、农、医、法、商五大专校）一起构成了中华民国国立专门学校的教育体系。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所国立商业高等学校，也是惟一一所设在首都之外的国立专门学校。
1923年夏，业经五四运动洗礼而日显重要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建议学校当局更改校名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经报湖北督署批准，暑假后即以大学名义招收新生，并更换了校牌。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商科大学之一，另一所是成立于1921年的国立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此后，学校得到较大发展，社会声誉迅速提升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1926年夏，日本各大学商科教授组织了报聘团前来应聘武昌商科大学教职，说明此时的学校已在国外享有一定名气了。
1920年夏寿康在鄂任省长150天，政情险恶之际，仍坚持创办武昌私立法政学校，黄州初级师范学校，启黄中学。
可以说，夏寿康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导者和奠基者之一，在中国教育史上应有其一定地位的。
夏寿康晚年皈依佛门。民国十年十一月，太虚大师开讲法华经于北京弘慈广济寺，时任平政院长的夏寿康及数百人授皈依（太虚自传十四；法华讲演录弁言）。太虚大师并于南池子夏寿康宅讲因明论，自此，夏寿康潜心佛学，颇有心得。
1923年，夏寿康病逝北京，由鄂督萧耀南迎丧返鄂，其灵柩至汉口车站，再转轮船送阳逻码头。送牌匾挽联者，有北京、湖北各机关团体，部分省之督军、省长、知县及社会贤达，当代名流亲朋故旧等。联匾之多，不可数计，其中有不少佳作，且书体亦精。其奠仪庄严肃穆，可谓哀荣，殊为罕见。
夏寿康有三子五女，长子安修，攻读北京大学后留学法国，专学法律，回国后，在上海与章士剑先生一起开办法律事务所多年。次子安伦，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担任工程师职务。三子安侗，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先在交通银行任职，解放后在广州人民银行工作。五个女儿有四个早年去世。小女淑能，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其夫蔡维卓，乃金陵大学学友，后留学美国，1944年，由重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往印度任领事，后转印度尼西亚任总领事。蔡后来还任过台湾当局驻美代表、驻沙特阿拉伯代表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