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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日本
一、张謇与日人交往溯源
张謇与日人交往，可以追溯到光绪八年的庆军幕僚时。光绪八年敉平壬午兵变后，八月三日（1882年9月14日），张謇陪同吴长庆接见（驻朝）日使花房义质。就是这位日使，诱使朝鲜以五十万偿日订立了《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张謇当时就认为“日兵甚弱，行不成列”，朝人失计了。同年的年谱却记道：“日廷旋以竹添光鸿代花房，竹添能为诗文，其书记嘉藤义三亦通汉文。”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1898年4月27日）的日记中记道：“道希（文廷式）、眉孙（何嗣焜）、太夷（郑孝胥）约同会小田切万寿之助于郑陶斋（郑观应）寓。日人以甲午之役，有毫毛之利，启唇齿之寒，悔而图救，亟连中、英。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为联络中国士大夫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盖彻土未雨之思，同舟遇风之惧也。独朝中大官昏昏然，徒事媕娿耳。与会者凡二十人。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
这是张謇首次与日本人聚于一室共同商讨亚洲（全称亚细亚洲，有四十个国家：东亚4；东南亚11；南亚8；西南亚17。据《辞海》1980年版）事宜，实指“振兴亚细亚协会之举”，即东亚事宜。
这里首先得挑明“亚细亚协会”的背景。据祁龙威“张謇戊戌日记笺证选”：“亚细亚协会于光绪初年创于日本士大夫，一时中华公使及使员、游士多入其会。”
“笺证选”又说：“按日本组织亚细亚协会，因以‘同洲兴亚’为名，曾引起当时一部分中国民族资产上层人物的幻想和响应。”
在此前一年，日本参谋本部曾派陆军中佐神尾光臣到中国各地游说，怂恿张之洞等洋务派督抚联日、英以拒俄、德，张之洞拟派郑孝胥赴日联络。由于清廷内部帝后之争无处不在，因慈禧太后亲俄而不成。日本乃换军人改文人，又以为政府不足鞭策而联络士大夫，领头者为维新派人物文廷式，这才导致了上述聚会。文廷式，光绪进士，甲午之战不仅主战，也曾劾李鸿章畏葸误国，与张謇共同语言甚多，是一位志同道合者，与林旭、杨锐一样，都是张謇另眼看待的维新派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张謇在当时的日记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内容：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日（1898年9月25日）“闻袁世凯护北洋。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1898年9月30日）“谭（嗣同）好奇论，居恒常愿剪发易服效日本之师泰西，不知波兰、印度未尝不剪发而无补于亡也。又常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林旭喜新竖子。杨故乙酉同年，平时修饬，见赏于南皮督部，不知何以并罹斯劫。”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1898年10月1日）“闻查拿文廷式之电谕。康事与芸阁无涉，何以及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898年10月7日）“闻芸阁无下落。”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10月10日）“闻芸阁被刑于南昌。”
他们之间的情谊可以想见。
今由文廷式出面相邀，张謇与会这是情理之中的。据“兴亚大会集议记”：“主席为文芸阁学士、郑苏龛部郎、何梅生太守、郑陶斋观察。与会者为日本领事小田切、三井洋行总办小宝三吉、三菱洋行总办某君、日本领事翻译官某君、志仲鲁观察、张季直殿撰、江建霞太史、严小舫观察、薛次升观察、施子英观察、姚稷臣太史、曾敬贻部郎、杨子萱太守、沈仲礼观察、汪穰卿贤书、盛揆臣孝廉、陈敬如军门、李洛才大令、经莲珊太守、唐杰臣观察、李谷生司马，本报馆主人吴剑华亦与其列。”
大会集议十五条，并公启于《大公报》。“亚细亚协会创办大旨”及“章程”，均被郑观应辑入《盛世危言后编》（参见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的《郑观应集》下册，第218
220页）。
但是，就在“协会创办大旨”拟定中，中日双方出现了分歧。问题在于大旨最后一条，原条文字为“一、本会或遇同洲有失和之事，在会诸人皆宜设法排解，使归亲睦”
郑孝胥在其日记中记下了本末：（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郑陶斋来字，云所拟第六条协会大旨，日本领事小田切欲删去。……余曰：‘此不可去；必去此条，仆当辞会。’陶斋复商之小田切，遂请注其下曰：‘日本会员有不欲存此条者’云云，余遂听之。”
至于协会的寿终正寝，郑观应在“协会创办章程”的末尾所加的题外语，“来龙”已如上述，“去脉”也道明了：“右列十六条章程，系光绪戊戌年四月朔日待鹤山人所拟。同志郑君孝胥、日本总领事等赞成创设亚细亚协会。先举议员二十四位，假座沪上待鹤书屋，每逢月朔会议。公举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为正会长，待鹤山人为副会长。已认入会签名捐资者约百余位，皆官、商名誉中人。俄、法领事闻有中日协会，颇生疑忌。日本总会长过沪，同人公宴于张园，意极融洽。忽季夏京中有变，人心震恐，故即解散，人多惋惜。”
