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厚葬吗？——高晓锋

孔氏编

一

厚葬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在王公贵族中普遍流行的现象。《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史记·宋微子世家》亦载：“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厚葬”之名从此见称于世。但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殷商、西周已有厚葬习俗，并非始于宋文公，宋文公之“始厚葬”可能是针对宋国先祖而说的。《左传》所载文公之厚葬，表现在用蜃炭、益车马、用人殉、重器备、棺椁有阿翰等几个方面。

此外，营造庞大的坟墓也是厚葬的表现。《晏子春秋》载：“梁丘据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据忠且爱我，我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坟墓是死者的宫室，王公大人往往在生前按照所居宫殿的规模为自己建造坟墓，所以墨子说：“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墨子·七患》）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诸侯、大夫的坟墓不仅墓穴越挖越大越深，置放更多的陪葬品，墓丘也越隆越高，甚至高如山丘，以彰显死者身份地位。《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载吴王阖闾之墓虎丘说：“下池广六十步，深一丈五。赤铜椁三重。中池广六尺，金雁、玉凫、诸肠、鱼肠之剑以送焉。取土临海潮，千万人筑治之。以葬后金精上地为白虎据坟，故以为虎丘。”坟、丘、冢、陵本为山之称谓，后来渐渐指称坟墓，出现了丘墓、坟墓、冢墓的称号，乃至君王的坟墓专称为陵，因陵为山之最高者，最高统治者的去世被称为山陵崩。《吕氏春秋·安死》篇载：“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反映了王公贵族墓穴之广深、封土之高大。



苏州虎丘剑池

二

儒家文献曾明确提出过“厚葬”术语及其主张，《论语·先进》记载颜回去世时，门人欲厚葬颜回；《孟子》记载孟母去世之后孟子厚葬其母，并说“不以天下俭其亲”；《礼记·檀弓上》记载子游问丧之具，孔子说“称家之有亡”；荀子更是有明确地提倡厚葬、反对厚葬被抇（盗墓）的说法。

因为儒家对孝悌之道的弘扬和丧葬之礼的实践，且明确提出并认同“厚葬”，所以后人多将“厚葬”的主张冠于儒家。《晏子春秋·外篇》记载晏子语说孔子“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引晏子语说：“夫儒者……破产厚葬。”《盐铁论》亦引晏子语说：“儒者……厚葬以伤业。”《墨子·公孟》记载墨子将儒家所主张的“厚葬久丧”批判为“足以丧天下”。《韩非子·显学》说：“儒者破家而葬。”《淮南子·泛论训》云：“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又《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厚葬靡财而贫民。”由此至今，世人皆以“厚葬”为儒家所倡之理所当然之则，没有丝毫怀疑，傅斯年、伍非百等皆认为儒家主厚葬。

但是，《晏子春秋》记载晏子之语来自《外篇》，此篇多含有墨家非毁儒家之语，柳宗元即指出乃为墨家后学所为。虽难以确证是否属实，但从其浓厚的墨家非毁儒家的色彩，即可判断此说并不可信。《左传》亦有记载晏子批评儒家之语，但晏子与孔子多有交好，不会出现如此交恶之言。《孔子世家》《盐铁论》不察晏子语之所出，即引为论证儒家厚葬之说，亦有误。而《韩非子》《淮南子》皆儒家反对者之说，厚葬正是其批评儒家之口实，不足以证明儒家所说之厚葬即当时社会所行之厚葬。傅斯年、伍非百的说法是延续了传统的说法所导致的误解。

与此看法不同，王充说：“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论不明，墨家议之非故也。”（《论衡·薄葬篇》）在王充看来，薄葬省用才是圣贤之业，现实中贵族所行的厚葬显然非圣贤之业，但儒家在这个问题上论述不够明确（可能指儒家自己明确提出“厚葬”的说法），所以遭到墨家的批判。王充似乎看到了儒家与“世尚厚葬”之间的距离，意即认为儒家并不主张世人所崇尚的厚葬。从《论语》《礼记》等能够确定代表孔子所认可的“厚葬”的具体意涵来看，显然与《左传》《史记》所记载的宋文公、吴王阖闾的厚葬有着根本的区别。



《论衡·薄葬篇》书影

《礼运》《礼器》认为礼言其称，“不丰不杀”，也就是“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礼记·礼器》）。后人多据此诠释孔子回答林放问“礼之本”的问题时所说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如刘宝楠说：“礼贵得中，凡丰、杀即为过中、不及中也。过中、不及中俱是失礼，然过中失大，不及中失小……然二者相较，则宁从其失小者取之，所谓权时为进退也。质有其礼，俭戚不足以当之，而要皆与礼之本相近。盖礼先由质起，故质为礼之本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丰”说奢、易，以“杀”说俭、戚，自然不错，但孔子的本意并非不得已的“权变”选择，而是表达了尤其在丧葬之礼上应该尽可能避免奢华讲排场的厚葬、通过相对简略的礼仪表达哀戚之情的态度。

