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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沈氏文化研究会成立2月余，这是理事会成员中第一次有人提供了一篇研究文章，本文的观点可能与现在的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有所冲突，谨此只能代表著作人的个体意见，请各位研究者能够穿针引线，采取百家争鸣的态度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特此对沈氏文化研究爱好者沈国磊同志在公众号的首发表示衷心的祝贺。
主题词：平舆 沈国
沈国磊.安徽利辛
关于春秋沈国的位置，历史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安徽临泉县境内，一说在河南沈丘境内，一说在河南平舆县境内。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认为沈国在“安徽阜阳县西北一百十二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沈丘县治三十里，约今临泉县，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杨伯峻等主编的《春秋左传词典》、张习孔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中国名胜大词典》都认为春秋沈国在临泉县境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沈国条载：“沈，周国名，姬姓，子爵，在今安徽阜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沈丘集，即其地。”又曰：“(沈丘）故城在今沈丘县东南三十里，明徙今治。”张耀征在《春秋沈国故城位置考辨》一文中认为：春秋沈国临泉说和沈丘说都是不妥的，安徽临泉县境内所谓的春秋沈国故城实际上是楚国的寝丘，楚庄王封公子贞所在地，《中国名胜大词典》所认为的沈子聃季墓，已经被考古学家断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而沈丘县境的春秋沈国故城应该也是楚国遗存，“沈丘”作为地名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沈丘又名武丘、丘头，实际是当时的军事重镇，隋朝设置沈州，唐设沈丘县。张耀征认为春秋沈国在今平舆县境内。《汉书·地理志》记载：“汝南郡，平舆。”东汉人应劭在注解《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平舆”县时说：“故沈子国，今沈亭是也。”《元和姓纂》说：“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因氏焉。今河南省平舆沈亭，即沈子国。” 《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都说平舆故城是春秋沈国国都。沈约在《宋书·自序》中记载“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南史》、《通典》都持此说。《水经注·汝水》载汝水支脉“又东南经平舆故城南为澺水，旧沈子国，有沈亭”。《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史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可是根据《平舆历史文化》四贤观遗址位于射桥镇古城村南。据考证，为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四贤罹难阔别重逢之地，时称“古城聚会”。后人为纪念四人古城聚会，在此建起“四贤观”。主要殿堂有：赵云祠、张飞祠、关公祠、刘备殿、四贤观等。证明古城在东汉末年仍然存在，而不是东汉乡级行政沈亭。从文物汝南郡三十七县封泥出土来看，古城是汝南郡郡治所在地平舆，不是平舆郡下辖的乡级行政级别沈亭所在地，另外平舆故城南有沈子嘉墓、拉龙沟、斩龙台等遗址。出土有鼎、簋、剑、戟、戈削等青铜器，以及骨币、钱范等。《春秋左传》《经》曰：“(前506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以沈子嘉归，杀之”与“沈国故城”说相矛盾，当然是《春秋》的记载为正确。沈约在《宋书·自序》中记载“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用了一个“今”，沈约时代的平舆在安徽阜南县，从以上资料看，临泉说又更有说服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史研究要凭借史料，传统的也是最重要的史料是文字史料。但是，“文献不足征也”。王国维晚年总结治学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明了文献与出土的地下材料相结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因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苦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在漫漫历史长河里，青铜器更像是中华民族最本质的血液，在人类进化、文明演变的历程中始终保持固有的体温和心跳，它鼎立持重不乏鲜活凌厉，温和典雅又满是狂野铿锵。