小田切对“大旨”末条删去的要求，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张謇惕日心理，早在光绪八年八月，敉平壬午兵变后，在《朝鲜善后六策》中的“于日本”部分，就提出“建威销萌”的战略目标。《六策》遭扼杀，无疑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既攘琉球，又图朝鲜，今更企图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即二次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大陆政策”），正步步为营地推进着。洞察日本底细的张謇，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明白无误地指出：“其君臣上下，处心积虑，亦非一年。凡见于中外新闻报纸者，人人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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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张謇对于由日本人创办的“亚细亚协会”及其正会长小田切，态度极其明朗，“日人言则甘矣，须观其后”。“协会”“忽季夏京中有变”而夭折，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而是苍天有眼，没让善良人上当受骗。
二、张謇东游日本
（一）近代先于张謇（含同年）东游者及其著述如下表：
日时间 游者名 职务身分 撰述名称 备注
1902
严 修 翰林院编修 《壬寅东游日记》
黄 璟 北洋农务局总办 《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
黄 璟 北洋农务局总办 《东瀛唱和录》 诗集
吴汝纶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东游丛录》
1903
周学熙 北洋银元局总办 《东游日记》
晏宗慈 直隶补用同知 《随槎日记》
胡景桂 直隶学校司督办 《东瀛纪行》
杨 沣 直隶候补道 《日本普通学务录》
王景禧 直隶学校司总办 《日游笔记》
至于往后的接踵者，仅直隶省截止二十年代，又有二十二位之多。由于日本天皇睦仁，1867年即位，1868年改元“明治”。即位初期，发生维新运动，统治日本二百余年的江户幕府被推翻，天皇制专制政府掌握了全国政权。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1873年着手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议会。终于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道路。
羽翼已丰的日本，把魔爪直指中国：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又攻朝鲜，1894～1895年中日进行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而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此以前中国的一批放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他们看到了外夷的船坚炮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只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治标策略，何况技术还掌握在外夷手中，没有任何主动权可言。到了光绪十四年九月，因国势危蹙，以康有为（当时还是布衣身份）为代表的举人们，上清帝第一书，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当然如泥牛入海。甲午战争开战的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康公车上书”）中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11]
这才开启了变法图强的序幕，踵之者众，张謇经过周折也成其中之一。
（二）张謇东游日本缘由
场屋蹉跌的张謇，终于熬到了光绪十二年，第一次能够参加礼部会试了，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这才导致了“自丙戌会试报罢，即谓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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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理想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弃仕先事农商。结果呢，“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经划纺厂，又五年而后著效，比时即拟东游考察。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今年正月，徐积余自江宁寄日本领事天野君博览会请书来，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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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指导思想下的东游计划
计划为“考察农工及市町村小学”，实际考察情况如下表：
时间 考察学校名称 考察实业名称 备 注
1903.5.25
长崎町村小学校
私立鹤鸣女子学校
伊良林寻常小学校
1903.5.31
大阪市小学校 造玻璃厂
1903.6.1
爱日小学校
爱珠幼稚园
1903.6.2
东区第一高等小学校
淡路町一丁目泊书院
1903.6.3
桃山女子师范学校
桃山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
1903.6.4
中之岛高等工业学校
1903.6.5
造币厂
大阪城内水源局
大阪府立师范学校
大阪府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1903.6.7
天满桥北织物株式会社
1903.6.9
东城郡鹤桥村农学校 范多隆太郎铁工所
1903.6.10
博览会水产馆•十胜川之鱼篽
