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謇与立宪派的“中道异趋”

张贤

在上两个世纪之交，接连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列强侵华战争，泱泱中华接连败于“蕞尔小邦”日本和八国联军。两次战争使中国“创深痛巨”，清王朝也在巨大的统治危机面前松口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立宪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群体即被称为“立宪派”。“立宪派”一般具有体制内身份，认为应该采取和平、合法的手段推进政治民主化，同时对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危害保持高度警惕，因而反对暴力革命。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清末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中，张謇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位，甚至被视为立宪派的“实际领导人”[1]。历史学家张朋园先生也说：“张謇不仅代表江苏一省，全国立宪派几乎一半惟其马首是瞻。如果立宪派中尚有阶层之分，张謇实居于最上。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人虽然有其面的影响，但与张謇比较起来，大有瞠乎其后之感。”[2]但据细心的学者查考发现，在立宪运动中，张謇与大部分的立宪派有过重大的分歧，使得他们“中道异趋”。这其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逻辑？

一、张謇与清末立宪风潮

清王朝的内忧外患，到了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后，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北京东郊民巷有各国使馆，又有各国派兵驻守，一举一动都在列强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内部则受革命风潮影响，各地起事不断，经济凋敝，哀鸿遍野。加上外感于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沙俄，清廷因此认识到立宪可以富国强兵，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这其实是清王朝在革命危机促迫下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立宪派在此之后获得了合法的活动舞台，立宪运动更加蓬勃展开。

1903

年，张謇赴日考察，七十天内共参观了三十五处教育机构和三十个农工商单位，得以目睹立宪给日本带来的飞速变化，从此更加坚定了立宪主张。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行宪政的小国日本一举打败实行专制制度的大国沙俄，进一步坚定了他的立宪主张。通过中日政体的比较，张謇认识到政治制度差异对国家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不思进取，深感痛心，对日本宪政体制的积极作用则大表欣羡。自此而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立宪运动的实践，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906年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正式成立，公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除新疆）。张謇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月、6月、10月，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清政府始终冥顽不化，敷衍拖延，随着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而宣告倒台，立宪之事最终流产。

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组织起了20万人，声势浩大，但清廷顽固地再一次予以拒绝，并警告“毋得再行续请”，第二次请愿遂告失败。深感形势危急的张謇立即着手第三次请愿的准备工作，请愿之人全为议长，合成一议长请愿团，并拟赴北京。当时正值新成立的资政院开议，代表团乘机上书，并四处游说，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迫于压力，清廷终于在11月4日发布上谕：“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

二、张謇与立宪派“中道异趋”

立宪派为了实现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直接目的，耗费了无量心血组织运动。他们的志愿是十分坚定的：“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3]但最后得到的是清廷一张缩短三年预备立宪年限的谕旨，这在大部分的立宪派看来是极度失望、令人愤恨的：“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气短，言之痛心。”[4]之后他们只得接受谕旨，在清廷的勒令下解散组织，嗒然离开北京，散归各地。但此时的很大一部分立宪派痛恨清廷的昏庸颟顸，心中极度愤懑，主张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国民公报》的主持人徐佛苏的记述具有代表性：

“其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辞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唯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词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密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然清廷毫无所闻，方幸各省请愿代表已经出京，则中央政府仍可苟安无事矣。”[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謇的反映。11月6日，张謇听到朝廷有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并答允预行组织内阁的诏书，欣喜若狂。11月9日，他在《申报》以江苏咨议局名义发表致资政院电：“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钧院大力维持，谨代表大江南北，泥首叩谢”[6]。又刊致程德全电，感谢其支持请愿。还电各省咨议局与本省各团体“速谢咨政院”。并准备以江苏咨议局出面倡议于15日举办以庆祝国会即将召开为名义的活动[7]。两相比较，张謇与大部分的立宪派“中道异趋”就成为势之必然。针对张謇的上述反应，当时有议员在报上发表声明“不承认有此容易涕零叩首之代表”[8]。立宪派发生了明显的分裂。

三、“中道异趋”的原因试析

如何看待张謇的上述态度？沈振元先生给出的解释是“一张上谕，一个微小的让步，未见实质性行动，就如此欣喜，如此满足，显然做过了头；未经商议，未作沟通，就在报刊发表文章，造成咨议局内部歧见，请愿团分裂，以至清廷驱逐请愿代表，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使第三次请愿失败。这是张謇在立宪运动中的又一败笔。”[9]用“败笔”来评价张謇的态度，自然是有理由的，但张謇立身行事，向来谋定而后动，并非率尔孟浪之人，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从自己的立场上认定这样做是能够立得住脚的。

张謇为何会和大部分的立宪派人反应差异如此之大？张朋园先生给出的解释是“盖因其未曾参与第三次请愿运动，心情感受自然与代表们不同”[10]。这有一定道理。张朋园先生认为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并非有严密的组织，而是带有很强的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他因此采用了群众心理学理论解释第三次请愿运动后立宪派态度的逐渐激化。他论述道：“推测正式会议之前，请愿的核心人物似曾举行秘密会议，在秘密会议中因愤恨清廷横暴而主张采用极端对抗手段，‘密谋革命’一类愤激之言，自属难免。一人发出激烈之论，多人从而附和，在群众心理学上说是很平常的。有一位社会学家说，同僚相互的影响，比之于一个领导者的影响要大。”[11]但是，虽然第三次请愿运动声势浩大，态度激烈，但总的来说是前两次请愿运动的继续，仅仅因为没有参加第三次请愿运动，张謇的态度就会和大家有这么大的不同吗？从张謇自身来说，又有什么原因呢？

