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安”：宋濂、方孝孺的师生交往之道——冯兵 高季红

孔氏编

尊师重道本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要素之一。作为我国最早教育专论的《礼记·学记》就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统治者要建立国家、教化和管理好民众，就必须重视教育，而教育的关键则在于尊师重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师严”是“道尊”和“民敬学”的基础。这里的“严”，汉代经学家郑玄解释为：“严，尊敬也。”（《礼记正义》）所以，“严师”即尊师，“师严”也就是指教师地位崇高，受人敬重。而尊师重道的伦理规范在师生关系中最能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少为人称颂的师生关系佳话。若就儒学史来看，孔子和颜渊、二程和杨时、朱熹和蔡元定、王阳明和徐爱，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佳话范例。而明初的宋濂和方孝孺，不仅在师生关系的真挚与浓厚方面毫不逊色于前人，他们特殊的政治和人生际遇，也使他们的师生情谊尤为令人唏嘘、瞩目。



方孝孺像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时称“正学先生”“缑城先生”，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今宁波宁海）人。方孝孺因博学多才、文思敏捷而年少成名，曾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在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他被擢为翰林侍讲、翰林学士，备受器重。建文帝着手削藩时，方孝孺是其身边的重要谋士。随后燕王朱棣发难，建文帝兵败身亡，朱棣强命方孝孺草拟登基诏书。方孝孺因朱棣以臣弑君、于义不合，抵死不从，遂被盛怒之下的朱棣“诛十族”。这一为同时代大儒姚广孝誉为“承续道统、昌明圣学”的“天下读书种子”就此凋落，其诗文著述亦被朱棣下令禁毁。但最终，其诗文著述仍被后学整理为《逊志斋集》24卷，得以存世。



明正德十五年顾璘刻本《逊志斋集》书影

方孝孺能有如此成就，除他自身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外，也与其师宋濂的精心栽培与大力提携有关。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人，晚年因其孙卷入胡惟庸案，受到牵连，于流放途中，病逝夔州（今重庆奉节）。宋濂为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在明初政界、学界均有重要影响。因其曾奉朱元璋之命，主持编修《元史》，所以当时学者亦尊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据方孝孺自述，他15岁时，就常诵读宋濂文章，宋濂“翼孟宗韩，沿洙遵洛”的为学取向令他印象十分深刻。洪武九年（1376）初春，20岁的方孝孺受父命投师宋濂。初见宋濂时，他将自己讨论圣贤之道但因不合俗流而不愿轻易示人的文章拿给老师看。宋濂当即被方孝孺以文为贽的真挚情感与明道立教的为学志向所打动，说：“子吾徒人也。”可见二人完全是以道相交，所以才能一见如故。

洪武十年（1377），方孝孺回家省亲，宋濂作长诗赋别，此即著名的《送方生还天台》一诗。宋濂毫不掩饰对方孝孺的激赏，他于该诗的“序”中说：“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师。而为师者，得一英才而训饬之，未尝不喜动颜色。……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云胡不喜！”他在诗中，将自己招收方孝孺为徒之后的心情形容为“得之喜欲舞，如获宝珞然”。



宋濂像

方孝孺于洪武十三年（1380）再次回家探母，宋濂亦再作《送希直归宁海五十四韵》，诗中对方孝孺更是大加褒扬。在诗序中，他甚至认为，整个宋、明文坛里，欧阳修和苏轼暂且不论，其余诸人和方孝孺相比，恐怕都是难分高低的，他给予了这位年轻弟子极高的评价。宋濂服膺理学，为文强调文以载道，故而其对方孝孺的称许也多侧重于此。他在序言中仔细描述了方孝孺携带经书拜见自己时的情形，说自己的爱徒在交谈中：“凡理学渊源之统，人物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在宋濂眼中，方孝孺对程朱理学及名物制度之礼学都颇有研究，而且讲论深入细致，很有思想深度。同时，宋濂还盛赞弟子极有文采，评价其为文“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以宋濂的地位和影响，其如此赞誉，令方孝孺名声大噪，以致“孤凤凰”之称几乎成为方孝孺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形象标识。