1903.6.11
三十四银行 并谈劝业银行
1903.6.14
岛津源吉所设之肆
专造学校理化器件标本
1903.6.15
染织学校
盲哑院
大学院 计划之外
1903.6.17
名古屋商业学校
1903.6.18
静冈商业学校
安东村）野村角太郎造纸工场
（江尻场）吉川作之助造纸工场
1903.6.20
农业大学 伯斧、路仁甫往观
1903.6.25
筑地活版制造所
1903.6.27
弘文学院
成城学校
1903.7.3
官立商业学校
私立寻常小学校
1903.7.6
北海道新建农学校及农园试验场 北海道制麻株式会社工场
重谷木栻工场
1903.7.7
真驹内公立单级小学校 真驹内种育场
1903.7.8
石狩川寻常小学校 前田牧牛场
创成河木闸
1903.7.9
筑港水产试验场
1903.7.16 （
嘉纳）高等师范学校
1903.7.17
高等工业学校
1903.7.18 职
工徒弟及实业补习学校
小石川区理科大学附属植物园
1903.7.25
藤户小学 野奇武吉郎盐田
福冈小学
1903.7.26
野奇武吉郎盐业调查所
堀田信男制造机械会社
考察中的感怀
（1）师夷长技，故友重逢，则仍警钟常鸣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晨三时至马关”，在《东游纪行二十六首》中有诗涉及《马关条约》。章开沅《张謇传》说，该诗是张謇参观条约签定处春帆楼（日记没记）后所作。诗云：“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六，至鞠町区访竹添光鸿（前日本驻朝公使）、嘉纳治五郎翁婿。张謇日记记道：“方壬午、癸未间，在朝鲜时，与竹添往返……岁月骎骎已二十年，彼时余方三十。马山、水原行军之旌旗，南坛、汉城驻节之幕府，闭目凝想，犹若见之。而国势反复，殆如麻姑三见东海为桑田矣，可胜慨哉！”
（2）学日本，找己短
以战备思想造船。
张謇东游所乘的“博爱丸”，系赤十字社所造的两艘（博爱、宏济）中的一艘，耗资日金一百万元。“无事则租与邮船株式会社，岁征租金五万元，分二十年归其造本，常时修理之费，则邮船会社任之……有战事则配炮，无战事则经商。国家省平时养船之费，兵商有联为团体之思，良策也”。
治国若治圃。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船上观长崎晚景，“海仅微风，所见岛屿，星罗棋布，斜日掩映林木间，浓苍蒨翠，下澈波底。角力岩中空一门，东西洞达，安期羡门，疑可招手而呼。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
日人善于先引进，学而后发展之。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张謇参观岛田孙市玻璃厂，深感“日人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而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然大概工价则过华或倍、或三倍。我政府而有意于通商惠工也，利过于日有五说焉：一原料繁富，二谷足工廉，三仿各国之长使利不泄，四餍民生之好使不愿外，五与世界争进文明。其要则‘以予为取’一语赅之”。
见日本宏伟水利工程有感。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观筑港。港本海也，筑而后有港。近二十年内，以大阪水道、淀河、筑港，为全国三大工程：筑港之举，自明治三十年十月始，定三十七年竣工，预算费二千万元；其水道自二十五年始，费三百万元；淀河工自三十一年始，费九百十万元。勤矣哉！“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之明德，宁非吾中国所当取法者乎？乌呼！”
（3）鞭笞行尸走肉衮衮诸公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一日，“是日振贝子、那侍郎回国，西京伎小岸、藤叶、富子、胜子四人送贝子至神户。神户华商宴之，复大集声伎，日报言之。复言贝子侍郎在名古屋、西京广购美术品，而不甚购书。询之各华商，贝子匆匆，亦无暇究商务”。无所事事、荒淫无耻的官僚本性暴露无遗。但是，他们出行的排场不小，并有更令人难于理喻的蹊跷之事。本月初十张謇参观大阪造币厂，“局书记以来宾录请题名，见前二页有字五行，第一行某月日，第二行大清国某某事来，第三行贝子戴振，戴字误，第四行尚书衔户部侍郎云云，那桐书字脱而旁注，第五行随员二十二人”。就在张謇继续参观大阪城内水源局时，“来宾录前二行同，三行仍书‘贝子戴振’，尚书衔脱书字未补”。尚书两次写错自己的名字，侍郎两次写不全自己的官衔，真是丢人现眼透顶。就是这段文字，张謇在正式出版《东游日记》时被删掉了。在同月的十二日，张謇参观博览会通运馆时，展方在台湾模型上，把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张謇呵斥道：“振贝子、那侍郎或未之见耶？”所以删掉，这大概出于一怕得罪清朝王公贵族，二怕自己仍寄希望的清王朝不要太没有面子了。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一，内藤赠《夷匪犯境闻见录》，此录不知何人所辑，载道光朝夷祸事甚详。日本以安政丁巳（清咸丰九年，公元1857年）再版，已四十七年矣。由今回溯，当时之朝野上下隔于外情，今稍有知识之人，皆能哂之。张謇训斥道：“不能审敌者，其不能克敌固宜。日本得此录，悬为殷鉴，遇事参校，遂获大益。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为我政府诵之。”
（4）吾虽有长，乏人组织，也是枉然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二，张謇参观博览会的参考馆，其中置各国之物品。日记记道：“中国只江、鄂、湘、齐、蜀、闽六省有陈列出品。鄂品有汉瓦当、唐经幢。”对此张謇感慨道，“劝业以开来，而此以彰往，若移置中国博物院差不倍耳”！张謇痛切指出，“中国六省彼此不相侔，若六国然，杂然而来，贸然而陈列，地又不足以敷施也。以余乡而言，通州、海门墨核鸡脚之棉、吕四真梁之盐，皆足与五洲名产争衡，皆不与焉”。特别是盐，到十五日参观水产馆，张謇更说，“（日本）宫城之盐，其第一等与余东同，不逮吕四也”。
