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画家夏明远访谈实录（辑录）

睦族社

百岁画家夏明远访谈实录
一．我的人生轨迹处处打着时代烙印
1912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波澜壮阔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终结，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一年的初秋时节，我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名门望族——夏恒庄，我的祖父竹楼公是一位民间文人，他著有诗集。少年时期，我就跟随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十二三岁的时候，祖父为我从亲戚家借来一套石印的《芥子园画传》，年幼的我如获至宝，从此天天临摹。中学时代，我又师从留日归来的山水画家宋南谷，技法得到了提高，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和绘画结下的不解之缘。
1932年，我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工艺系，先后师从黄宾虹、潘天寿、倪贻德、郑午昌、诸乐三等学习，系统地受到学院派的基本训练，画过素描、水彩、油画、国画。当时正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鼎盛时期，在校学生达数百人，沈逸千、魏孟克、王麦杆、李立民、蔡若虹、王琦、姜焕等后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画家。在上海美专学习期间，我课余还参加了上海美专木刻研究会，研究木刻版画。木刻研究会成员有金蓬荪、陈葆真、王紫平等人。当时，上海美专的许多进步学生参加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活动。我和同学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到校外散发传单。当时，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从事这类***外围活动十分危险。我的一位女同学、木刻研究会成员的王紫平，就因为参加这类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后惨遭杀害。
1935年，我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到汉口女中任美术教员。这一年，我在汉口举办了初度个人画展，并结识了画家唐义精、唐一禾、王道平等人。如果没有重大社会变故，我也许会沿着教书－绘画的道路走下去，但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我安静的生活。抗日战争开始了，作为热血青年，我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参与到拯救中华民族的行列中。1938年初，经上海美专倪贻德老师介绍，我到武昌政治部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带领下，作抗日宣传工作。不久，我又被派往皖西、赣东前线，任战地宣传队队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武汉沦陷后，我辗转到了四川江津，从头执教国立九中。在江津教学期间，我结识了中国***创始人之一陈独秀。陈独秀与我的祖父十分熟悉，我们两家的晚辈还是亲戚。在江津的４年里，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到陈独秀家去，给他带些报纸、文具及生活用品；还时常伴随陈独秀在江津一带村子考察。关于这段经历，1992年，我曾撰文《回忆陈独秀先生》，发表在上海书店出版的《津门文缀》上，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1943年，我返回抗战前线，任34集团军司令部特务团上校总干事，驻扎在西安大雁塔。他辅导官兵开展文娱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在西安期间，我举办了第二次个人画展，并结识了赵望云、关山月等画家。
抗战胜利后，我参加联合国善后布施总署的工作，任安徽分署安庆仓库主任，负责分配布施物资。当时，安庆一带既有国民党统治区，也有***的按照地。我把许多重要物资如汽车、药品调拨给解放区。1949年，安庆解放，我由统战部保送，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毕业以后，我到了天津，任教于河北省立天津师范学校、河北师院附中。
我的人生轨迹上，处处打着时代的烙印。解放前十几年的经历，我为之付出繁重的代价。因为曾任３４集团军司令部特务团上校，“不适合当教师”，我先是被调到资料室做资料员，“文革”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我的两个儿子也因此而受牵连，分别失掉了去上高中、大学的机会，1965年，他们又双双赴甘肃省扶植兵团。这件事及后来的变故，可以说是我心头的隐痛。我被遣送原籍后，我的老伴带着我们4岁的女儿，随“626“医疗队去了宁夏，在那里工作了９年。
1975年，我落实政策，从头回到天津美术学院工作。这个时候，我早已年逾花甲。
二．技巧与意境是山水画创作的两条腿
我自小喜爱画画，尤其喜爱山水。我的绘画，开始主要是练习一些基本功，各种画种也都尝试了一下，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我在中学教过几年美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武昌政治部第三厅工作，郭沫若是政治部部长，周恩来总理是副部长，我在他们的带领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被派往皖西、赣东前线，任战地宣传队队长。解放后，我长期从事美术学院资料工作，并一度教授中国美术史，然而我始终没有忘记寄情于山水画创作。
在从事美术资料工作和中国美术史教学中，我阅读了大量画史画论，特别是山水画史和画论，了解中国画历史和技法的演变与发展。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说：“唐末以降，山水居首，知山水而知中国画也，其道、其理、其情、其趣，暨宗、法、派、系，每于山水画中见之。”他又说：“山水画又是文人画家驰骋的最主要苑地。历代画论也主要在山水，历代的画法、画风、画派之演变也主要在山水。”确是事实。
