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公元1904～1981年)，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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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公元1904～1981年)，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江苏省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抗日英雄。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终老大陆。

其青年时代为中国抗战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杜聿明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西方化将领。如果说张自忠是中国传统武将的代表，孙立人是中国儒将的代表，张灵甫是中国少壮派猛将的代表，那么杜聿明则可算是中国少有的西方化将领的代表。

在抗战中，杜聿明是为数不多的“闪电战”的坚持者。与大多数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积极防御，稳打稳扎的战术不同，杜聿明的特点就是进攻！以优势的火力压制敌手，以最快的攻击速度打挎敌人，其经典战役就是昆仑关大捷。当然，杜聿明的成功与蒋中正对他的宠爱分不开，他所掌握的部队是国民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也是他有条件去完成他的军事部署。然而，他最后的失败却也恰恰是因为这一观念，在广阔的淮海战场上，面对人民解放军“运动战专家”粟裕将军的口袋战术，杜聿明仍然坚持进攻战术，以至最终被分割包围，惨遭俘虏。

杜聿明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则是在抗战八年中缔造的。他消灭倭寇的数量虽然不及薛岳，但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日本最精锐的部队，其战斗的艰苦程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杜聿明手中有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部队，因此杜聿明的胜利，是中国陆军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战争方式打赢的胜利，其对中国陆军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1939年11月17日，为截断中国西南国防交通线，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发起对华南的攻击。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寇板垣第五师团之中村正雄的第十二旅团进占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16日，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反攻昆仑关。这是第五军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战役，杜聿明要求各师长：“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一举消灭敌人的‘钢军’，打出我们第五军的威风来，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利害！”

12月18日拂晓，在战车、炮火掩护下，第五军对昆仑关日寇发起猛烈攻击。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担任主攻，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夜各部乘胜进行夜袭，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2月19日午后，日寇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发动反攻，昆仑关又被夺去。此后，双方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杜聿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运用灵活战术，机动作战，随时调整作战部署，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寇凭着“钢军”武士道精神和所占优势地形，顽固抵抗。杜聿明经过缜密的分析，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稳扎稳打，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从12月23日起，日寇虽增援了两个大队的兵力，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督战，也不能挽回败局，反被当场击毙。第五军相继攻克同兴堡、罗塘堡、653高地。第二○○师师长戴安澜亲自督军奋战昼夜，前赴后继，终于夺取了界首阵地。杜聿明情不自禁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12月31日，邱清泉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

这次战役以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日寇一个旅团长、两个联队长、三个大队长被击毙，班长以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人，被俘一百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军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抵抗。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中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杜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了一座“陆军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楷书了四百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们说：“这次抗战胜利……需要着重宣传的是，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杜聿明率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将士，与日寇作战一千七百余次，共歼灭日寇六万多人。这一数字虽然仅次于张自忠与薛岳这两位抗日名将，但其战斗的含金量却为最高，因为他面对的都是日寇的王牌师团。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中正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聿明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聿明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11月5日，杜聿明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聿明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聿明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是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中正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聿明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1946年1月10日，杜聿明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

杜聿明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4月16日，返回沈阳。杜聿明回到沈阳后，得知在他卧病中，熊式辉、郑洞国曾指挥由美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调来的五个军，向解放区猖狂进攻，虽然进占了抚顺、鞍山、铁岭、法库等地，但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坚强阻击，损失重大，士气低落，形成僵局。因此，如何消灭共军主力，打开僵局，成为杜苦心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决心一方面就现有态势，让郑洞国继续向四平进犯，一方面搜集东北民主联军的情报，寻找主力，以求一逞。杜聿明认为：从地形上看，本溪为沈阳门户，如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于山海关以南，就可扼要据守，抽出一个军到四平方面，以优势兵力向四平进攻。于是命第五军、新编第六军对本溪准备攻势。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乎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聿明部于5月19日侵入四千。随即，杜聿明向蒋中正派来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说明了要——举进占长、永的决心和处置，并分析了双方态势，列举四点理由：㈠进攻四千目的，就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不继续前进，则前功尽弃；㈡国军整训，共军也整训，而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必然坐大；㈢进攻命令已经下达，中途变更会引起混乱，有被敌各个击破危险；㈣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电力可以利用，在地形上可依松花江天堑与共军隔江对峙。杜聿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到长春绝不停止。白崇禧曾一再问杜聿明：“有无把握？”杜聿明肯定说：“绝对有把握。”使得蒋中正、白崇禧均同意了杜聿明收复长、永后再和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的计划。为此，杜聿明在以扇形追击打破东北民主联军之离心退却，保持追击重点于长、永方面，作了部署。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D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聿明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杜聿明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聿明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洞国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聿明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聿明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医治和疗养，杜聿明身体康复，蒋中正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上任不久，奉蒋中正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途中，杜聿明获悉济南于9月24日被人民解放军攻克，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被俘，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转向徐州、商丘等地。同年9月21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中正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他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飞锦西，再乘汽车溜到葫芦岛，转飞北平。19日，蒋中正电召杜聿明等人去北乎参加军事会议，研究收复锦州事宜。会前，杜聿明和卫立煌商定，不同意进攻锦州，认为此时强攻锦州，将会招致全军覆灭。蒋中正则坚持收复锦州的意见，当晚，蒋中正派参军罗泽闾去找杜聿明，要杜聿明接卫立煌之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他拒绝说：“我有病，不能去。”第二天早上，杜聿明谒见蒋中正时，反问道：“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分把握？”蒋中正说有六成。杜引用孙子兵法对蒋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聿明又问蒋中正有多少兵力。蒋中正说少于共军。杜又引孙子兵法对蒋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围，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中正根本听不进杜聿明的意见，即命令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耀湘兵团以营口为后方，全力进攻锦州，并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21日，杜聿明回到葫芦岛，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传达蒋中正必须攻克锦州的命令要旨后，见各将领面有难色，便询问当面的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等等。