“丧”之一条中，传统对“易”字的解释有五义：（1）包咸谓“和易”，意即死亡乃自然之事，当顺其自然，平和易人，类似道家之对待死亡，所以孔子反对之，认为人死应有更多的哀戚。俞樾认为，易为和易，戚当为蹙，与和易之平缓相对，居丧还是更应该迫蹙、急迫，并引南宋顾宪之传“丧易宁蹙”为证；（2）郑玄谓“易”为“简”，“简易”之称，意为时人治丧以薄为道，失之简略。黄式三谓孔子“宁戚”，要人尽哀尽戚，不能有不忍背死之心，是为礼之本；（3）宦懋庸谓“易”为变易之“易”，训“易”为变除之意，认为丧不变除则过于哀，如子路之不忍除姊之丧、伯鱼期而犹哭母丧，受到孔子的教导而停止；（4）朱熹谓“易”为“治”，据孟子“易其田畴”即“治其田畴”为例，意即在丧礼中治于节文而无哀痛惨怛之情，“易”指的是致力于丧礼的节文，与礼之奢华相对应；（5）刘宝楠引《经义说略》训“易”为“弛”，即松弛、懈怠之意，并引《礼记·杂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为证，意为“丧礼徒守仪文之节，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程树德：《论语集释》）。

从五解来看，皆有不得孔子之意处，惟朱熹之解释为近似，但也如黄式三所言，朱熹训“易”为“治”，必须增字增义方可解释得通，乃为“无实之义”。因此，从“易”之基本义来理解孔子之意，多不得通。俞琰《书斋夜话》认为“易”字疑为“具”字之讹，《礼记·檀弓上》载：“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郑玄注曰：“葬之器用。”又“丧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郑玄注曰：“棺衣之属。”又“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要之，“具”指丧葬所用之器具，可进一步引申为“具备”之意，即办丧礼一切器具、仪式完全具备。则孔子所说可理解为：丧事/礼，与其丧葬之器具（包括仪式）完备，毋宁哀戚悲痛。然孔子丧葬之礼既然主张“称家之有亡”，基本的棺椁、衣物、仪式必须具备，只是视家庭之情况决定多少、厚薄。然当时贵族丧葬讲究排场，棺椁必厚，随葬器物必丰，丧礼场面盛大，送葬队伍庞大，自然为孔子所反对，所以“具”之一字似乎很难概括得了。

因此，“易”当与“奢”对文而来，为“侈”字之误。“易”字本义当为“倾注”（此义不见于文献，而表示注水器的“匜”字可能是其同源词），引申为赐予，后代一般用“赐”记录此义。如《旅鼎》：“公易（赐）旅贝十朋。”《臣卿鼎》：“臣卿易（赐）金。”《商君书·错法》：“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此三处“易”字皆为“赐”字之义。后来所用之变易、简易、平易皆为后起之义。“赐”/“易”与“侈”在写法上可能发生了“形似而误”。且“侈”之本字“



”与“易”本义之字“匜”，也存在形似而误的可能。“侈”之本义指“人多”，《说文》曰：“侈，掩胁也。”段玉裁注：“掩者，掩盖其上；胁者，胁制其旁。凡自多以陵人曰侈。此侈之本义也。”由此引申为过分、过度，后来专指财物浪费，如《韩非子·解老》云：“多费之谓侈。”《战国策·楚策》曰：“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与“侈”对文的“奢”，原意指宅院大、排场大，后来也引申为用财没有节制之意。从起源来看，“奢”指场面排场盛大，而“侈”指人徒众多，都与孔子所指的礼、丧之虚文相关联。《墨子·非儒》记载时人丧葬“送死若徙”，可能正是孔子“丧之易”的本意所指。孔子反对在丧礼上讲究奢侈，当然也就反对宋文公、阖闾意义上的厚葬。因为这些都是礼乐的虚文，不投入真情实感，礼乐就没有意义。孔子曾称赞季札葬长子是合乎礼的，《礼记·檀弓下》记载：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季札石刻像

《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也记其坎（墓穴）深不至于泉，葬无明器之赠，封（坟丘）高可肘隐。与季札之侄、吴王阖闾的虎丘比起来，具有天壤之别。按身份而言，季札之长子亦为王族（吴国称王甚早），然其墓葬与普通士人无异。《礼记》和《孔子家语》的记载，是否是经过墨家狠批厚葬之后的调适，不可确定，但从孔子与季札的交往来看，当非无的放矢，孔子反对阖闾式的厚葬是肯定的。

三

《论语》有两处“厚葬”的记载，都与颜渊有关。《先进》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墨子提倡的节葬是有棺无椁，那么孔子葬子，与墨家的节葬实际上没有区别。当然，其背后表达的感情和意图有异。颜路请以孔子之车为颜渊作椁，就是一种欲厚葬的愿望。《先进》亦记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里，门人厚葬了颜渊，应该是通过其他途径做了椁，有棺有椁而葬，即称之为厚葬。范宁云：