青铜酒器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等级森严的形制著称，金爵美酒不仅弥漫着浓烈的醇香与癫狂，也弥漫着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天子威赫”的礼乐与尊崇，一角一斝盛放着凝重的历史与沧桑，一觚一觯中又穿越千古，脉搏强劲，汹涌流动在人类文明喷薄翱翔的道路上，斟酌着历史前进的每一次盛衰跌宕。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国人历来讲究美食美器，青铜酒器作为酒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历史悠久、千姿百态。 从出土文物来看，青铜酒器种类繁多，竟有爵、斝、觚、觯、角、兕觥、尊、卣、盉、方彝、勺等十几种之多，且有不同的定制与功用。《礼记礼器》有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见，王公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又严格的规定和区别，否则就是僭越。在当时，诸侯朝拜天子或会盟，以青铜酒器饮酒，并非只为饮酒，更体现了“礼”。正因为诸侯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器，后来出现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沿用至封建王朝的覆灭。酒器尊卑不光体现在这些形态各异的酒器和晦涩难懂的称呼上，从几种主要酒器的形制与纹饰中也可看出分别。以爵为例，其下有三条扁长的尖足。中间是圆筒形杯身，杯身一侧安装一个把手，方便把握和举持。口部最特殊，圆形的器口被向两侧拉长，前端开出一个长长的凹槽，将爵侧倾，酒便可顺着这个凹槽流出来；后端则上翘，形成一个尖尖的尾巴，以示平衡。最怪的是，爵口上立有两个伞状小柱。据考证，小柱可能用于拴挂香料包，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袋装茶，香料泡在酒里，但喝酒时香料包因拴在小柱上而不致于被一起倒出来。也有人说，古人不剃胡须，成年人胡子都很长，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使饮酒时胡须不会沾上酒。更有一种说法是两个小柱抵住鼻端，提醒饮者勿贪杯误事。不论哪种功用说法，爵的形状大致如此。卑者使用的角的样子虽然似爵，但前后都有尾，无柱，有的角还有盖，供低级别贵族使用。由此可见，所谓卑者，不过是诸侯间地位的高下，封地的多寡，但凡是庶民，却远远够不上使用角。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远地少于爵，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大量出现于殷商晚期或商周之际，之后开始衰落。一般墓葬中出土的酒器是觚、爵组合，但有时以角代爵。周朝时，对青铜酒器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这种青铜酒器的格式和规格一直沿袭到清代。但在具体的纹饰和铸造工艺上有很大差别，在整个青铜时代有着“夏人重食器，商人重酒器，周人重礼器”的说法，食器、酒器除却其本来的功能，均为祭祀的礼器，夏商各有偏持，周则酒食尊享。是以夏时青铜酒器铸造颇为简单，有陶的风格，大多没有纹饰花纹；商代酒器纹饰繁复，造型规整，且出土较多。顾颉刚《中国古代述略》中分析，夏朝刚刚从混沌迷蒙中苏醒，虽然是文明社会，但物质生产极为匮乏，民以食为天，所以祭祀中特别重视食器；而商朝统治区域土地肥沃，耕作技术先进。农事轻松，人心怠惰，土地肥沃，粮食富余。自然兴起酿酒的文化，所以重视酒器的铸制。钱公麟《商周辨伪》中对这一点也有阐述，他说最新出土的西周铭文中有“商亡于酗酒”的戒辞，武王灭商后，周人大概是吸取教训，以酒为戒。被誉为“商周青铜爵之冠”的父辛爵，其上即有一对伞形的立柱，并且，“爵”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上部均有伞形或十字形符号作为立柱的象征，十分醒目。从出土的青铜器“父辛爵”我们或许能看到沈国的历史信息。
临泉境内出土一件父辛爵，安徽省考古释读为“兵父辛爵”。父辛爵，商周时期的温饮酒器。目前国内出土的著名的父辛爵有两件。一件是藏于山东省桓台博物馆的商代父辛爵，一件是藏于陕西陕西省周原博物馆的西周时期的父辛爵。山东省桓台博物馆，为商晚期的爵。此爵通高18厘米。桓台史家遗址出土。长流，尖尾，束颈，腹微鼓，圜底，三锥形足。口流交接处有两立柱，菌形柱头，上饰涡纹。腹部为云雷地饕餮纹。史家遗址坐落在桓台县田庄镇史家村南，南北长约600米，宽约500米，是一处重要的岳石文化遗存。清理出三叠城壕和夯土、墓葬、灰坑、窖藏、祭祀坑等诸多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文物标本，年代自龙山文化至汉代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便是位于祭祀坑底部的两片残缺甲骨文。