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张謇1903年日本之行及其日本观

张史清

张謇1903年日本之行及其日本观

北京大学 王晓秋

张謇一生除了早年入吴长庆幕驻过朝鲜外，

1903

年的日本之行大概是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游历考察。这次东游收获不小，而且对他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立宪思想影响颇大。关于张謇这次日本之行的经过，在他自己的《癸卯东游日记》中写得很详细。本文着重论述张謇这次日本之行与众不同的特色及其日本观，并与当时访日的一些中国人士作些比较。本文凡出自其《癸卯东游日记》的引文

见《张謇全集》第

卷第

479

页至

515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不再一一加注。

张謇

年访日的历史背景是清末新政刚刚开始，他的实业和教育事业正在兴办，以及中国的士大夫纷纷赴日游历考察。其实张謇也早有东游考察之意，但因帝后之争，为避嫌而止。这次访日的契机是

年日本举行大阪博览会（日本全称为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日本政府大肆宣传并广泛邀请中国官、绅、商、学界人士赴会。据说日本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共发出四千多封邀请信，而清政府则派出了贝子载振、户部侍郎那桐为特使，中央各机关和地方各省也派出了大批考察官员，还有大量自费前往参观的官员和绅商，共约三百多人

张謇正是接到日本驻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通过三江师范教习徐乃昌转来的大阪博览会邀请信而决定自费访日的。但是他并非仅仅只是去参观一个博览会，而是充分利用这两个月的访日期间认真调查、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和实业，深入地对比和思考中日之间的差异，总结日本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成为他归国后推动中国近代化实践活动的重要借鉴。

那么他经过实地考察后对日本的认识，即其日本观，以及他对日本考察调研的方法和态度，究竟与其他中国访日人士有什么不同呢？

张謇在《东游日记》中有一段话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道：“自维新变法三十余年，教育、实业、政治、法律、军政，一意规仿欧美，朝野上下，孜孜矻矻，心摹力追，其用意最当处在上定方针，下明大义。”他还指出：“凡事入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他赞扬日本明治政府能够下定决心，变法维新，励精图治，上下同心，开拓进取。而对比中国，他批评清政府变法决心不大，新政措施摇摆不定，延误中国改革时机。“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

对于日本的富强之道，当时访日的中国人有各种看法。如

1898

年访日的刘学洵主张“富国必以振兴商务为本”

1901

年访日的罗振玉认为日本强盛的关键，“首在便交通，继在兴工业，三在改军制”

。而张謇则强调教育和实业，他认为根据日本维新的经验，如果按重要性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因此他认为中国要“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

。日本枢密顾问官田中不二麿也告诉他：“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教育为开亿万人普通之识，非为储数人非常之才。”他非常赞成这个普及国民教育的观点，说“此宜为我政府所平心而听者也”。

张謇在日本考察的中心正是教育和实业，但是他考察的重点、次序也与众不同。一般人大多重点参观大学和中学，如

1902

年访日专门考察教育的吴汝纶重点是考察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高等学校。而张謇则从中国首先需要普及教育的实际出发，确定自己参观考察的次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竟要从最不为人注意的学前教育幼儿园开始。他曾认真参观了大阪爱珠幼稚园，并题词“成人在始”，还要从日本聘请幼稚园保姆即幼儿教师到中国任教。爱珠幼稚园是

1880

年创办的日本近代最早最有名的幼儿园之一。我在日本访问研究时曾去参观过，对挂在墙上张謇的题词印象很深。园长田边美惠子女士还给我看了当时的参观者题名录，上面有张謇的姓名，职务是通州师范学校校长，其他还有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直隶大学总长胡景桂等。

张謇在考察日本教育的方法、态度上，也同别人不一样。他对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说明自己调查日本教育的宗旨时说：“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这段话很有意思，一般人都是去参观大城市，条件好有名的学校，而张謇从中国国情出发，却偏偏要去参观城乡条件差的民办学校，认为这才是中国当时普及教育最需要吸取的经验。因此日本报纸《大阪朝日新闻》在当时报道张謇访日的消息时写道：“这是位与通常一般的悠闲的浏览客完全不同的观光者，他名望学识兼而有之，具有务实之勇。所以希望大阪的学校与工厂等处，对其考察予以郑重的接待。”

