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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实业活动与上海
张謇对南通以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贡献，中外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而在张謇的实业活动过程中，南通与上海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试作补充。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以其地理区位和经济及人文等综合优势，很快取代广州，跃居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并发展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城市。上海的崛起，对邻近的长江三角洲诸城镇的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受其有力的经济辐射，这些城镇与上海之间在资金融通、科技传播、商品产销和人员往来等方面，逐渐建立起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围绕着张謇的实业活动，南通与近代上海的这种互动关系，尤为清晰、生动。
南通和海门，虽与上海隔江相望，但在近代航运业兴起以前，受内向型经济的束缚和长江口宽阔水面的阻隔，交往稀疏。当地盛产的棉花和土布，多经苏北平原运销北方，徐、淮、山东由旱道来的客商，赶着成群的驴马，到通、如一带贩卖。回去时，买了一驮一驮的棉花，用土布作袋，载上马背北去。上海开埠后，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自上海成为中外百货的集散市场，凡运销东北各地的货物，俱已改从上海出口，从此山东客人逐步通过上海购买南通土布。凡属北销的规格，每匹长22尺，宽不足1尺。产区已从海门北移，向包场、六甲一带扩大，运往上海兜售。1862年，有名的布牌“鼎茂”“天茂”“天和”等，完全集中在上海，由北方客人收买。通、海地区的经济生活，已与上海直接沟通。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南通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户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上海开埠后，外国廉价工业品大量涌入，周围农村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困境。在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论述，但应指出，以为五口通商后，长江三角洲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洋货的冲击下，单一地表现为没落和破产的认识是欠妥的。因为国门被打开后的数十年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以棉纱居多。廉价洋纱的涌入，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沉重的，它迫使农户不再从事与商品交换隔绝的手工生产。而洋纱对原先就为市场生产，以织布为主的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就有所不同。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事生产，所以洋纱涌入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使它们的生产原料来源发生变化，由依赖土纺棉纱转为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没落和破产。自上海开埠，经由上海港输入的洋纱大幅度增长，推销于上海附近及江南一带，最初每年仅数千件，不久就达到二十余万件，使周边地区手工棉纺织业生产结构发生改变。地处长江口北岸的通、海地区，沿江各口岸已有太古、怡和、招商等轮船往来停泊，运抵的洋纱因其条杆均匀，不易断头，渐为机户乐用，用作经纱，从此就出现了洋经土纬的土布。一度使当地的土纱滞销，后来土布经上海北运的销路打开，纬纱仍须土纱，产量才趋上升。经上海集散的土布成分相应发生明显变化。起初，上海有些土布庄还拒收洋经土纬的土布，门口贴着一张牌纸，上书“掺和洋纱，概不收买”。但洋纱条杆均匀，织出来的布比土经土纬的平整，外地客帮欢迎，农民买洋纱织布比自己纺纱织布方便，于是洋经土纬的土布越来越多，土布庄也只好收买。1895年时，门市收进的土布约有
60%
已是洋经洋纬，40%是洋经土纬。后来，洋经洋纬的土布所占比重更大。有鉴于此，张謇因地制宜，立足南通筹建近代棉纺织厂。1912年他曾追忆，“謇尝研究海关贸易册，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昔年从事棉业，困苦艰难，屡蹶而后振”
。1899年通州大生纱厂应运而生，继而又在崇明和海门增开两厂，其市场基础是当地众多农户扩大土布生产，对机纱大量需求。如大生企业系统档案所揭示的，“纱市关系于布，布畅销则纱销旺，反是则否”,“本厂纱与关庄布消息相因，由来已久。今（1920）春夏间，霪雨连旬，值营布畅销，价日增涨。沪商求购而待运，关庄贪买以居奇，纱市为之大振，零售涨至每箱三百元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适本厂先机开一大盘，故上季得盈七十万两。其时棉苗极茂，以为下季营业可操胜算。孰知雨中所卷之关庄布饱受潮湿，到营多现霉斑，价遂跌落，影响至于通、沪。布既屡跌，纱遂被累，棉花又多被虫伤，收成骤薄，厂工虑必困难矣”
综观张謇实业活动中对南通与上海关系的架构，可以将其概括为“前店后工场”的基本模式。
要而言之
，张謇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首位型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所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十分重视和发挥这些优势，用以催生和推动他在南通诸多近代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取得显著成效。