“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利用张朋园先生对立宪派人物背景的分析，可以对上述“中道异趋”现象作一较全面的分析。1969年，张先生撰述《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所引咨议局议员资料共有六个省份，到了1992年他又在北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另外七省咨议局议员名录及相当完整的出身背景，后来又得友人提供江苏、浙江两省资料，共计十五省议员资料，已超当时21省的三分之二[12]。因此，他后来发表的《立宪派的阶级背景》一文对立宪派阶级背景的统计分析，可信度已极高。张先生的结论有五条：

一是他们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二是他们曾在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担任职务，多为中级官吏，最高者为监察御史，最低者为州县教谕。没有任官的，多以捐纳方式获得职衔。三是由于时代变迁，（废科举、兴学校）部分具有传统功名者，随着转变曾入新式学堂攻读，或负笈海外。四是他们的家庭多数富有。五是他们大多数是四十三岁上下的中年人[13]。

一一比对上述结论：

首先，张謇通过科举考试，高中状元，位在功名序列的最高点。虽然张謇大魁天下后就“捐弃所恃”，并没有继续为官，但状元身份在他后期创办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极重要的作用。状元身份来之不易，而且进士及第即为“天子门生”，“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就和封建统治者有了不可割舍的关系，这是张謇趋向保守的一大原因。

其次，张謇在中状元后，例授翰林院修撰，这虽只是一个从六品的京官，但无论是今后的升迁前景还是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均无与伦比。这也表明张謇曾经是坐在清廷这艘大船上的人，自然不愿大船倾覆。

再次，张謇未曾接受过新式教育。对西方世界的直接接触仅有一次1903年的日本之行，其价值观在此之前早已形成，基本来源于传统的儒学。儒学相对来说是一个趋于保守的思想体系，其中的忠君报国、中庸顺从等思想均可能成为束缚张謇趋向保守的绳索。

再次，在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的时候，张謇在南通的事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大生一厂、二厂、通海垦牧公司等等，可谓家大业大。家道殷富者最怕社会动荡不安，革命会动摇既有的社会基础，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反对暴力革命。这是张謇趋向保守的现实原因。

最后，张謇在1909年当选咨议局议长时，已57岁，高于立宪派平均年龄14岁。而当时江苏咨议局议员平均年龄为42岁，张謇则高出15岁。57岁的年纪则已处在更年期末期，接近老年。老年人血气既衰，一般不愿冒险，倾向于保持现状，少了年轻时的冲劲和激情。革命则是年轻人的志业，“中年以后拥有资产的人不革命，除了少数例外，似乎是不易的常理。”[14]

我们再试着和当时立宪派中的著名激进人士蒲殿俊、汤化龙相比，就可以得到更明晰的认识。蒲殿俊为四川咨议局议长，第三次国会请愿后，对于清廷缩短三年国会期限的谕旨极为不满，曾响应直隶的第四次请愿运动。他的以上五条分别对应为：进士（未点翰林）、法部主事、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无实业、34岁。汤化龙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湖北的立宪派人一向是激进的，他们在武昌起义后，毅然表示拥护革命。”[15]汤化龙以咨议局议长的身份，领导本省立宪派，态度十分激昂，带动整个立宪派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清廷。他的以上五条分别是：进士（未点翰林）、法部主事、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无实业、35岁。

如果把立宪派加以区分，大体也可以区分为激进、温和、保守三个类型，一般而言，极端的少，中间的多。立宪派的激进分子与革命党的温和型者是重叠的，而其保守型者又和保守派重叠[16]，张謇属于立宪派中的保守型者似可确定无疑。随着时势的推演，革命风潮山雨欲来，整个立宪派趋向激进，张謇则由于以上原因，“独立不迁”，这就使他们“中道异趋”成了逻辑的必然。

张謇与大部分的立宪派“中道异趋”，这一史实学界仅有很少成果提到，并未发现专文讨论，其中的原因一则是由于在“革命史观”下，革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而一切与革命立场有异的观点和活动都给贴上另类的标签，受到批判，因此，晚清立宪派的整体活动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一则是由于革命的暴风雨来得过快，从张謇与大部分立宪派“中道异趋”到武昌起义爆发，中间只有近一年的时间，为时既暂，因此很少有人留心。而辛亥革命后，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包括张謇在内的绝大多数立宪派均汇入了革命的洪流，之前他们的这点分歧也就很容易被人忽略了。

参考文献：

沈振元：《试论张謇领导的立宪运动及其历史价值》，《张謇研究》2016年第1期。

[2][3][4][10][11][15]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69页、第57页、第61页、第90页、第90页、第114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欧阳哲生：《丁文江文集》（第6卷）第40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各团体对于国会年限之满意”，《申报》1910年11月9日。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册）第709—71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第31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沈振元：《试论张謇立宪之‘成’与‘毁’》，《张謇研究》2015年第1期。

[12][13][14][16]

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第223页、第225页、第 229页、第227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