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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著名经济改革有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等，改革的人和法命运各不同。
商鞅变法后自己被车裂而死，但变法持续最后帮助秦国几代国王统一六国，可谓人亡法存。王莽篡位后按照经典儒家理想刻板崇古改制，结果被推翻政权，脑袋也搬了家，可谓人亡法毁。王安石虽辞去宰相职务后在江宁（南京）寿终正寝，但变法半途而废，可谓人存法毁。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一条鞭法大力推行，延续了大明王朝百年命运，可谓人存法存。这样看来，除了张居正外（他死后也被抄家），改革似乎都没好结果，因此历史上改革从来都是高危行业。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改革像王安石变法那么在后世充满争议，功过得失至今莫衷一是。王安石变法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有一章节，官方基本态度是肯定，但用的是阶级分析法，主要意思是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既得利益保守派疯狂反对，所以失败了。至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及对手反对的理由限于篇幅则语焉不详。
有的反对者甚至认为变法是北宋灭亡的远因，认为王安石就是乱臣贼子。最多的否定来自南宋占据主流的儒家，比如朱熹说王安石变法时"群奸嗣虐，流毒四海"，杨时说"今日之祸（靖康之耻）实安石有以启之。"南宋学者罗大经评价王安石“秦桧之罪也"。
直至明代黄宗羲、韩邦奇，章衮等学者持论逐渐公允，皆谓王安石进行变法本来是想要做一件好事，并非出于为自己谋私利。有的学者对王安石及变法评价甚高，比如梁启超为了呼吁改革精神，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二十世纪以后，已经极少有研究者怀疑王安石的品行和动机，绝大多数人将王安石变法视为一场进步运动的失败。近代学者中邓广铭先生用阶级分析法全面肯定王安石。黄仁宇先生认为王安石变法实际上超前了一千年，改革方向措施都对，只是因为不符合北宋官场文化，也没有现代技术条件而致败。当代学者易中天认为，王安石变法动机良好，但效果很差，而且给腐败帮了忙，老百姓没得好处。毛主席曾评价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意思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他并不了解当时社会真实情况，致使变法的政策实行不了。此评可谓一针见血。
变法的诱因是三冗，简言之是大宋没钱了。而宋神宗是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不甘心因循守旧，而富弼和司马光这些大宋道德楷模却不愿改革也拿不出改革办法。听了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顶层设计方案，宋神宗动心了，于是毅然决心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图强，以期富国强兵。首先宋神宗成立了置制三司条例司，相当于中央改革委员会，进行集中权力变法。我们先来看看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
1、青苗法内容和执行情况。青苗法目的是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资金短缺问题。由国家的常平仓向农民提供资金，向急需资金的农民每年提供两次贷款，农民缴纳赋税时按20%的利率返还利息。农民贷款自愿,地方政府不得强行摊派。还贷的时候，愿意还钱就还钱，愿意还粮就还粮，还粮按照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计算。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允许在下一个收割季节再还,不得催要。应该说，立法目的是好的，理论上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因为以前有的农民青黄不接时要向私人放贷者借贷，私人放贷的利率达到70%。如果国家放贷利息低，减轻农民负担而又增加了财政收入，两全其美。反对派认为，经典儒家认为，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从金钱交易中获利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没想到的是，青苗法执行起来却是农民被强行推派，而且派督查官也屡禁不止，甚至连根本不种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这种农业货款。因为青苗贷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地方官那里就是政绩。虽说贷款不能勉强，其实政府有的官员只希望青苗法贷出很多钱收回很多利，为了政绩就不能由着民众自愿。相反,越是不想借钱的，反倒越要逼他们借,因为不想借钱的都是大户人家。贫户则不但借钱少，还贷能力也低，中央又规定不得亏损，地方官为了邀功便自己定指标，逼大户借贷。遭遇灾年延缓还贷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执行，催款官吏如狼似虎，民众不仅要缴纳青苗债，有的逼得家破人亡。
2、免役法内容和执行情况。免役法就是差役的货币化。以前男丁农民必须每年有几十天去为官府服劳役。现在一律向官府交钱免除劳役，由官府用钱雇别人代服劳役，即出钱的不用出力,出力的不用出钱，符合现代政府购买服务的理念。反对者认为，由于上交代服劳役的钱数由县里按照财产的多少定出等级，有的民众认为交的钱太多而频频上访，生出许多事端。执行中，有的以前不用服劳役的单丁户、纯女户等都必须交免役钱。同时，由于农民手里并没有钱,就连地主也没多少现金，要交免役钱,只能卖粮。结果大家都卖粮,粮价就跌，而官府不管这些,照旧催款，本意为利民，结果为害民。其实解决办法可由民众自由选择，愿意出钱的出钱，愿意出力的出力。这一条连反对派苏轼认为有合理之处，后来也被司马光废除，王安石听说这条被废也十分愕然。