厚葬非礼，故不许也。门人欲厚葬，何也？缘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门人之深情也。言回虽以父视我，我不得以子遇回，虽曰师徒，义轻天属，今父欲厚葬，岂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门人之意耳。此以抑门人而救世弊也。（程树德：《论语集释》）

依范氏之意，厚葬出自颜回之父和颜回门人（一说为孔子门人）之意，厚葬非礼，故孔子不同意，但也没有制止。但王弼认为：“有财，死则有礼；无财则已焉。既而备礼，则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听也。”（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与范宁说法恰相反，范宁以为厚葬非礼，王弼则认为厚葬为礼之要求。孔子拒绝厚葬颜回，乃是不具备进行厚葬的条件。周人的礼是不下庶人的，因庶人家贫无财，不能备礼之器具。厚葬需要行礼，有财方可行厚葬之礼，而颜氏家贫，故孔子反对厚葬。朱熹亦认为：“礼，贫富有宜。颜渊贫而门人欲厚葬之，故不听。”又说：“丧具称家之有无，贫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程树德：《论语集释》）朱熹“礼，贫富有宜”的说法，显系后起之说，一般而言，礼不下庶人，贫者无行礼之财，自然不可能行丧葬之礼，其丧葬可能比墨家提倡的节葬还简朴，根本称不上礼。

今人陈拱亦认为孔子反对厚葬颜回乃是因为颜氏家贫，并认为孟子“无财不可以为悦”之说亦是表示“丧具称家之有无”，即办丧礼必须视家庭财产情况而定，并不一味追求厚葬，也即孟子所说的“自尽”一义。（参见陈拱：《儒墨平议》）孔子不追求宋文公或阖闾意义上的厚葬，但对颜回之父和颜回门人所说的厚葬也反对，则值得商榷。《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为中都宰时，制定了养生送死之节，其中“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如果确为孔子所制，则正与颜回厚葬的标准相符。门人厚葬颜回，正是因为解决了无椁的问题。孔子所说厚葬之“不可”，也许正指“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可见，问题不在于颜回家贫，也不在于厚葬之意出自门人，更不在于孔子反对厚葬，而在于孔子因大夫之后不以其车以为之椁。依《孔子家语·相鲁》的记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即为普通士人厚葬其亲之基本要求（按，孔子曾因为自己为父母之墓封丘而泫然流涕，有一种自责之感）。由此可见，在是否厚葬的问题上，孔门的标准本身就很低，也不可能鼓吹如同宋文公或阖闾那种规模的厚葬标准。

所以，不管是依范宁之意，还是朱熹、陈拱之说，实际上都混淆了社会所行之厚葬与孔子所说之厚葬的区别。朱熹、陈拱等依据《礼记·檀弓上》孔子所说的“称家之有亡”来说丧葬厚薄，显然有着鼓吹社会所行之厚葬的痕迹。对于富人和贵族阶层来说，当然可以理所应当地称家而葬了。《礼记·礼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余，此之谓称也。”正有此意。《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中也曾记载子游向孔子问丧之具，孔子答以“称家之有亡”，但后面孔子更说：“有也，则无过礼；苟亡矣，则敛手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里，孔子虽然反对礼乐的虚文主义和器物化，但也绝非主张礼可以不足。孔子所说的“称家之有亡”，对“有”的规定是不过礼，这里的礼当然是士丧礼，其标准可能就是《孔子家语》中记载的那样。丧之具即丧器，是否包括棺椁，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丧器多指办丧礼所需之器具，而非陪葬物品，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孔子所说的“称家之有亡”当然是不包括陪葬品称家有无的。后来孟子也指出：

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在孟子看来，是否有椁取决于家庭条件。以此来说，孔子的“称家之有亡”，也许专指是否有椁的问题。而孟子所说的“不以天下俭其亲”似乎并不是要人倾家荡产而葬，乃是表达人为亲忖度的心情。此外，《礼记》《仪礼》专讲丧葬的章节，也皆未明确倡导如宋文公、阖闾那样的厚葬主张。也许正如陈拱所指出的：“儒家教人厚葬久丧并不是要人破家荡产以奉死者，亦不是要人‘相高以毁瘠’（荀子语）而为事。”（陈拱：《儒墨平议》）

这里，可以总结出儒家对厚葬的基本规定，即四寸之棺（孟子以中古七寸之棺为准）、五寸之椁（孟子则言椁称之）、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礼记》《孔子家语》则称其封广轮掩坎、其高可肘隐为合礼，孔子曾为父母封丘，显系孔子以来已基本开始封土为坟丘了）、墓穴深不至于泉、敛以时服、葬无明器之赠等。这虽然比起墨家的节葬主张相对要丰厚一些，但与宋文公、阖闾的厚葬比起来，则简朴得多。这也许正反映了孔子站在普通士人的角度考虑丧葬的问题，因其符合普通士人的实际而得到普遍的推行。而这一“厚葬”的内容所体现的仪式，足以表达孝子丧亲的哀痛悲戚。若超过了这个标准，则会显得虚伪无用；但如果不足甚至没有这样的仪节，则可能体现了孝子对亲丧的残酷冷漠。二者皆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