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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偶尔拜读《抚州党史网》所刊载的黄博文先生的《王羲之没有任过临川内史》一文（以下称黄文），觉得黄文有些舍本求末，推导出王羲之没有任职过临川，殊不敢苟同，故有下文，兼与黄先生商榷。
黄文花大篇幅考证王羲之任职临川时,州郡并无”内史”一职,应该说这一点并没有错,但王羲之任职过临川,是有史料记载可考的.《世说新语.品藻》中有“王修龄（胡之）问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君家宛陵’的记载。《世说新语》著者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距王羲之去世（361年）不过四五十年左右，所记应不差。南朝宋何法盛《中兴书》也记载：“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王述从骠骑功曹出为宛陵令”。此与《世说新语》所记载互为映证。另外，南朝宋泰始年间书法家虞龢所著的《论书表》中也记载：“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所谓少年，是与老年书法对比而言，不是指王羲之在临川任职时还是一个少年。
后世《世说笺疏》亦云：“右军为临川，今晋书本传不载。据此，知兴述为宛陵同时也，盖庾亮在江州时，咸康间。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曾巩<墨池记>曰：中兴书云，羲之授临川太守，……今晋书漏其为临川太守”。现二十五史之一《晋书》乃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其时距王羲之去世已有近300年之久，有所遗漏也不足为怪。而《临川记》所载王羲之“偿为临川内史”，因《临川记》本卷久佚，“偿为临川内史”也是由《太平寰宇记》等古籍转叙而来，故也不排除后人将“临川太守”从会稽内史之称而讹误为“临川内史”。“内史”或“太守”不是问题的关键。《临川记》等史料著者距王羲之都不足百年，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所记当是属实，即王羲之任职过临川，且担任的是临川太守。
王羲之曾任临川太守，这点可说已为史学界所共识。只是王羲之出任临川太守的时间，向来有争议，且各家所考证的结果亦多有不同。据山东省历史学会顾问，琅琊文化专业会长，王羲之研究专家王汝涛教授考证：“王羲之任临川太守的时间，应该是在苏峻之乱平定之后不久的329—331年之间，王羲之任临川太守不久，即331年正月其母亲在临川去世，并暂葬于临川，羲之丁艰，临川太守出缺，由庾怿补王羲之的缺，任临川太守至339年”。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所编《王羲之志》亦明确王羲之于329—331年任临川太守，之后任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等职；再后于342年六月接王允之之职出任江州刺史。而黄文引据新修《九江市志》所载“王羲之于咸康年（335—342年）任江州刺史”，从而认定王羲之“偿为临内史（应为太守，下同）”之期即是任江州刺史的同一时间，从而得出“王羲之没有任过临川内史”的结论，有些武断，也是站不住脚的。这里要说明一点，关于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具体时间，也历来有各家说法和考证不同。现比较统一的是认为王羲之出任江州刺史是在342年间，而新编《九江市志》所载王羲之在335—342年任江州刺史是经不起考证的。故不足为据。就算不误，其与王羲之任临川太守的时间并无冲突。可见，王羲之任职临川太守在前，任江州刺史在后。
在王羲之所传诸贴中，与临川有关的有三贴。其〈〈吴兴贴〉〉（之三）“……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中终是所归，中军往还田一顷乌泽，……”此贴反映了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时其母丧,后改迁回吴中之事。又《杂贴》（之一）“来月必欲就到家，而得其问，云尚多溪毒，当复小谷卩 耳，仆故有至临川意，……”再<<临川贴>>“不得临川问,悬心不可言,子嵩之子来,数有使,冀因得问之”.
另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时,谓：“此郡之敝，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能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可见，王羲之在临川太守任上，着力清理积弊，勤求民隐，为民请命，享誉一方。而且与临川人民结下深厚情谊，这从王羲之《临川贴》中流露出的对临川人民的关牵可以窥见。同时<<世说新语>>中有“…..修龄（胡之）曰：‘临川誉贵’”的记载 ，可为佐证，这也从侧面映证了王羲之曾任职临川（太守），而不是黄文中所说的“到临川视察”。
总之，王羲之曾任职临川太守，已得众多史学专家的认同，故黄文据“内史”之讹而断定王羲之没有任职过临川，是不妥的。(wx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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