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十八世纪末至今不到二百年间，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大量久为世人所不知道的古代文字的材料陆续出土。由于这些死文字的释读成功，各个有关的上古文明历史，得以根据遗留下来的文献进行研究。其中尤为著名的，例如在西方，有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和随之兴起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研究；古代苏美尔·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随之兴起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文明)的研究；克里特·迈锡尼线形文字的释读和随之兴起的前希腊爱琴文明的研究；而在东方，则有古代中国甲骨、钟鼎、石鼓、竹简、木牍等文字的发现和随之得到补充和订证的对殷周及稍后文明的研究。苏美尔史学者S·N·克拉美尔于五十年代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人类成文史的二十七个“第一”》（1956）,后来改为《历史起源于苏美尔》（1959）,其中列举许多开创于苏美尔人之手的历史文化，而“苏美尔”这个名字是到上世纪后期才为人们所知道的。中国殷周文明的历史虽然早有成文记载传世，但甲骨文字材料之出现，使古代中国历史文化可信的记录提早了许多年代。以前，西方的汉学家曾认为直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国的天文学还没有产生。可是，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证明，古代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就有了记录天文现象的信史。
这些古文字的释读成功，和同时出现于世的大批古代物质遗留，使古代史许多方面的研究从无到有，大大丰富起来，因而在古代史这门学科中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包括埃及学、亚述学、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学，以及我国的古文字学。对这些分支学科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中，有的很年轻，如埃及学的创始人法国的商坡良（1790—1832）,线形文字B的释读成功者英国的文特里斯。
这些分支学科的产生，这些古文字的释读，除中国的甲骨学外，大体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说，并非由同一语言文化的本族人、本国人而是由不同语言文化的异族人、异国人来完成其任务的。创立埃及学、从事埃及考古发掘、释读成功古代埃及文字的，不是古埃及人的直系子孙，不是金字塔文化的直接后人，而是后世的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等等；创立亚述学、从事美索不达米亚考古、释读成功古苏美尔文字的，也不是古苏美尔人、巴比伦·亚述人的直接后嗣，而同样是近代的西方各国学者。可见，语言、文化、民族的不同，不足构成对古代世界各古典文明研究的障碍。关键在于：一、掌握足够的已发现的资料；二、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对所研究的问题锲而不舍，不辞艰辛困苦，不断从事对学术未知领域的探索。这就终能使沉埋已久的古老文字死而复生，重新成为历史科学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甲骨卜辞，也一样是久埋地下，自孔夫子至太史公以下，也都已经久无所知，但是有一点和埃及、古西亚文字的命运不同。由于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未尝中断，中国这些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发现、释读和研究，就毋须假手于近代语言、文化远不相同的异族，而是由中国古典文明的后嗣子孙来进行。在法国学者追随拿破仑马后前往埃及开创近代埃及考古学之后整整一百年，即1898—1899年，中国开始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卜辞的材料。五年之后，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发表他的《铁云藏龟》。经学家、金石学家、《周礼》研究者孙诒让，以此作为材料，写成了《契文举例》,开始了甲骨学的研究。又过十年，1913年，罗振玉开始出版《殷墟书契》。四年之后，1917年，王国维发表《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殷周制度论》,甲骨学材料开始应用到古代史的科学研究上来。自发现甲骨卜辞至产生科学成果，前后约经二十年，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和金石学的指导下从事搜集和研究的。不过时代已进入二十世纪，西学东渐也已浸渍日深，后起的研究者必然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熏陶。1928年，殷墟遗址采用近代方法进行大规模发掘，接着是对发掘的结果进行科学整理和研究。从此，由中国的传统金石学发展起来的甲骨学，嫁接入由西方引进的近代考古学。甲骨学的这一发展过程，也说明了很可注意的一点，即：对于有悠久学术文化传统为背景的古典文明研究者，除了直接掌握所发现的资料而外，同样需要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
埃及学、亚述学等等古文字和古代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发生和发展的将近二百年，正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向东方扩张的两个世纪。埃及学、亚述学等等学科的文物，大部分被集中到西方各强国的博物馆中。中国在解放前是沉沦于半殖民地地位的老大国家，自己所有的，特别是甲骨文字材料，不少尚流落国外，更谈不上分享西方国家所发掘夺取的埃及学、亚述学等等文物资料，我们在这方面一无所有。解放前的学校和研究机关，根本没有，也很少有人想引进什么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结果，我们没有埃及学，没有亚述学，既无专门研究的人才，又无可供专门研究的图书设备。可以说，这些古代史的分支学科对于我们都是空白学科。对西方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前希腊的爱琴文明的研究，以及和我国文化发展关系甚密的古典印度文明的研究，其基本情况也是这样。辗转引述的较多，根据原始古典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作独立研究的很少。这些历史科学空白点的存在，显然同我们目前的国家地位是不相称的，和我们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大国的地位更是不相称的。
时至今日，历史科学的研究和认识，既要从局部以理解全局，也要从全局以认识局部。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爱琴海区，是历史上较早出现文明和国家的地区。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古代文字，迈锡尼古代文字以及古典希腊文字等等，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代文明，这对于研究我们自己的以及其它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无疑会得到启发和助益。另一方面，我们中国有数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史，我们在古文字学、古代史学方面的一点一滴的收获，也许会同研究其它上古文明有互为印证的作用。以亚述学的最早部分苏美尔学为例：美国的苏美尔学者耶可布森从苏美尔泥板文书看到了历史上最早的两种会议的国家制度，苏联的苏美尔学者贾可洛夫从苏美尔土地买卖的泥板文书中看到了古代西亚最早的古典土地所有制。这些科学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西方史学家对西亚古代社会的传统观点，而且也开阔我们研究本国和其它国家古代史的视野，加深对人类历史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理解。我国古文字学者有因声以求义的一条原则。埃及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之学者，也有因声以求义的。例如埃及之那尔迈调色板，以“锥”与“鱼”代表“那尔迈”(Nr,m)之名。据已故埃及学者伽丁奈尔的见解，即因古埃及人称“锥”为“那尔”而“鱼”为“迈”,假借其声以读之也。举此一例，可见东西方古文字的研究，有些问题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一点，只要积之既久，有识者即可得之。
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等等外国古文字，的确是难学的文字，对不同语言文化传统的学者尤其如此。但这些古文字都经一二百年来或至少数十年来西方学者的钻研努力，读解之法早已成规。我们今天来学习，入门既不难，深入钻研也不是不可能得到效果。关键在于搜求必要的资料，立志攻坚，以严密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参照我们研究本国古文字和古文化的经验，经过努力，完全有可能为古典历史学科在我国的空白补缺。现在我国已经有学校试办古典历史专业，其中以攻读这些古代文字为起步，为学习基础，以培养能对世界古典文明作独立研究的年轻学者。我们迫切期待，像我们这样从事于古代史这一学科研究的老的一辈人所遇到的文字和资料上的局限，能够在未来年轻一代学者的手中得到克服。
作者：周谷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吴于廑，武汉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林志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