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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群里又看到了那个宗亲高贤在发表他的高论，余自思才学不足，当然不敢与其并论，我也知道他的理论依据就是因为他有了吴如嵩先生这张王牌，而且这位宗亲高贤说，乐安这个地名，查阅史料，先秦以前并没有记载，所谓古乐安的所在，都是按照先秦以后的史料去定论的，这话跟吴如嵩先生的话如出一辙。我赶紧拜读了吴如嵩先生《正确对待孙子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于是又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并来请教这位宗亲高贤，因为吴如嵩先生是当世名人，我可请教不到，这位高贤对吴先生的著作有所研究，也就只能请教于这位高贤了！当然，其他读者愿意赐教的，小可还是洗耳恭听！
看到吴如嵩先生《正确对待孙子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在吴先生的《重要问题》里，有几个重要问题不懂，特提出请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指教。
一、关于孙武世系。吴先生采用唐人的说法，认为孙武是田完的七世孙，排列为：陈完-----樨孟夷-----泯孟庄-----文子------无宇——书——凭——武。田完奔齐为前672年，到孙武出生的前541年，不过131年，一代之间只有21年多一点，明显不符合传代规律。对于这个问题吴先生说：“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千年老账，旧话重提。其实，唐人和宋人早已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今人没有必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我想知道唐宋人是怎么梳理的？有没有文献资料说明，不能凭嘴一说了之。这些先人的资料在哪里才能找到，我认为学术公开，这不应该成为吴先生的专利。
二、吴先生说：“《左传》昭公十九年（前523年）记述伐莒之战时，明确载有孙书的姓名及其字号子占，这表明孙书的赐姓不是在此战之后而是在此战之前。前到什么时候呢?,《左传》宣公四年（前605年），宣公十三年（前596年），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昭公元年（前541年）都有过齐伐莒之类的军事行动。前三次都与孙书的赐姓无关，因为齐景公尚未即位，后一次是齐景公七年（公元前541年）。不能排除有孙书的参加和赐姓的可能。这一次虽然没有激烈的战斗发生，但军事行动的效果极佳，由齐公子钼率兵，赶走了莒展舆, 拥立了久居于齐的莒公子去疾为莒君，使莒国进一步从属于齐。如果孙书的赐姓就在这年，孙武的出生也恰在此年前后，那么他的童年不刚好在乐安度过吗？奔吴时不刚好是“而立”之年吗？破楚，归隐不刚好是年近“不惑”吗？孙武的年龄以及孙书与孙武的祖孙辈分还能有什么疑团解不开呢？”
请恕我愚昧，我还是有几个问题解不开：一、“《左传》昭公十九年（前523年）记述伐莒之战时，明确载有孙书的姓名及其字号子占，这表明孙书的赐姓不是在此战之后而是在此战之前。”《左传》是历史不是日记，写哪一年的事情就一定要用当时的称呼吗？不懂，请教诸位。二、“后一次是齐景公七年（公元前541年）。不能排除有孙书的参加和赐姓的可能。”不能排除有孙书的参加和赐姓的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没有参加的可能，这种推测做论证的东西，可靠吗？三、“如果孙书的赐姓就在这年，孙武的出生也恰在此年前后，那么他的童年不刚好在乐安度过吗？”即使是这个时候孙武出生，孙书就能把儿子、媳妇及孙子弄到乐安去过童年吗？孙书和孙凭是齐大夫、齐卿，难道那时也买不起房子？食邑之地不是封国，应该没有去建府邸的道理，何况他不过食邑288人，一个小村子而已，是不是异想天开了点？我认为对待科学，不应该用“不排除----”这样的语句。
三、吴先生说：“《水经注?河水》中有明确记载，滴水经过厌次的时候，郦道元说了一句“莽曰安乐亭”。王莽时期乱改名字，全国所有的县改了一遍。拿王莽时期的地名往五百年前套，是科学的态度吗？仅凭一句“远有端绪”就能解决问题吗？请专家告诉我有没有确切的资料？
四、唐朝或宋朝做的《宰相世系表》说：“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政。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为富春人。明生膑。”一般认为孙武生于前541年，孙膑生于何年不知，据说死于前316年。假设孙膑活80岁，则生于前396年，距孙武145年。也就是说孙武70多岁生孙明，孙明70多岁生孙膑。靠谱吗?与孙武前辈21年一代，相差何其大也。这样的东东能信吗？
先说这些。我没有批评吴先生的意思，吴先生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天壤之别啊。可能吴先生明白，是我没有看明白。可是我不认识吴先生，不能请教，所以在这里求教于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们。
在此，先谢过了。
近来在群里还有某些宗亲说，先秦以前并没有乐安的记载，那么先秦以后关于乐安的记载就绝对符合春秋时期的史料吗？现在找不到，也不代表以后也找不到。再说，食邑之地不是封国，应该没有去建府邸的道理，为什么这些宗亲就一定要围绕着政府“寻找孙武故里”的指挥棒去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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