（5）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游日记的五月初十日，张謇说，“孟子以晋国为仕国，余谓日本真学国也”，他对日本的教育成就特别赞赏，指出日本教育所以有成绩，“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不似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
五月十八日，张謇倾听二华生论日人十年内与华人交际情状，而生无限感喟焉。
一生曰，日本维新以后，直中国政令不修，万事隳废，得行其远交近攻之计。士大夫一着欧衣，沾沾自喜，其心目中遂觉凡支那人无不在其下。而把彼自宋以前无不效法中国之事，早抛至九霄云外。于是，强暴者，无往不为轻蔑凌侮之举。其用柔术者，乃欲揽中国教育之权，以中国为殖民之地，观宏文学院之所为，联队西乡之无行，其最显明者。该生说，留学日本，“彼亦学欧美耳。我学其似而仍须欧美之真是学，而又须摧眉抑颜以受之，不若……游欧美，即使欧美人之待遇犹之东人，我已权二而省其一，不犹愈乎，我是以决去日而游美”。
一生曰：“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以我普及教育未兴之人，一蹴而几欧美，是责三尺之童，以乌获之任，鲜不蹶者。不若就其犹近我者而借径焉，以为曳也……彼骄则我益下，彼肆则我益恭，以求进于学问……我果有自立之日。今日之受侮，皆我玉成之资也。苟不自立，人即朝摩而夕咻之，其耻均耳。”
张謇对二生之论，均以“是说也，我思之”而不置可否。笔者揣摩，张謇思之以后，很可能认为二生所持的态度：一是不为师夷而折腰的浩然正气；一是韬光养晦的策略思想，都有其可取之处。张謇对二生之论不置可否，是有其深思熟虑之处。他的东游是为取经而来，但不能短视为学习而学习，更要从长远、从政治层面去引导年青人。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张謇访泰兴留学生于宏文学院，访章静轩、洪俊卿于成城学校……“吾于章、洪诸生有厚望矣。中国人留学外洋者,多喜就政治、法律。二者之成效近官，而其从事也，空言而易为力。若农工实业皆有实习，皆须致力理化，而收效之荣，不逮仕宦，国家又无以鼓舞之，宜其舍此而趣彼矣。近年余与蛰先论中国目前兴学之要，普通重于专门，实业亟于名哲，世人渐有响应者。留学生之志于实业亦日多，是可喜矣”。
可是，张謇并不是轻政治、法律，他的政法观，在东游的五月初十的日记中是这样表达的：“我政治家之性质、习惯有一大病：将举一事，先自纠缠于防弊，不知虫生于木，弊生于法。天下无无虫之木，亦无无弊之法。见有虫则去之，见有弊则易之。为木计，为法计，虽圣人不过如是。而我之有立法权者，未更未见弊之法，先护已无法之弊，傎已。东西各国办事人，并非别一种血肉特造，止法度大段公平划一，立法司法行法人，同在法度之内，虽事有小弊，不足害法。”
（6）东行小结与感悟
张謇自己对东行进行了小结。“于调查实业、教育间，尚有未暇详者”；“日本医学发达最先，非独其士大夫所自负，德法各国闻亦许之。余以兹事繁重，非绵力所能办，故绝未注意，无从赞一辞”；这次东行“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
对政、学、业三者间的关联及其因果的必然性，张謇有所感悟焉：“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孔子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夫不教之民，宁止不可用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
三、张謇惕日思想
（一）张謇惕日警钟始鸣于朝鲜事务
他在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就说过：“今日本野心日张，无理日甚；彼方以中国为其演试军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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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马关年个月毫条约》签定，他更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说：“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预防，无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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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七年，日本勾结段祺瑞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日军可自由出入我国东北和蒙古的特权。沪报刊载了中日秘约全文，全国哗然。张謇在民国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为中日密约致徐总统、段总理电》中指出：“按（条约）全文二十四条……凡此诸条，明目张胆，兼巧篡豪夺而有之。苟为中国人而良心未丧尽者见之，孰不眦裂？报言虚实不可知。使果实也，中国人为凉血动物，日本人亦丧心病狂；果需也，报纸已腾全国，政府岂无见闻？……若公然视国如私物，奉以予人，供人宰割；国之人强者不必言，即至弱者，亦口有诛而笔有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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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謇惕日的有理有节