3、保甲法内容和执行情况。“保甲法”是兵员储备制度，将农民平时组织训练起来，作为正规军的补充，战时解决边疆军事虚弱问题。这些民兵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是在干农活，只在征召兵役时才自备武器装备，其费用花销只是职业军人一年费用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王安石立此法本意是对农民进行闲时训练，以削减正规军数量，并减轻常备军的军费负担。因此，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每家每户选一男丁为保丁参加军事训练，大保每天晚上轮流派出五人,在保内巡逻。反对者认为，这是农民原来没有的负担，完全是凭空多出来的役使，增加了农民负担。执行中，有的农民为避免做保丁，有自己砍断手指甚至手腕的。
4、市易法内容和执行情况。所谓市易法就是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成立国家百货总公司兼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兼国家银行，可以向商人发放抵押贷款,利息是百分之二十。这就等于是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当观众,违背了经济规律和管理原则，妨碍了经济发展。
5、均输法内容和执行情况。核心内容是将宫廷和衙门需要的用品，由原来的地方供奉改为官方采买，当然地方将供奉的物品折算成钱上交中央政府和上级衙门。因为下级供奉的老办法有弊端，上级要用的东西下级老送不来,没用的又堆积如山,地方上负担也重。但执行中官员用公款购买物品不是名牌不买,没有回扣不买，均输法加剧了奢侈之风，同时养肥了一批贪官。
此外，王安石对科举取士也进行了改革，将以前的进士科考诗赋改为考经义论策，以选拔有真才实学、经世致用的人才。
变法初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关史籍记载，变法期间，查出隐田129560697亩垦辟了田地21455500亩；浚修了河道，加强了水利建设，兴修水利10793处，可灌溉36309亩农田；国家财政收人大幅度增加，国家税收比真宗天禧末年增加一倍多，内外府库无不充衍”，可支"二十年之用”变法既富了国，也强了兵。宋代中期兵多而滥，耗费政府财政收人的十之七、八，王安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冗兵问题，至熙宁八年（1075年），裁军769315人，其中禁军568688人，厢军227627人，比英宗时减少了36万。兵员精简了，由于加强了军队的训练，改进了武器装备，储备了军需物资，军队的实力增强了。熙宁五年（1072年），西夏骚扰，王安石命令反击，秦风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兵与之交战，一举收夏熙河等五州，使失陷200年的旧疆2000里土地回归于宋。
王安石变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理财以富国，富国以强兵。但从最结果上看，王安石7年内两度辞官后，变法仍在神宗支持下继续执行，共历经十五年的变法后，支持变法的神宗去世，高太后和司马光等保守势力上台后，干脆全面废止变法。8年后哲宗亲政后，变法派又上台，从此新法成为政治上各派系党争倾轧的工具，直至北宋灭亡。当然，靖康之耻不能算在王安石变法的头上，只能算在昏君宋徽宗及奸臣蔡京头上。宋高宗赵构把王安石说成是北宋灭亡第一大元凶，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徽钦二帝开脱责任。但从实际效果看，变法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革。
问题来了，王安石变法理论上行得道，有皇帝的大力支持，有变法的坚定信念，有在鄞州等多地任地方官变法的成功试验，怎么在全国推行就行不通呢？
后世学者有的将变法失败原因总结为：一为王安石任用小人变法如吕惠卿、邓绾等。二为神宗变法意志不够坚定，且早逝。三为变法执行中走样，百姓被变本加厉剥削。四为王安石性格太偏执，不能听取正确意见。五为变法增加财富目的为当时官场文化和儒家传统力量所不容。其实变法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变法没有做到真正利民便民。
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没有任用贤能官吏，且专用小人或奸臣，致使执行走样。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蔡京、李定、邓绾等人个人品质都多少有点问题。清朝李绂曾说：“不得其人，故荆公能行于一县（鄞），而难行天下，未有人如荆公者也。”因为一县小，王安石就是执行者，他可以确保执行不走样，而全国太大，执行者不是个个都如王安石一般。但王安石任用小人也是没办法的事，试想，当时所谓的君子不为王安石所用，羞以与民争利的人为伍，王安石为了强力推行变法，只能认为是凡支持我变法的就是君子，反对我变法的就是小人，甚至保持中立态度的人，自己阵营提出意见的人，只要不为我所用，全部驱逐出朝廷。毕竟变法不是请客吃饭，要使变法政令畅通，这是王安石不得不做的事。
有人说，王安石如不变法北宋不会灭亡。其实司马光等人不是没有认识到社会问题，这些士大夫们囿于儒家经典，宁愿因循守旧也不愿意实行新法，也拿不出有效的方案，所以他们选择苟延残喘。而王安石却有一整套的改革方案，所以他选择变通。无论如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从这点看，王安石体现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格局上远超司马光等。王安石给了北宋一次新生的机会却被错过了。