中国画，是讲究内涵的。画家的修养、性格与学识，都与内涵有关，都能表现在纸素之上。清朝王昱在《东窗画论》中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画中理气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养心性，则理正气清，胸中自发浩荡之思，腕底乃生奇异之趣，然后可称名作。”宋朝赵孟頫在《论画品》中说：“画有神品、能品。神者才识清高，挥毫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传授，下笔有法，学而知之者也。”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我毕生钟情于绘画，立品正心，广师诸法，才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在创作方面，我主张既要有传统的根底，又要有时代的精神，我的作品一直本着这两个要求去努力。
“清新朴拙”这四个字是刘海粟先生为我题写的，这寄托着先生对我的自身个性以及美学修养的勉励之情。
中国画之三大分科，人物画最早，山水画次之，唐末五代以来，山水居首，乃由其社会原因，魏晋以降，社会动乱，阶级斗争激烈，人们心向隐逸，山林乃最好的地方。所以郭熙在《山水训》中说：“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圆养素，所长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也。尘嚣疆锁，此人情所常压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按以上所说，系说明山水的大自然，既超越尘俗，而又涵融丰富。故能成为人的精神解放安顿之地。此乃山水画得以成立之基本原因。
向自然学习，只是画家修养的一个方面，技巧的训练也是不可少的。若无技巧的训练，虽有好的意境，亦无从表现出来。传统技巧乃积千万先人之经验。学习传统技巧，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传统技巧也在发展之中。这种情况，从山水画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明。
中国画绝非仅仅关乎技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乎创作者全部的文化修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作为一位中西兼通的画家，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素描基本功，如果立志作中国画的话，还必须具备功力深厚的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如此，方能西画中画齐头并进，俱各出色。当代画坛上的两位大师，刘海粟和朱屺瞻都是现实的典范。尽管朱屺瞻在他的山水画里用了不少西洋画的用色法，但他画的仍是纯正的中国画，没有人把它当西洋画看待。刘海粟的山水，特别是他为数众多的黄山图，更明确的是用了油画的着色法，但其结果，也仍然还是中国画，而不是西洋油画。
具体到艺术创作上，我认为中国画创作所要遵循的标准应立足于三个方面：一、“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严密到严密，经过千百年来许多带画家积累起来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艺术创作的标准时，不能隔断历史而“另起炉灶”，要能很好地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又要根据需要努力开拓创新。二、“时代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在历代画论中，就集中体现出当时当地的艺术精神。例如，六朝人重“神韵”，故“传神论”、“气韵论”生焉；宋代士人心态常呈迟暮落寞之状，故多主“萧条淡泊”、“平淡”、“荒寒”之论；元人多“逸气”，故“逸气论”风行不衰。可以说，一部中国画史的发展，就是不同时代精神体现在绘画艺术上的叠加。懂得这个道理，对于当代的中国画创作，就要在变中求新，深入挖掘当代中国画的时代精神。三、“个人风格”。在个人风格的形成方面，任何一位艺术家的出现或任何一种艺术流派的建立，都不可能离开前人的经验和现成的土壤，即使被称作20世纪艺术革新家的毕加索也不例外。所以，对于前人的经验，我们必须要加以重视和借鉴。然而，继承与借鉴不是最终目的，对于一个画家而言，能否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往往是其一生追寻的目标。个人风格的形成对于画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急于求成的心态是要不得的。我认为对于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明确的艺术质量标准。标准明确，那么努力的方向也明确，优劣的评判也可以明确。因此，一幅画能体现出这三方面即是好画，以这样的原则努力创作，我想是可以把艺术实践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三．中国画不能抛弃民族传统妄谈创新
我的山水画创作原则是：不远离传统，亦不囿于传统，必求有时代精神与个人风貌，未必如此，但力求如此。
唐末五代以来，山水居首，历代画论也主要在山水，历代的画法、画风、画派演变也主要在山水，不能不与此无关。中国古代绘画，山水居首，中华民族的精神形之于绘画，也是体现在山水画上最为清晰。
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源远流长的中国画传统到了明清，总的趣向也走向了下坡路。陈陈相因，固步自封，创作题材与审美领域因之越来越窄，由于技法不多，要求不严，文人画逐渐成为文人及非文人之墨戏、玩票，无休止的相互抄袭和抄袭自己，的确使中国画缺乏生气，而无时代气息。这种情况，也主要表现于山水画方面。中国画如何创新？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为人们所提出，并有不少人士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如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都认为应该用西方绘画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与此同时，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则在实践中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时至今日，围绕山水画如何创新，尚有很多争论。中国民族绘画，正面临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山水画科的创新，更是令人注目。以黄宾虹、傅抱石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山水画，或如“墨沈翻腾”，或“若风雨骤至，海涛澎湃”，一反明清萎靡甜俗之末习，正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的代表趋势。