下面再看看张謇在考察日本教育和实业时的一些具体的活动和感想。他在参加大阪市小学校创立

30

周年纪念会时，亲眼看到

万小学生在恶劣天气下保持队形纪律，十分震撼，感叹“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三十年之成效也”。他深入考察日本农村的小学，则赞叹日本农村小学师生的刻苦、俭朴。张謇特别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师范者，兴学之本”。他在日本参观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大阪府立师范学校、桃山女子师范学校等，观其教室、实验室、体操，甚至细致到丈量课桌的尺寸。另外他还着重考察了日本的职业教育，参观了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及各类职业学校。在农业学校参观了学校的试验田、畜牧场、兽医解剖室等。他很欣赏农校学生毕业不入高等学校，而是回乡务农，“听其散而归，各治其乡”。他认为这是“我通州所最宜法者”。他也赞成学校饮食节俭，“当使学生知为学不求饱而敏于所事，不可使饱食而无所用心。可谓知本。中国学校以饮食滋讼者多矣，惜不令一游其校以参观之也”。张謇也很关注学校教科书的编写使用。他发现明治初年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除了理化学用欧书，修身杂引我六经诸子语”，史地也用《十七史略》、《瀛环志略》，农学用《农政全书》等中国书。而如今日本教科书中都言必谈欧美，弃用中国古籍了。他不禁感叹“国势弱则前古人与后来人并受其累”。他还关心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看望了弘文学院和成城学校的江苏籍留日学生，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他主张应多学农工实业，认为“中国目前兴学之要，普通重于专门，实业亟于名哲”。而“世人渐有响应者，留学生之志于实业亦日多，是可喜也”。张謇认为中国目前尚处于教育与实业的初兴阶段，类似日本明治初年，因此他希望向日本的教育家和实业家请教“维新时实业、教育经验之艰难委曲”，以便吸取日本发展教育和实业的经验和教训。

张謇访日考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查日本的实业即工农业。他在参观了一些日本工厂以后，认为“日人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而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日本明治政府大力支持民间企业模仿西方科学技术，改进工艺，并鼓励出口甚至给予补助，“国家劝工之勤如是”。但由于日本地少粮贵，“工资与制作之业并增均长，而言工业者犹务进不已也”。这是因为日本人懂得“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则退，更无中立”。他认为如果是中国政府有意通商惠工，利润可以超过日本，其原因有五点：一是原料丰富；二是粮食充足，劳动力价廉；三是仿造各国之长，利不外泄；四是适应中国民生之需，不买外货；五是可与世界争进文明。而其关键是清政府能否实行“以予为取”政策“一语赅之”。

他十分羡慕日本明治政府提倡“殖产兴业”，扶助民间工商业的政策，“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以是知其官智之程度高矣”。而对比中国则正相反，清政府及各级官僚对民间企业不但不予维护，反而千方百计予以压制排挤，甚至吞并。即使名为官商合办，仍然是获利属官，亏本则归商。官僚还利用其职权实行垄断。如李鸿章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后，竟然规定十年内不许民间再办纺织厂。张謇看到日本工厂的效率之高，再对比中国的洋务企业，“我思上海制造局规模之大，经费之宏，几几十倍于此”，然而效果怎么样呢？“曾未有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以市于民而收其利，以助农商之业而分人之利。”他不禁长叹“彼此相较何如也”。

张謇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看到北海道垦殖成果的展览，不禁想起自己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同样是有规划、有雄心，不同的是北海道有森林、无提防；而通海垦牧场地止荒滩，非堤不可。然而最根本的是北海道垦殖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而自己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时，“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抗扰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办一家民族资本的农工企业，会遭到巨大的阻力，是何等的不易啊！为了深入考察日本北海道开发的实况，他特地亲自赴北海道作实地调查十天左右，到了函馆、室兰、札幌、茨户、岩内等地。他在日记中描写北海道“濒海皆砂碛，地颇劣，入内山，平原豁然，极望无际，土尽黄壤，形势远在东西京之上。德川氏有之而不能垦，宜其覆矣。现有之民不过百万，不足垦此土，更得三百万人，二十年庶几无旷土欤”。札幌农学校校长佐藤昌介告诉他：“北海道未垦地十分之九，今岁计鱼业、农业、林业、矿业所产值四千万元。”日本政府规定北海道垦熟之地二十年不征税，只交郡村町税，供地方警察、学校、卫生之用。张謇感叹中国土地广阔，“合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如北海道者，何止百倍，人民之可募而移者，何止千倍，使尽如此经营，于富强乎何者。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矣”。说到底还是由于清政府当权者腐败昏庸无能的缘故。

张謇在日记中对日本也有批判，在赴大阪途中经过马关，曾赋诗希望国人不忘国耻。他还揭露日本有的商人，“甚无信义，十余年来，中人之受诳者，指不胜屈”。他本人也曾因购矿井机器图受过日人森村诈骗。因此他批评“日人谋教育三十年，春间教科书狱发，旁连校长、教谕等近百人。今察其工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然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不走正道也。在大阪博览会上，他发现日本人做的台湾地理模型，竟然把福建诸海口也绘入并涂上同样黄色，混同于当时还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这引起了他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警觉和愤怒，可是清政府前来参观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们却视若罔闻，他气愤地责问道：“振贝子（载振）、那侍郎（那桐）或未见之耶！”这次大阪博览会上还曾发生台湾馆与人类馆事件，即日方把福建展品移入台湾馆，并在人类馆中展示中国人缠小脚和抽鸦片陋俗，后遭到中国留日学生和爱国士绅的强烈抗议而被迫移出和撤销

总之，张謇的这次日本之行及其日本观，充分表达了作为一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游历考察日本时的认识和心态。

注释

菅野正：《大阪博览会与中国》（日文），《奈良史学》第

13

1995

张謇：《癸卯东游日记》，《张謇全集》第

490

491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刘学洵：《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

罗振玉：《扶桑两月记》。

《大阪朝日新闻》明治

36

31

冯自由：《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革命逸史》初集第

130-131

页。中华书局，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