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须用和”到“礼便是和”——朱子体用论视域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刘增光

孔氏编

作者简介

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经学史研究。出版专著《晚明〈孝经〉学研究》《中国哲学的现代鉴照》《〈孝经〉学发展史》、译著《道德愚人：置身道德高地之外》《〈道德经〉的哲学》（修订版《东西之道：〈道德经〉与西方哲学》）、古籍整理著作《曹元弼〈孝经〉学著作四种》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内容摘要

《论语·学而》载“礼之用，和为贵”一章，文理曲折而意涵丰富，皇侃以《乐记》的礼乐相须为基础发掘先王之道的政教意义，在后世影响广泛，但其断句与义理都有隔塞难通之处。朱熹吸收北宋范祖禹、程颐注解的基础上，对汉唐旧注、程门弟子注解加以批评性考察，从体用一源和体用有别等多个维度揭示了礼之严与礼之和的内在关系，并以“真知”观念为基础创造性地区分了“礼中之和”与“礼外之和”，呈现出以礼统乐的思路。朱熹的解释以呈现礼之主体精神义为主，但也可以涵容礼之政教义与社会义，其解释指向普遍意义上的人之成德与教化，使《论语》文本也成为富有生机的教化性文本。



论文目录

一、礼之用还是礼乐之用：“礼乐相须”的政教意义

二、杨时的“用和”说与朱注来源的考量

三、朱熹体用论中的“礼便是和”、“礼中本来有个和”

余论



关键词

朱熹；体用；政教；礼中之和



文章来源

《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4期







①乐爱国：《历代对<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的解读——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载《东南学术》2020年第6期，文章历时性地叙述了汉唐宋清时代对于《论语》此章的不同解释，且将近代以来学者的代表性解读也收入其中；蔡家和：《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此文专注于王船山的《四书笺解》与《读四书大全说》两书的解释及其对朱熹的批评；皮迷迷：《政教抑或天理——<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章的汉、宋阐释》，载《现代哲学》2022年第4期，文章重在比较皇侃《论语义疏》和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认为汉宋二学分别重视与礼相关的政教、天理。三文各有贡献，依本文鄙见，目前研究尚未触及之处在于：第一，朱熹对此章解释的来源问题，此问题涉及为何朱熹未沿用流传久远的汉唐旧说。第二，诸文对皇侃的解释都未能予以批评性分析，对朱熹解释本身也未能结合其理学予以细致深入剖析。

②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页。

③皇侃：《论语义疏》，第17页。

④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1086页。

⑤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⑥张栻：《南轩先生论语解》，载《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页。

⑦邓洪波在校点时将有子原文断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斯为美”后分号“；”的使用，是为了说明“小大由之”的“之”指代的是礼乐相须的“先王之道”，而非仅仅是开首的“礼”。这一校点是恰当的。

⑧二者孰先孰后，尚难判断。

⑨《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7页。

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52页。

⑪朱熹：《四书或问》，第123页。

⑫朱熹：《论孟精义》，载《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⑬朱熹：《论孟精义》，载《朱子全书》第7册，第52-53页。

⑭朱熹：《论孟精义》，载《朱子全书》第7册，第53页。

⑮朱熹：《四书或问》，第124-125页。

⑯朱熹：《四书或问》，第124页。

⑰朱熹：《四书或问》，第124页。

⑱朱熹：“真个识得礼之自然处。”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465页。

⑲陈天祥：《四书辨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1-22页。

⑳朱熹：《论孟精义》，载《朱子全书》第7册，第51页。

㉑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6页。

㉒ 胡广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

㉓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1页。

㉔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2页。

㉕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5页。

㉖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2页。

㉗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2、463页。

㉘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57页。

㉙ 参看清人傅士逵：《读<四书>随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5页。以“严敬”为体也可以视作朱熹对“礼主于敬”的解释，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朱熹认为：“凡言体者，便是做个基骨也。”见钱穆：《朱子新学案》，九州出版社，第473页。

㉚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4页。

㉛ 《朱子语类》，第465页。本此以观，蔡家和文谓：“朱子认为，先王之道之所以美，在于其体虽严而其用从容，两相中和才是善美；同样的道理，若是体上从容，则发用处当要严格，务以中和为准。”（见前揭蔡家和文，第83页。）便是错误的，因为朱熹从未说要以和为体、以严为用。

㉜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7页。

㉝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66页。

㉞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2页。

㉟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2页。

㊱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3页。

㊲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3页。

㊳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7页。

㊴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4页。

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7页。

㊶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7页。

㊷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2页。

㊸ 傅士逵：《读<四书>随笔》，第202页。

㊹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4页。

㊺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4、466页。

㊻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67页。

㊼ 关于清人之说，可参刘增光：《礼让：乾嘉汉学的新建构》，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9期。

㊽关于此，笔者将有另文专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