为了给各将领打气，杜聿明强打精神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笨仗。你们过去攻塔山不是打巧仗而是打笨仗，不是打活仗而是打硬碰死拼的仗，所以死亡大而任务完成不了。现在我们任务仍然是打塔山，但是我们不去打塔山本身，而要选择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迅速扩张战果，包围敌人的后方，一举歼灭。这样可以牺牲少而战果大。这就是打巧仗，而不是同敌人死拼。”他还说：打活仗的战法是要稳扎稳打，即要大家先将现有阵地巩固，站稳脚跟，再找敌人的弱点去打，等到把敌人打垮以后再全力出击，包围迂回敌人。只要抓住对方弱点，打得猛，追得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同时警戒搜索的兵力要用得少而派得远，主力兵力要集中，就可达到一举击破。10月23日，廖耀湘第十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中正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蒋中正问杜聿明：“你看怎么办好？”杜聿明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出来还是个问题尸当晚，杜聿明奉蒋命来到沈阳卫立煌家，研究了如何巩固沈阳防务及撤退营口的方案。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聿明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中正命令从海上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11月8日上午，杜聿明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中正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时，杜聿明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人民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可是，当杜聿明于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中正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国防部长)和顾祝同(参谋总长)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聿明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伯韬之围。

此时，刘峙和李树正(参谋长)被各方面的情况所眩惑，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企图作不出全面判断，束手无策。杜聿明认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部署，总有主从之分，绝不会处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作如下判断：

①华东共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先消灭黄伯韬兵团，以有力一部打援；

②徐州以西黄口、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共军，只有极少数一部牵制国军，可以大胆抽调兵力。

杜聿明还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于是提出两个方案：

①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击溃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然后回师击破华东野战军，以解黄伯韬之围；

②全力解黄伯韬之围。

但是，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第一案，认为第二案符合蒋中正的意图，但要召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商定后，方可行动。

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人民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向其主力攻击。后苦于情况不明，刘峙的坚决反对，以及顾虑徐州机场安全，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的设想，而实行正面攻坚。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3日开始攻击前进，战斗一直打到16日，非常激烈。17日，人民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峙、杜聿明都误以为人民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人民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有放弃徐州西逃之意。杜聿明认为刘峙太泄气了，想的只是下策，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增加五个军到蚌埠，李延年兵团、黄维兵团和徐州部队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这才是上策；中策是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

但是，杜聿明的决策没有得到蒋中正的采纳。11月28日，蒋中正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中正空投的亲笔信，令杜聿明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感到蒋中正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中正的淫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中正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中正效忠。果然，当杜聿明率部按蒋中正的命令到达规定位置后，便发现人民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形成包围态势。4日，杜聿明采用遂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顽抗。6日，人民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邱清泉、孙元良见态势险恶，主张突围。杜聿明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杜聿明召开会议，最后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未几，杜聿明又改变主意，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中正，催促速调大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自10日起，人民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聿明未曾看到。陈毅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清泉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中正，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中正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年底，蒋中正曾电杜聿明：“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治。”杜聿明感到，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决不忍心，即复电蒋中正：“生虽有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指上中下三策的建议)，生一息尚好，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1949年1月1日，蒋中正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中正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杜聿明见蒋中正还是选了下策，认为这下子没有希望了。果真，人民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聿明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聿明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聿明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中正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聿明，必须当晚突围。他被迫给蒋中正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之后，他仅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人民解放军战士所俘。

当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马上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中正夫妇。蒋中正未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秀清不满，便到总统府吵吵闹闹，说：“我的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当时小报登载“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文章，就是描写这件事。南京解放前夕，曹独携四个子女飞到了台湾。

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原来他健康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多年来，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长年痼疾终于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就这样，杜聿明的脊椎炎也获得痊愈。

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始，他对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持怀疑态度的。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国内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崇美、恐美思想，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震荡着他的心灵。他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57年，美籍华裔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周恩来在北京立即派人与杜聿明联系。此时，杜聿明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他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杜聿明即草。”

同年秋，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到祖国各地参观访问，杜聿明喜出望外。杜聿明随行参观了北京城郊、市区、官厅水库以及天津、沈阳、鞍山、长春等地，看到新中国各方面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受鼓舞，特别是参观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当他在装配车间看到从流水作业线上每八分钟开出一辆汽车时，心情非常激动。到了停车场，他还要求开了一下这种崭新的卡车。从外地参观回来后，杜聿明被特许观看了1958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盛况。他感慨地说：新中国新在那里，我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新中国是真正的国家；第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第三，新中国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他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慨。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13日，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十名特赦战犯。杜聿明对周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总理回答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聿明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老总摆摆手，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彼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象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早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期间，杜聿明就通过中国政府的帮助，与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1958年，又与由台赴美的妻子曹秀清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期的通信，曹秀清逐渐打消顾虑，于1963年6月由美国飞赴北京。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1964年11月，杜聿明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杜聿明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中央人民政府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他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