有人说，王安石性格偏执，是拗相公，动不动就说三不足，对不同意见听不进去，所以致使变法执行中出问题没有及时调整。这个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何尝又不是对变法的坚定？其实，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如郑侠献流民图不是对变法进行适当调整，而是全盘否定，王安石当然不为所动，只有坚定地推行变法，皇帝挺他一天，他就坚持一天。
有人说，王安石变法采取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的办法，但又不具备司法和金融独立的历史条件，不仅致使变法失败，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专制集权造成北宋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间接导致了北宋亡国。试问，如果是专制集权导致变法失败，那么商鞅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为什么在严重专制集权下变法成功呢？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超越时空找到搞市场经济的道路，能想出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调整经济就不错了。
其实，中华帝国发展到宋朝，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不改则烂，变法则乱，过猛则亡，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作为顶层设计的改革还是出现了几个问题。一是老百姓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而非“富民”。变法由于在执行中走样，老百姓没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好处，有时反而被变本加利地剥削，因此变法无法得到老百姓拥护，也不会同情王安石，反而被当时上层社会的舆论牵着走。保守派利用执行中被欺压的老百姓反对变法，使皇帝的变法决心进一步迟疑。二是变法没有将经济蛋糕做大，只是杀富济国或济民式的重新分配，所以既得利益者反对太多，一旦皇帝迟疑或支持力度不够，就容易三人成虎，造成变法半途而废。三是变法作为顶层设计没有经过充分蕴酿，也没有在一定区域内试运行，一些意想不到的执行问题得不到纠正。四是变法没有以解放思想和培养人才为先导。保守派攻击变法就是“敛财”，而君子是耻于言利的，这在当时就是道德上的一票否决。王安石本来应该先讲学以解放思想，其次是培养人才以供实务操作。因为没有解放思想，所以王安石改革变法的思想基础没有得到北宋官场和传统儒家的认可。何况保守派人才济济，影响力巨大，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赵抃、吴奎、张方平，范缜、欧阳修、苏轼等。他们狭隘地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安石一门心思谋利就是一个小人，苏询干脆写了一篇《辨奸论》影射王安石。王安石无法团结大多数人，特别是争取反对派之中的一些人才，或者与他们求同存异。甚至开始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同一阵营的大臣，在变法出现问题时也与他渐行渐远，不能不说王安石的统战能力差了一些。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我们今天看来仍是惊心动魄，过了许多险滩，假如当年没处理好三千万职工下岗问题，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没有适时加入WTO，假如碰到困难就放弃正确的改革开放措施，假如面对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偃旗息鼓，假如不坚决与形形色色的左右倾进行斗争，就没有今天综合实力世界第二的局面。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链条很长，其中任何一项没有做好都可能会致使改革失败。
当今新时代的改革也是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人民的强烈呼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改革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等，但改革的决心和坚定代替不了改革有利于人民的具体举措。要持续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减轻改革的阻力。要将吏治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在任何政治风浪前都毫不动摇地进行坚定改革。尤其是在当今面临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全面打压我国之下，更要坚定改革开放。改革要需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因此改革要蹄疾步稳，在执行过程中打通最后一公里很重要。如果改革中犯了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就会像王安石变法那样功亏一篑。因此，改革不仅要像王安石说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而且要汲取历史教训。
此文不是学术论文，不想就王安石变法做过细考据式研究，只是想在此闲谈一下王安石变法的教训，纯属一孔之见。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当代人从王安石变法中如有所领悟，从这个角度上说，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或许就没有失败。
（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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