中国山水画创新，必须立足于民族传统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画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美学思想和相应的造型规律和笔墨形式。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其实，山水画的发展远非只经历这五大变化，中国山水画在发展中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营养的过程。所以，中国画要创新，就不能抛弃民族传统，割断历史，而是要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方绘画之长的基础上创新。另一方面，还要有“敬业”精神。苏轼曾说过“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由此，我认为，对于中国画的创新，如果离开了“难”和“美”的“创新”实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画贵在“意”的传达，强调“虚实相生”，“气韵生动”，这些都离不开“骨法用笔”，抛弃这些基本点去创新，就不是中国画。
中国山水画的创新，必须以能否体现时代精神为标准，笔墨技巧不过是为内容而服务，历史证明笔墨技巧随时代也不断在发展创新，纵观中西绘画史，莫不是如此，抛弃民族传统，割断历史去创新是不可能的。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方之所长的基础上创新，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创新赋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抛开这样的原则，就谈不上创新。我所主张的中国画创新，既要尊重、继承传统，又要努力创新，追求发展，善于借鉴采用西洋画的技法。最终的结果是要在笔法、构图以及已经上达到和谐统一，形成纯正的中国气派绘画风格。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去探索的。
四．写生是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和感悟
山水画的创作需要收集一些素材作为创作的基础，我的家乡在山水风景秀美的南方，平时我也浏览一些名山大川的资料，以此收集创作的素材，这些都是山水画创作必要的功课。我写生的时间也相当长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我就经常出去写生，黄山、都江堰我都去过，去得最多的还是黄山，一共去过9次，92岁的时候我还再登了一次黄山。徐霞客说：“登黄山而天下无山，观止矣！”我是安徽人，非常喜爱黄山，不仅仅因为黄山的风景很特殊，还因为对黄山有种特别的感情，我在黄山的光明顶待了很长时间，创作的黄山题材的作品也不少，差不多有几百幅，我几乎走遍了黄山所有的地方。我的很多山水作品，都饱含着我浓浓的思乡之情，我曾经画过一幅《江邨》，画面上浓树烟雨迷蒙，远水帆影隐约，一片江南景色，我的朋友看了这幅画之后，曾题诗一首：“君家笔底云烟处，尽是故国旧梦痕，秋来腰脚当稳健，相期偕手到江邨。”
我认为，艺术创作一定要有生活基础，像画山水画，就必须写生。虽然写生并不一定就能画好山水画，如实景写生，并不可能就画出好画，但写生可以丰富画家的涵养。我这里说的写生应该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指现在艺术院校的学生到外面的对景写生，还包括目识心记的游历等等，实是对生活的观察、认识以及感悟。也就是说，写生并非如实照搬照抄自然景物，画家在写生过程中，必须加以剪裁，使之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之境。所以石涛有“搜尽奇峰打草稿”之名言，就是强调画家要面向现实，投身到大自然中，为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而深入生活。
历代画柳树的人也不少，我画柳树，就希望画出一番情趣，和古人不一样，有我自己的风格。我画的柳树，枝干都用浓墨，老枝多向上直伸，新枝微微下垂，笔锋矫健，密而不乱，然后以淡绿衬着。这样画出来的柳树，一派婀娜之姿，飘然纸上，望之即生荫凉遮地之感，仿佛满纸春风拂过。柳树画好之后，我又常常在柳树梢头衬上点点远帆或者在柳荫之下泊几叶小舟，让观者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生活气息。
特别在画垂柳时，我也与别人有些不一样，我画的柳树枝干都是重笔画出来的，柳叶也是一笔笔揪出来的。在画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观察比较细致，另一方面大胆地加入自己的体会。
五．乡愁，是中华文化永恒的主题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艺术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并不在于完全顺着人生社会现实上的要求；而有时是在于表面上好像逆着这种要求，但实际则是将人的精神，社会的倾向，通过艺术的逆地反应，而得到某种意味的净化、修养，以保持人生社会发展中的均衡，维持生命的活力、社会的活力而不坠。山水画在今日更有其重要的原因正在如此，顺着现实跑，与现实争长短的艺术，对人生、社会的作用而言，正是以‘水济水’，以‘火济火’，使紧张的生活更紧张，使混乱的生活更混乱，简直完全失掉了艺术所以成立的意义。”
艺术家的创作也会影响到他平时做人的修养，我的前半生，经历了太多，既有惊险的革命经历，也有无法言说的人生伤痛，但是生活给了我愉快和获得，人生况味，在我这个年纪，可以说都已经尝遍。我的处世态度就是：有些事情不去强求，随遇而安，矢志于绘画，沉醉于绘画，忘情于绘画。