1897
年冬，尚在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就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1907年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1913年前，大生沪所的主要业务是采办物料、运原料。1913年以后，大生各纺织厂接连盈余，大生沪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开盘批售布匹，收款付货等业务，业务项目不断增加。当时上海银钱业纷纷向沪所提供信贷，送往来折给沪所的钱庄达105家。大生系统各企业凭借银钱业的信贷，遂在原有基础上全面扩张，所属企业单位大小有数十家之多。沪所营业范围随之扩展到国内外通都大邑，南通绣织局的绣织品和发网远销美国纽约，复兴面厂的二号面粉运销日本。这些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以及银根调度等，都由沪所办理。
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而技术骨干主要招自上海。据当地老人回忆，大生纱厂开车前夕，当地农村妇女还不知道进厂做工是怎么一回事，同时还有“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的谣言，因此尽管当时农村劳动力相当过剩，但进厂的童工和女工并不多。纱厂开车时劳动力不足，不得不招了些男工和上海的熟手女工。不久谣言逐渐消除，本地童工和女工进厂的才逐渐多了起来。但部分机工和工头还是从上海招来的。张謇亦称：“我国之有纺织业也，缘欧人之设厂于上海始。欧人之始设厂，辄募我十数不识字之工人，供其指挥；久之此十数工人者，不能明其所以然，而粗知其所受指挥之当然。由是我之继营纺织厂者，即募是十数工人者为耳目，而为之监视其工作者，都不习于机械之学，强半从是十数工人而窃其绪余。”
大生纱厂开办后，无论是原材料的购买还是产成品的销售，一直都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大生一厂档案资料载：“本年全年用棉二十七万二千余石，陆续收花总数仍占用量百分之九十四，其中通购百分之五十六，沪购百分之十八，花纱交换百分之二十六，至全年纱布产量不但未受影响，且较上年增加。而销货数量，则仅占产量百分之九十四，纱销通居百分之四十九，沪居百分之五十一，布销通百分之十八，沪居百分之八十二。”
1948年，该厂全年实销棉纱上海占73%，南通占27%；实销棉布上海占93%，南通占7%。大生企业所产棉布主要销往上海，原因之一是大生棉布一向以16磅粗布为主，其销售由上海大生事务所开盘，经掮客运销天津、江西、福建等地，四川和烟台也有销路，但在通海一带销路却不畅，这是因为通海农民习惯穿着手织土布的缘故。
继大生纱厂创立后，又有广生机器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办。它们的设立和经营同样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张謇印行的《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载：“通自有大生纱厂以来，四乡棉产旺，棉核出数因亦日增而流于外。土法榨制不良，油既混浊，饼亦粗杂。张謇念大生纱厂所轧棉核数亦匪细，与其以生货卖出，不如自制熟货，因倡议就通创榨油厂，专榨棉油以利用之。择地唐家闸大生厂之北，禀案纠股购机建屋，自光绪二十七年夏议办，二十九年春告成。集股、办事各章程另有单行印本。其制法参仿美国名厂，其资本初仅集股银五万两，嗣以机器系廉价转售上海华盛纱厂前代山西办而未用之件，式样旧而榨床少，出货不多。二十九年秋，续招股银十万两，添建新厂，购置美国机器，周岁竣事。自此每日夜可榨棉核八百石，出货增多，销路日畅。油销于本地者仅十之二，余皆运销常州、江宁、上海等处，有时由沪上各洋商购销欧美。饼除通海两境尽销外，余数尽由沪上日商购运东洋各埠行销。”
大生系统企业与上海间的密切关系，是张謇集资创办南通与上海间近代航运企业的主要动因。1904年，张謇在上海集资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此前，大生纱厂为了解决本厂购运物料之不便，曾设立大生轮船公司，作为纱厂的附属企业。当时有“大生”小轮一艘往来于上海、南通之间，运送货物，并兼搭客。1906年5月，大生轮船公司订造的“大新”轮投入营运后，开航上海——南通线，“大生”轮则航行上海——海门线。这两条船的客货运输业务，均由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代理经营。1908年，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从上海洋商太古洋行购得小轮两艘，更名为“大安”和“大和”，随即投入营运，并将上海至南通的航线向上游延伸到口岸，改称沪口线。不久，据海关资料载，“经当地制造商向中国政府申请已于1909年7月17日开放位于上海镇江间长江左岸之通州天生港为停靠港”
。1910年，大生轮船公司并入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此时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已拥有轮船四艘，即“大生”“大新”“大安”“大和”，载重量是1，630余吨，资本为397，000余元。
立足南通，依托上海，谋求企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可以说是张謇实业活动的基本方略，其中蕴含的深意，颇富启示。
参考文献：
《汉冶萍公司（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第315～316页。
《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一），第359页、第368页。
《张謇全集》第4卷第1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纺织编（二），第282页。
《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第651页。
编辑 龚卫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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