民国十一年二月初八（公元1922年3月6号），日舰“宇治”号，擅闯南通天生港，并登陆任意开枪狩猎。张謇为了公理，曾给日本外务省写信：“南通县者，鄙国江苏省之内地，非开辟商埠可比。依照公法约章，行旅商人，非有该国及本国护照，不得擅自登陆，何况军队？乃于本年三月六号，突有贵国宇治兵舰停泊天生港口，其军官……兵士人等，携带猎枪，分向县城及近港乡间，任意狩猎……军警等一面保护，一面询诘，七号晨七时始行开往他处。查军队无故闯入与国内地，则非地而非法；方春狩猎，违我内政，则非时而非法；该兵舰及军官士兵等专辄行动，是否……平时贵国兵士未受何等文明之教育，抑蔑视南通县不足以享得此世界法律上应有之权利……除由地方文武官厅，呈报政府，请向贵政府诘问外，鄙人之所惴惴者，尤不得不为贵政府一陈之：中日之必应亲善，地势为之；果亲果善，中之利，尤日之利；贵国人之以此口头语示好于中国，不啻百口一声；以为伪，则明明有此言；以为诚，则绝无恳挚光明之表示，但有尖利假薄之行为，而皆以军队动作，为代表之帜。年来贵国之挑动双方恶感者，无不发生于军队……若以为中国去怯弱，怯亦诚有之，弱亦诚有之，要知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自被贵国嘲讥讪笑以来，国人渐次觉悟，深知惕厉，实业教育，观感进行，而所谓抵制日货之风潮，一随之而起……起视贵国，则暴富之后，趾高气扬，侵略之策，巧取豪夺，方日出而不穷。鄙人方以是为贵国之不祥，贵国之老实人，或亦有同吾之见者……鄙人观之,非贵国之福。夏一旅而复羿，楚三尸而亡秦，中国之故事，中国之特性也。贵国今日度尚有曾读中国书之人，贵大臣盍一问之？贵大臣须知南通非世界绝无人知之地……但尚欲一觇贵国政府，何以处分宇治军舰不守约章执枪分队闯入内地之事。是以于请我政府诘问贵大臣外，仍以中日义当亲善之观念，敬问贵大臣，愿赐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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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国十三年，日人驹井访通后作《驹井南通报告书》，张謇为之校对，这是正月里的事；同时，其子张孝若于民国十二年秋放洋调查欧美实业，于民国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抵日，三月初八张謇就把改怡儿诗寄日本东京帝国旅馆：说明张謇对日交往已很频繁。因而同年，又有日本青年会来通参观，那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张謇的有利有节惕日初衷，始终不逾。他在欢迎演说中很痛切说：“日本政府对国民之政策，诚为尽善，惜其对华之侵略政策，则未免太拙耳。鄙人尝谓中日亲善则两利，否则两不利。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强为之，转足以自毙。曷若同舟共济，合力以捍御欧美耶？果亲善也，则两国前途，必灿烂光明；如其否也，前途殆不可思议。承诸君嘱鄙人抒述意见，敬为诸君恳切言之。鄙人尝屡晤贵国同志，盖靡不以是说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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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张謇这篇欢迎词后七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再六年的1937年7月7日，侵略者又挑起了“七•七芦沟桥事件”，打着“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妄图鲸吞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同年8月13日，侵略者的魔爪指向上海，激起了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从此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反方如此猖狂，正方呢不可也不能示弱：1937年7月7日，即“芦沟桥事件”的当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17日又派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声明；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又将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了《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不可一世、自命无坚不摧的“皇军”，由于其战争的非正义性，经过中国军民八年浴血奋战，从1944年起，八路军、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9月3日遂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
五六十年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它们妄图篡改历史，东山再起，在靖国神社里，还供奉着一级战犯的牌位，其首相、阁僚等还定期去顶礼膜拜，对中国人民来说真是莫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里我们仍以张謇的话来告诫那些有军国主义头脑的死硬分子：“日本决不能鲸吞中国，强为之，转足以自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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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57-8页，中华书局，民国十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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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陆建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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