它的历史年代，比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早三个世纪以上，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遗址壕沟北部的商代墓葬，出土数十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带有族徽铭文的铜器近20件，证明当时是一处贵族墓地。我国发掘出土的商中期青铜器数量较多，但出现铭文、族徽的比较少见，被考古学界和史学界视为重大考古新发现。1987年,在史家遗址附近的旬召村东北一大型遗址发现一座商末周初墓葬,出土有“叔龟”铭文的铜觯,经判断为商代奄国之器。桓台古代属于薄姑国,后来属于齐国,奄国的位置应该是在曲阜一带,奄国的青铜器为何跑到薄姑国的领土上?这还要从周成王时期的一场战争说起。《史记》记载:“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由此可证,这件青铜器应当就是周公东征迁奄君于薄姑时的遗物。桓台县是商周时代遗址比较集中的地方,发现比较有名的商周古文化遗址5处,面积最大的田庄史家遗址有20余万平方米,田庄旬召遗址也有9万平方米。在这些商周时代文化遗址中,史家遗址与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间距最近,只有30里左右。学者推测,周公东征后,在鲁北敌对势力中心区域设防,其位于所建军事重镇偏南的一侧,即今邹平、桓台一带地方。种种迹象表明,周代初年周公成王东征取得胜利之后,周王朝在高青陈庄一带建军事重镇,威慑、监理的重中之重,矛头所指向的主要对象,很有可能就是高青陈庄南偏东一侧的桓台县史家殷商旧址，也许就驻兵在史家遗址一带。史家遗址一带,自明清时期就出土过不少青铜器,只不过后来大多下落不明,或许,它在历史上的地位,远比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更重要。
《古董局中局》作为2019年年初最火的网剧，凭借新颖的鉴宝加探险题材，吸引了不少的观众，
剧中说道父辛爵仅存三件，实际上只有两件，目前被收藏在山东和陕西的博物馆中，因为只有两件，所以非常有收藏价值，值个北京一环一套房应该没问题。然而在安徽临泉县境内出土的一件“父辛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安徽省考古释读为“兵父辛爵”，这里面又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呢？
“子父辛爵”，从流嘴到腹部的表面，都是用「云雷纹」满饰的图案，但在右侧牛头把手的两边腹壁上，还可辨出上有一卷角的大「羊首纹」，下有一小「兽面纹」；其在左侧的腹面，所饰与右侧同。在把手内的腹壁上，铸有铭文三字，最上是「子」字，像个婴儿，双手上下挥动，其身与双足被布巾包裹，属象形字；族徽用「子」，是代表王子的身份，下面二字是「父辛」。“父辛”是指谁呢？从出土的父辛器来看，“父辛”应该是三代负责祭祀少昊金天氏的封爵。铭文大意是“子”姓家族为父亲辛作此祭祀用的酒器。凡是祭祀用的礼器，通常都以装盛功用为主，并不当作日常生活喝酒用的酒杯。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子”作为一个姓氏，今天并不常见，但有记载说孔姓就是子姓的后代。《广韵》上就说孔姓是商汤的后代。古代社会，“子”还是一个敬称。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子贡、子夏、子游等等，相当于今天的“先生”，也就是说商代有一个“子”姓封爵负责祭祀少昊金天氏。那么临泉的“兵父辛爵”是什么含义呢？在道教护卫神中，有一种专门用于镇守道观山门的天神，他们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为“四象”，亦称“四灵”。《礼记曲礼上》曰：“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陈满注曰：“行，军旅之出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又曰：“旒（旗子上的飘带）数皆放之，龙旗则九旒，雀则七旒，虎则六旒，龟蛇则四流也。”即说其表现形式是将“四象”分别画在旌旗上，以此来表明前后左右之军阵，鼓舞士气，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十三经注疏礼记曲礼上》论及其作用时说：“如鸟之翔，如龟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可见其作用之大。道教兴起后，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其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抱朴子·杂应》描绘太上老君形象时说：“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十分气派，着实威风。后来，四象逐渐被人格化，并有了其封号，青龙号为“孟章神君”，白虎号为“监兵神君”，朱雀号为“陵光神君”；玄武号为“执明神君”。白虎号为“监兵神君”主杀伐，象征着威武和军队。具有避邪、禳灾、祈丰及惩恶扬善等神力。白虎号为“监兵神君”，他能操控龙卷暴风之力（召唤万兽），属金，为西方守护兽，镇守西宫星宿。而西方在五行中属金，色为白，所以称之为白虎。具有避邪、禳灾、祈丰及惩恶的扬善、等神力。而它是四灵之一，当然也是由星宿变成的。白虎象征着杀伐与战争，军队调兵遣将所用的兵符称为虎符，象征威势的白虎旗等。西周时期，精锐的武士被称为虎贲氏。《周易·干》中就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在汉代画像石墓的墓门上，或与青龙分别作为单独画像刻在墓室的过梁两侧，用以辟邪。《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又被称呼为“白虎监兵沈军”，“沈”在沈约《宋书·自序》里：沈为少昊金天氏之后，周文王少子聃季载封于沈，也就是汝南平舆之沈亭。封爵主要为了祭祀少昊金天氏，但是目前出土的文物青铜器金文只有“父辛”二字，没有发现“少昊金天氏”文字的。