在《论语·里仁》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从青年时代起就辗转大半个中国的我来说，读到这句话，总是感慨系之。乡愁，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每每午夜梦回，我最惦念的依然是故乡风物和人情。
对于家乡，我始终有种依恋之情，一直心系故里，2004年，我将数十年创作的书画精品和收藏共计133件无偿捐赠给家乡，为此，安庆市政府在安庆时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夏明远艺术馆”，用来收藏、陈列我这位游子馈赠给家乡的这份礼物，他们还印制了《夏明远先生捐赠书画作品选集》。
作为我这一代人来讲，参加过革命，又一直做的是教育工作，总有种“天下为公”的情怀，热爱我们的国家，希望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只要力所能及，总希望为社会做点什么。公益活动上，我曾义务为天津纪念馆、天津市外事局外宾楼、扶贫总会及香港回归活动作画，2003年，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也参加了为医务人员献画活动。参与公益事业跟我创作上的设想有关，我希望通过艺术增加我个人的生活活力，也增长我们社会的活力，让大家都能受到高品质文化艺术的熏陶，让我们的文化事业越来越繁荣。
六．养生要豁达淡泊，关键要养心
我今年103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牙齿固，腿脚好，睡眠安，饮食香。有朋友说，在天津乃至全国书画界，有这个春秋而身体康健者，只有寥寥几人。我能有这样的好身板，得益于我自己一些好的生活习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好锻炼身体，锻炼的方式就是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洗完脸梳完头之后，喝上一两杯凉白开，这是很多年保持下来的习惯。梳洗完毕喝完水，我就出门去散步，沿着还河畔，有时遛到北安桥，有时遛到西沽公园，每次40-50分钟，几公里的路程，我安步当车，爽心健身，即便住高楼我也如履平地。正所谓“体健不惧楼高”，早先天津美术学院调房时，我特意要求住5楼，每天上下楼四五次，都不觉得是负担。就这样，我每天都坚持锻炼，前后差不多有几十年，我的身体健康和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有很大关系。另外，我也保持了很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中午吃过午饭后再休息一下，晚上八点以前就上床睡觉，这些习惯几十年雷打不动。我以前每年都要到外地旅游或者参加学术活动，有时候也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之所以都能如愿以偿，就是因为有一个健朗的好身体。除了锻炼身体，我还非常注意思维锻炼，每天要记点日记，内容包括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有时也对自己生活的情况加以评价，我也关心时事，广交朋友，保持与社会同步。我订阅6份报纸、两种杂志，除了读报刊杂志，我还看电视听广播，经常逛书店，有时在书店里一待就是半天。我非常喜欢看书，像历史的书籍、诗文评价的书籍、名人的传记，我只要有时间，都会拿过来看一看。我虽然离休十几年了，但是每天都很忙，在家里和自己忙，在外面和同道们一起忙，忙中有无穷的乐趣。养生要重视养心，绝不能本身伤害本身。
说到养生之道，我能活到这个岁数，一靠年轻时的锻炼打下的好基础和科学的保健方式，再有就靠的是我的好老伴的悉心照料，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伴朱静馨，她是肺科医院退休的医务人员，经历也非常坎坷。当年我被遣送回原籍时，她带着4岁的女儿远赴宁夏，一去9年。也许是一同经历了太多生活的磨练，面对各种难以应对的生活琐事，我们俩都能心胸坦荡、平心静气地妥当措置。我的老伴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十分讲究科学，我们每天的食谱都由她来安排，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再适当补充一些保健药。我们俩生活都非常有规律，每天一起遛早，即便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对老伴的精心安排，我总能心领神会，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老伴的照料，我活不到这个春秋。我在九十多岁时曾经写过一首诗秒速我的老年生活：“年华九十望百年，几经风霜只等闲。平生勤俭铭座右，处世淡泊好随缘。难得老来身康健，且喜生活胜往先。老骥伏枥思千里，喜看夕阳红满天。”豁达淡泊，与时俱进，不仅为我赢得了健康长寿，也为我博得了艺术的芳华。
在绘画的实践中，我想，经常翻阅画史画论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绘画之余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刚才所谈的时代精神，我想也应该从宏观意义上去理解和挖掘，这其中也必然包括着政治、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要具有对新事物敏锐的洞察力。我很庆幸自己赶上最好的时代，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变化，这30年整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外交等方面是近百年来最好的状态。对于这诸多方面的关注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绘画实践，所以，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作品的面貌会自然地流露着一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气息。这与我自身对事物的关注以及阅读应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认为，一个好的画家，首先要有较高的自身修养，也就是说，要有广博的文化素养，能熟练自如地运用艺术表现的种种手段，并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这样才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