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常在，信念永恒资料

丁文编录

本来想单独写一篇纪念印堂先生的文章，适逢大伯刚刚辞世，由于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有些相同之处，故而并作一篇，以示对他们的纪念。

大伯（讳鉴銮，字子舆）与三伯印堂（讳梦斗，字印堂）都是大村镇蔡家沟人。由于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对老家的人和物更多的了解是在父母的口中。我印象中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母亲念叨老家的一些地名，比如大村，小庄，蔡家沟，龙古山，徐家官庄等等，而这些地方在我幼小的心里是一些比较神圣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还是我上小学的初级阶段（好像三年级），父亲收到大伯的来信，问我们家中孩子的情况，说是要修到家谱里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我们家也有家谱。在东北我们是孤门独户，没有什么亲戚的，也没有谁家有家谱，一直感觉到我们很孤单，没想到老家还有家谱，还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实在是让我感到骄傲的。以后我还问过父亲几次：我上家谱了吗？父亲则回答我：家谱里有你和你哥哥，没有你姐姐，家谱是录男不录女。为此在姐姐面前我还感到很自豪。再以后就把这些事情忘掉了，事后才知道，那几年大伯和茂椿爷爷（字寿千）正在悄悄地修订蔡家沟的小支谱。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和印堂三伯则是十几年后的一九九六年底了。那时我还在上大学三年级，因为从上海回黑龙江太远，加上从未回过老家，所以那年寒假我决定回山东老家过年，一来看看老家的这个地方，二来也可以认识认识老家的亲人。



1994年大伯给我的来信

到了老家，虽然陌生却又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这些多年存在我脑海里面的地名和亲人终于都展现在了眼前，而老家亲人们的浓浓亲情使我这个飘零异乡的游子感到了家的温暖。故乡，我回来了！

九七年正月初一，印堂三伯给大伯拜年，大伯介绍说：这是你三大爷。我和印堂三伯寒暄了一会儿，他问了问我的一些情况，就到别处拜年了。这是我和印堂三伯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没有过多的了解，但印象很深。

在蔡家沟的半个多月时间，每天的功课就是走亲访友，体验亲情。记得初一那天还和五哥守全（伯父之五子）去给梦龄大伯（印堂之胞兄）拜年，在他家竟然见到了始祖的挂像和供奉先祖的牌位，感到这位老人家不简单，对家族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半个月后，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蔡家沟去了青岛，但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却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大伯的敦敦教导犹在耳畔：无论干什么事情一定要坚持，不可半途而废！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期望，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诲，是朋友之间的告诫，对我是终身受用的。

工作后，每年我都要回老家一趟，和大伯聊天也是一种享受。后来留在了西安，和印堂三伯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父亲自二〇〇一年迁回胶南后，他和印堂三伯是经常走动的，每次回胶南，父亲都和我提起过他，而我每次回去都匆匆忙忙，一直也未能拜访他。

二〇〇六年，母亲病重。回到胶南，无意中看到了绍华兄和封锡奎舅舅编写的《走进丁耀亢故里》一书，使我对家族事务颇有兴趣。适逢印堂三伯来家拜访父亲，和他聊了一些家谱的事情，临回西安，他交给我两本寿山祖（印堂之祖父）于民国十五年编撰的《第三十四支家谱》和《蔡家沟家谱》的复印件，他让我用电脑把上面的黑杠子去掉，从此我对修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每次回胶南基本都和印堂三伯探讨修谱之事。而他虽然上了年纪，但那种迫切的修谱之情溢于言表，为之深受感动。但因种种原因，本支的修谱工作一直未有行动和进展，在此期间印堂三伯却一直谋划着家族的事业。



2007年印堂三伯给我的来信

二〇〇九年清明回乡扫墓，第二天印堂三伯约我和全来兄（五十二支二十世）一起去大村前村拜访时任书记的新楠兄（已故，三十四支二十世），共同探讨原址重建祠堂一事。适逢此时大村卫生所搬离，而印堂三伯的思路清晰令人赞叹：“不要管祠堂重建成何种规模，哪怕是用四根棍子支起来也行，先把这个地方占下，否则老址用作其他用途就再也无法原址重建了。”而随着新楠兄的辞世，使原址重修祠堂一事化为了泡影，这也印证了印堂三伯的远见卓识，老人家是多么具有战略眼光呀!

再以后，二〇一〇年清明，印堂三伯组织发起了重新给始祖立碑，结束了五六十年始祖墓前无碑的现状，使全体族人凭吊有据，实现了众多族人多年的夙愿，实是我们全体族人的骄傲和楷模！

而此时的印堂三伯身体已经有病，只是其本人并未察觉而已。二〇一〇年夏秋又和父亲及玉田叔叔走遍周边各村，收集材料，在其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仍然不忘修谱之事，多次来电询问修谱的进度。他那种对事业的执着与决心正是我们晚辈前进的动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前行！



2010年4月8日印堂三伯一行三人去丁家柳沟和族人共议本支修谱时留影

（从左至右分别为丁殿祺、丁明宝、丁殿保、丁印堂、丁鉴铭、丁玉田）

在印堂三伯辞世前十天，我和守堂兄（二伯之长子）去医院看望他，此时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看到我们的到来，老人家一直想和我们说话，可是此时已经无法表达出来，看到此景，心如刀绞。我们不忍心让老人家耗费过多的体力，也不忍心让老人家焦急，便在医院的走廊里和守芬姐（印堂之次女）聊了一会儿，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医院，而这一次却成了永别，每想到此景，我内心便无法平静。

如今大伯和印堂三伯都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的那种坚毅的精神，对事业一如既往的坚持，那种对家族之爱却永远留给了我们，其精神必将激励着晚辈们奋发图强，发扬光大！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深夜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