当然，除了高度称许爱徒的学问、品行与文采，宋濂也对方孝孺谆谆告以敬义、忠信、慈仁、廉知等儒门圣贤之道，要求他明晓“真儒在用世，毋徒滞弥文”的道理，希望他着重在圣贤品格之养成上用功，不得浪费太多精力于文学辞章方面。方孝孺十分感动，遂即回复《谢太史公》一书。

在信中，方孝孺说：“数十年来，师弟子道废，鲜有推所得引人之事。执事探索古初，根据仁义，汲汲以诱拔后辈为职。……此今世之所未闻，而古或有之者也。”方孝孺首先对宋濂的知遇、提携之恩表示感谢，并称颂宋濂之德如古时圣贤。随后他又表达了对宋濂的深深怀恋，说：“某辞归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誉过侈，期望深远。今于别来旬月间，延领西眺，戚然怀恋，不能自喻。”师徒情深，跃然纸上，令人动容。

不过，从《谢太史公》书来看，方孝孺和宋濂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尊师这么简单。《论语·学而》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宋濂博学且为人简重，自然是有威信且值得敬重爱戴的。但除此之外，方孝孺之尊师，也在于宋濂“待之逾于子侄”，恩重如山。他说：

虽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门，而告以斯道。恩意恳笃，抚劳不倦，待之逾于子姓，而进之以圣贤所务。

其中的“子姓”或当为“子侄”，因“侄”在古文中往往也写作“姪”，很可能导致在刻版过程中与“姓”字的混用。所以，“执事（即宋濂）于义则师也，知己也；于恩则拔之于恒人之中，而感之也”。可见，宋濂对方孝孺还有教诲、拔擢之深恩。

但对这段师生关系而言，最重要的似乎还不止于此，方孝孺和宋濂的关系更在于师生间对“道”的共同追求。宋濂、方孝孺曾先后为当时浙东文人群体之领袖，师徒二人皆集理学家与文学家的身份为一体，诗文中也都带有明显的道学色彩。宋濂善属古文辞，但又明确指出：“文为载道之具。”他亦以圣人之道期许方孝孺：“古人为学，惟道是明。系我望子，岂以文名。”（《祭太史公八首》）所以，方孝孺在《谢太史公》书中就指出：

然执事之知爱于至愚者，非私某也，盖闵（悯）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执事也，亦岂敢致私德于执事乎？竭其驽钝，务学之成，他日万之一有补于斯世，使将来有述焉，则庶乎不负执事之所望耳！

宋濂是因为忧道之不振，所以深深寄望弟子以光大之。方孝孺则期盼将来学有所成，以“有补于斯世”，这既是感念其师之心，而期待“不负执事之所望”，亦是因为其本就有“推明先王之道于天下”之宏愿。

方孝孺认为，他和宋濂的师徒之交之所以如此和谐，原因正在于彼此“心相安”。他说：“夫人之相与处，必心相安，而后可久。居庸众人之间，闷闷然无与语，虽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谢太史公》）“心相安”的真正原因无他，主要是因为师徒二人道合志同、以义相交。宋濂殁后，方孝孺发出“思公之心，上通乎天”的痛悼，他在担起抚恤其师孀孤责任的同时，也不忘师徒二人的共同志向：“公之属望，夫岂为身？将缵斯道，以开后人。虽愚无能，志尚未已。报公之德，庶或在此。”（《祭太史公八首》）宋濂对方孝孺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有传道授业解惑之师生情义。更为珍贵的是，师徒二人身上皆具备贵道德、尊教化、敷陈王道的儒家政治理想和以道自任的担当精神。



上海方孝孺纪念馆

方孝孺的个人际遇可谓悲壮，但他与宋濂之间的师生关系则堪为典范，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是后世所有学生和老师都歆羡向往的理想模式。今天的学校形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在学校教育，尤其是更注重个别指导的研究生教育中，如果师生双方都能真正像宋濂、方孝孺那样，以“志于道”为基础，以道相交，以义相从，这种彼此“心相安”而志同道合、亲如父子的理想师生关系也是不难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