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姓、随母姓还是新复姓？浅析中国姓氏的变革历程

寻根客五

前言：

尽管随母姓与新复姓都与“子随父姓”的传统背道而驰。但是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随母姓是在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家庭在面对生育需要时做出的战略抉择，而新复姓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所引起的思想变化。



一：中国姓氏传统：子随父姓

费孝通曾经用“双系抚育”与“单系继替”来形容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

“双系抚育”是指子女养育由父亲和母亲共同承担起责任

“单系继替”是指在抚养工作结束后，家庭事务的安排完全以父亲为中心。



具体而言，子女结婚后，女性要嫁到男方家中，与男方父母生活在一起，对岳父岳母尽孝道，而对亲生父母，则不再有正式的抚养义务。

再者，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家产，也不能享有传宗接代或延续家族姓氏的权力。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父权家族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松动。



中国的家庭比西方的家庭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中国家庭非常重视世系延续和世代延续。

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的社会，人人都是社会中的一环。



每个人的成就被认为是受到了祖先的祝福，同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在自己的死亡之后获得他们的供奉和祭祀。

在这个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对传宗接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确保一个家族兴旺、香火绵长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做的事情。



为保证家族的姓氏传承，和香火延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家族的姓氏和财产只有男人才能继承和传承。

费孝通认为，“单系继替”是一种既简便又有效的方法，可以使社会认同和财产无法无限细分。

所以，现在所知道的社会形态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原理，只是有的社会是通过父系传播，有的通过母系传播。



在中国，家庭姓氏与财产最终沿父系传递的制度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女性的歧视，成为性别不平等在中国持续存在的文化根源。



在家族中，家族的姓氏和财产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有一个男孩。如果生育率很高，大部分家庭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家庭因为不结婚、不育或没有儿子而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的文化对这种状况也有一些解决办法。

费孝通认为，在这三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过继、收养和入赘。



“过继”是指按照家谱找一个男性来继承自己的姓氏和财产，而收养则是从自己的家庭以外的地方找一个替代者。

过继和收养仍然遵循着姓氏和财产只能沿父系继承的原则，入赘则不然。



通俗来讲，入赘就是招“上门女婿”。

女婿到了娘家，就得住在娘家，孩子要随娘家姓，就连自己可能也要改姓。

由于入赘有悖于沿着父系关系传递家族的姓氏与财产，因此，上门女婿往往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一般情况下，男方只有自己非常贫困，或者有兄弟可以继承自己姓氏的时候，才会答应。

费孝通认为，中国西南部农村普遍存在“入赘”现象，其原因在于，由于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很大，大量的外来男子涌入，使得招“上门女婿”的难度大大降低。



费孝通《生育制度》也指出，在为孩子取名时，把父亲的姓氏与母亲的姓氏合并为一个复姓，例如，父亲姓陆，母亲姓费，子女取复姓陆费。



费孝通认为，这一命名方法实质上是“双系抚育”与“单系继替”的紧张关系所致，采用复姓可以兼顾母亲的姓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父系与母系的冲突。



然而，复姓仍然背离了“子随父”这一基本原理，这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并不多见，而且一般都是一些开明的家族，才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复姓。
二、新复姓的由来和其原因



子随父姓是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沿用的方式，而“随母姓”、“新复姓”的姓氏比较少见。但近几年的调查显示，中国部分地方的随母姓和新复姓数量显著增加。



中国部分地区，子女的姓氏至少已不再遵循随父姓的传统，变为了父母双方可以共同商议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根据现有的文献，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增加，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子承父姓”的传统源自中国人急切地需要传宗接代，以及“父权制”的家族体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体制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削弱。



现代理论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个人将逐步摆脱家族的桎梏。

所以，传统的传宗接代等观念对人类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此外，随着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系统中的两性不平等也会有所下降。



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女性希望子女随母姓或采用新复姓的需求越来越大。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率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化观念的开放，这些都是近几年来随母、新复姓增加的原因。



这些因素使人们越来越不重视传宗接代，同时也越来越能接受非传统的命名方式，如随母姓和新复姓。

其次，与现代化理论解释逻辑完全不同，近几年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增加，可能是因为家庭仍然迫切需要传宗接代。

前面提到过，家族姓氏沿父系传递的必要条件是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儿子。然而，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特别是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许多家庭开始只生一个孩子。

家庭生育率的下降也意味着生育儿子的机会减少，如果很多家庭都没有儿子，那么仅仅通过父系传递家族姓氏的制度安排将难以继续下去。



在这种背景下，把母系也赋予传宗接代的功能，是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保持家庭香火不断的唯一选择。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产生的影响，如从妻居比例的提高、“两头婚”、“两家并一家”、等新的婚制模式等。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非传统婚姻家庭形态的共同特点就是“双系并重”。因此，沿着这个逻辑，近几年随母姓和新复姓的增加，可能仅仅是家庭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传宗接代的需要而采取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近几年姓氏的变化既可能源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也可能源于对传宗接代的迫切需求。这一现象更可能是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韩国学者张庆燮认为，与西方家庭旷日持久的现代化和性别平等的发展过程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社会都在经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转型。



这种“压缩型”现代化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尚未消除，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已经生长出来，因而在整个社会层面，表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图景，甚至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也会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多种特征和行为方式。



在“压缩型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上，计迎春进一步提出了婚姻家庭变迁的“马赛克”理论，认为中国的婚姻家庭变迁不会简单延续西方那种从传统向现代的单线进化的发展路径，而是会呈现出多元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混合家庭模式。



这两个理论的一个共同启示在于揭示了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从这一观点出发，影响中国姓氏变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就像计迎春提出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传统和现代的因素可能相互纠缠、相互影响，并共同导致随母姓和新复姓等命名方式的出现。



中国近几年姓氏变迁，其变化轨迹、地域差异、影响因素等都十分复杂。

首先，从变化轨迹上看，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母姓和新复姓均有显著的增加，但其驱动因素却是不同的，随母性的增加，其与生育率的降低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新复姓增加与生育率的下降无关。



其次，在区域差别上，随母姓和新复姓在空间上的差别非常大，尤其是江浙沪地区在随母姓和新复姓两项指标上均居全国前列，这与该地区现代化水平程度较高、生育率转变迅速、以及依旧强烈的传承意识相关。

在影响因素方面，尽管随母姓与新复姓的影响方式各有不同，但传统与现代观念对随母、新复姓均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高度压缩的，导致传统、现代乃至后现代要素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综合效应

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人口转型进程加快，地域差异化，使得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两性关系的变化也更为复杂。



所以，透过姓氏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的社会地位与观念的发展，以及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仍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

我们可以看出，母系地位上升、父系地位下降的整体趋势，也可以看出不同地域的差异，尤其是随母姓与新复姓之间的差异。



总之，当前中国人对姓氏的选择，是传统与现代需求的冲突结果，中国社会迅速变化和人口变化，使家族通过父系传承家族姓氏的“危机”更加严重，同时也为母族地位的提高和姓氏的改变创造了机会。



结语

姓氏变化是中国家庭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型过程中变化的一个缩影，因此，从诸多影响中国姓氏变化的诸多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变化的轨迹和影响因素的复杂程度。



这是由传统和现代观念交织、人口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