挚国为夏商古国，任姓，传说是黄帝曾孙帝喾（kù）的后代奚仲所建封国，关于奚仲，最有名的就是“奚仲造车”的故事。传说是他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车，《墨子-非儒》记载：“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类似“奚仲造车”的传说许多权威史籍中都有所记载。奚仲因此得到夏王禹的赏识，被任为车正，主管造车之事，之后又将薛地（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封于他，薛国应该是挚国的母国。《左传·定公元年》有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意思是薛国祖先奚仲，当初居住在薛地担任夏朝的车正，后来夏朝将奚仲改封邳地（以今江苏邳州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北接薛地），而薛国由奚仲嫡系后人仲虺继承，当时已经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残暴，商汤兴起，仲虺看转时机投靠了汤，成为商汤的右相（左相为伊尹），助商灭夏后，继续世袭薛国。到了商朝中期商武丁时，薛国子孙又出了个叫祖伊的人，祖伊帮助武丁“中兴商朝”，被武丁再封于薛。据《世本》记载：“祖伊七世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按记载，挚国应该是祖伊七世后裔从薛国分裂出去的一个封国，至于何种原因“徙国于挚”，就不得而知了。挚国的地望经权威考证，在今河南平舆县一带。从这个“舆”字可以看出，此地名就跟“车辆”有关，薛国子孙从夏到商世世代代管理造车事业，挚国定国后，也不例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平舆境内挖崛出挚国古城遗址，经考证为商代旧址，说明祖伊后裔“徙国于挚”至少在商朝晚期。春秋时有郯国，是东部的偏远小国，其国君称郯子，己姓，子爵，少昊后裔。《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挚国最让它声名远播的除了造车，还有它跟周王室非同寻常的关系。挚国曾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子，叫太任，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对她这样评价：“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这个“太任”就是指当时商末的挚国公主，因为她嫁给了西部刚刚兴起的周国国君季历，生下了周文王。《史记周本纪》记载：“季历娶太任……生昌，有圣瑞。”周文王名字为什么是“昌”？估计跟出生时现“圣端”有关。“昌”在汉字解释中即兴旺兴盛之意，可见季历夫妇对姬昌寄予的厚望，而对后人来说，就是因为太任生了昌后，歧周开始逐渐强盛。所以《诗大雅大明》中对太任称颂讴歌，千古传颂：“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意思是挚仲后人任家女子太任，来自殷商，远嫁到周朝。关于挚国的结局，《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平舆有挚亭，故国，姬姓。”而唐代《元和姓纂》上又说：“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载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即沈子国也。”对于周文王母族，在西周时期是肯定给与很高的礼乐祭祀的。是否是沈国祭祀挚国呢？任姓的后人是不会同意的。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初时，周文王有十个儿子，次第分别是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聃季载。周灭商后，周文王次子姬发为武王，封了他的六个弟弟为小国王，因他的哥哥伯邑考在此之前被殷纣王杀害，所以未封；他的其余两个弟弟康叔封、聃季载因年幼，未得到封地。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三监不服，与武庚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季载因谋略超群，平叛有功，被周公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周成王发现聃季载行为端正、有贤名，精通水利，长于工程，就让他主管农业及水利工程等大事。