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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祠堂建筑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众心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祠堂一词正式出现是在汉代。《汉书·张安世传》云：“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到了宋代，具有家庙性质的祠堂形式开始出现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阶层之中。宋理学家朱熹的《家礼》中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祠堂得到迅猛发展，明嘉靖“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各强族望门，纷纷建祠立庙。
在宗法制居于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宋朱熹在《家礼》中说：“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明清时期更加强调“祠堂族长的族权”，祠堂成了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与象征。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之下，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各强门望族纷纷建庙立祠，“归亲认祖，光耀门庭”。“嘉庆戊寅,肇建宗祠,卜基于北宫圩,南距县城六十里。”（张凤喈《张建威家书》手稿）因此可以确认，公元1818年，张氏开始立祠，至清道光乙酉年（公元1825年），张氏“后裔辉斗”主持建造的张氏宗祠历经八年终于隆重落成，这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张氏家族，应该算一件空前绝后的了不起的胜事。祠堂规模居当时的舒、庐、巢、肥西、桐城五县之首，就是在安徽也首屈一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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