由于他办事认真，善动脑筋处理各种难事，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政绩，使周朝的农业水利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季载本人也赢得了天下百姓的敬佩。其后周王室封季载食采于沈。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冉，国名也。季载，人名也。伯邑考最长，所以曰‘伯’，诸子中咸言‘叔’，以载最少，故言季载。”《史记·管蔡世家》、《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记载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于沈国。
从沈氏家谱分析，三个“父辛爵”和沈氏三世是一一对应的，这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反映了沈氏的来源和封地迁徙，周原（陕西西安，周父辛爵）——冉国（山东桓台，商周父金爵）——沈（安徽临泉，兵父金爵），沈冋以祖父采邑沈为姓氏，是符合周代礼制的。如何看待考古年代学难以分辨出晚商与早周遗物，应当说明周人灭商后，西周初年的殷墟王都仍未废弃，此前为商贵族生产青铜器的孝民屯铸铜作坊，继续服务于远在关中地区的西周贵族。这样的社会景象，也合乎于近年来的一些新认识，即学者们在殷墟遗址识别出不少年代在西周初年的商人墓葬。或许，周人灭商后，在殷墟既有水平远高于周人的铸铜技术工匠与作坊，也还可能存有尚未使用的铜铅锡等青铜资源。继续利用原来的作坊、资源和技术，对于新王朝而言应该是较为合理的生产配置。[2]文考曰癸：乃沈子壴作父癸旅宗尊彜(啸上38）[3]壴，zhù，陈列乐器。《说文解字·壴部》：「壴，陈乐立而上见也。」清·段玉裁·注：「谓凡乐器有虡者，竖之，其颠上出，可望见。」这个铭文的信息是第二世名壴，zhù，又名伯桓。桓，拼音huán，属通用字。本义是表柱。古代立在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作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现多用作姓。桓的本义和“壴”一样，都和“柱”通用。《周礼.夏官》以大司马为长官，掌军事，所属有小司马、军司马、军将、师帅、旅帅以及虎贲氏、旅贲氏、方相氏、大仆、职方氏等。负责兵马，“父癸旅宗尊彜”正是文王第十子聃季载的官职是：旅帅以及虎贲氏、旅贲氏。由司空兼职太仆，并掌握主要兵马。三世沈冋（音炯），是周之边界，再往东就是淮夷之地了，夷陵铺今颍上六十里铺，地名仍在，周穆王为太仆伯冋作《冋命》，汉初沿故事封太仆夏侯婴于汝阴。“兵父辛爵”就是物证。沈子国最后一位国君名“嘉”“嘉”是“壴，zhù”和“加”，这或许而是沈子国一个循环的宿命。历史被沧桑淹没，从目前出土的三个“父辛爵”和沈之间的联系分析，或许能有助于理解古沈国的位置和历史信息。作者介绍：沈国磊，利辛县人，文化学者。安徽省庄子研究会会员，安徽省老子研究会会员，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厦门大学周易研究会会员，吴兴沈氏文化研究会会员。专业：汉语言文学；通讯电话：15255965979。微信同号，QQ：631655473[1]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文史哲》2011年第6期[2]《商周之际的凤鸟纹卣——从孝民屯到石鼓山》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2019年04期[3]《殷周金文集成》10·5401·1、2。《考古图》卷四记载，黄河岸崩，曾于河南河清出土彜器数十，壴卣为其中之一，见存河清铜器铭文都有族徽铭文“光单”。而俞伟超先生《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𫢸、弹》32页说壴卣铭文“婚遘一词西周晚期才出现，而徽号为商代形态，故此器疑杂凑诸器之铭作伪，不可据”。据《考古图》所述该器出土情况来看，俞先生此说不可信。《春秋》庄公元年经“夏，单伯送王姬”杜预《注》：“单伯，天子卿也，单，采地”，孔颖达《正义》“单者，天子畿内地名”。单地无考。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据河清出土铜器铭文有“单”字，乃推测成周采邑之“单”在于河南孟县附近（155～156页）。李学勤先生亦曾认为“单”为地名（《北宋河清出土的一组青铜器》，《洛阳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该文又收入《重写学术史》219～22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但是商周青铜器族徽铭文中“东单”、“南单”、“北单”、“西单”等极为常见，有不少出自殷墟等其它地点（详见上引俞先生书）。从此来看，“单”地的所在尚待进一步考虑。成周采邑之“单”应该是“沈”之近支。是“聃”的正确通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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