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如何破圈？——高金国 王玉霞

孔氏编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新时代文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自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必须要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但在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顺畅，存在着较大障碍，甚至是困境。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外国年轻人学习中国书画

困境：“出圈”有难度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方面。强，一方面是自己真的强大；另一方面是能影响别人、感化别人，真正体现文化的力量。所谓的“软实力”，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实力”。自信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一方面，它需要以“自强”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包含外界对自己的评价。通常而言，外界评价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自信。国家文化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自信自强”，不仅要自己“信”、自己觉得“强”，也要别人“信”、别人觉得“强”。

那么，如何让别人“信”？除了请外国人来做客，做好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也很重要。

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存在较为明显的落差：强的很强，弱的很弱。强的方面，包括我们的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电子竞技，以及微博、抖音、微信、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在全球存在着巨大影响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文化产品，更多是我们“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结果。

能“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产品，通常情况下，是非常现代化的。打个比方，国外发展出3G网络，如果我们只是跟在3G后面追，就很难追得上。为此，我们干脆放弃发展3G，直接更新换代，发展更先进、更具现代感的4G网络，就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在科技等领域，这种升级换代是一种极好的策略，但如果放在文化领域，就有问题了：我们的文化依然有非常多的精华，那么，能否把它们都放弃呢？显然不行。

越是像中国这种历史悠久的国度，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越是宝贵，越值得传播和推广。矛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和网络小说等快餐文化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价值连城；但现实中我们的快餐卖得异常火爆，而价值连城的东西少人问津。事实上，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免费甚至是我们自己花钱向外推广的。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方面，我们可谓不遗余力，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用挑剔一点的眼光来看，也不难发现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华人说、华人看、华人听”。无论是广播电视节目的落地，还是借助推特、脸书等国际化平台传播，观众、听众以及用户，还是华人华裔居多。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不是坏事，每一个在国外的华人华裔，只要他热爱中华文化，就是一颗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华人华裔遍布全球，有华人华裔在的地方，就有传播中华文化的可能。但前提是他能影响到华人华裔之外的人群，成为传播者。如果只是局限在华人圈子里传播，无法“出圈”，传播力、影响力显然会大打折扣。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局限于“华人华裔圈子”，已经成为瓶颈。如不突破，难免陷入“中国故事中国人听”的窘境。

进入新世纪，国际上各种争端愈演愈烈，远有叙利亚战事，近有巴以冲突。多位有识之士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早就提出了解决这些争端的最优方案；全世界如果认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战事和争端。遗憾的是，能把中国文化了解到这种程度的外国专家，堪称凤毛麟角，更遑论政治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难题：语言与文化

毫无疑问，语言不通，是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大障碍。解决方案当然有，比如推广中文。不过，学中文，对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日常对话相对容易，一旦接触更深层次的东西，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往往越是深层次的，就需要有较高中文水平，甚至需要相当程度的文言文水准，才能接触和理解。《周易》《尚书》《诗经》之类，别说外国人，就连能真正读懂、读透的中国人也不多。矛盾的是，越是这些“高深”的东西，越能代表中国，越是亟待向海外传播。

把中华经典翻译成外文，是不二之选。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出了“《论语》译介工程”，将《论语》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样的译介工作，是向海外传播、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必须坚定不移、持之以恒。



中阿文对照版《论语》

但翻译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语言之间互译，本身就存在着障碍。“气”“阴阳”“道”等概念，在外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翻译家们绞尽脑汁，也很难准确地表达这些特殊词汇的真正含义。外国人要想真正地了解这些概念，最好的方法恐怕就是来中国，真正地看一看，感受一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精美的圣殿，错综复杂，有些角落宛如迷宫。《论语》中一会儿说“赐”，一会儿说“子贡”，其实是一个人，差别在于有时候用的是“名”，有时候用的是“字”。电影《满江红》中，假秦桧最后朗诵《满江红》一词之前，说了句“鹏举绝笔”，立即被网友挑出了毛病：在古代，“字”是尊称，一般是别人叫你的时候用；自己称呼自己，一般用“名”，所以此处应该是“飞绝笔”或者“岳飞绝笔”。如此复杂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有时候自己都弄不清楚，何况外国人呢？所以，除了翻译时存在的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也是造成隔阂的重要因素。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有。

出路：跨语言、跨文字、跨文化传播

从广义上来说，传播的媒介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比如，你可以打一个“ok”的手势给对方，不需要说话和表情，同样也可以完成一次人际交流。在国际化传播方面，我们既要充分重视语言文字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持之以恒地推广中文，让更多外国人感受到中文之美和中华文化的魅力，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可以超越各种语言、跨越不同文化的。

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人类不同的“个性”，我们要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予以充分尊重。但在“个性”之外，人类也存在“共性”，比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超语言、跨文化的传播，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人类这一“共性”，寻找“最大同心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充分利用这种“共性”，尤为重要。通俗地说，既然他们不懂中文，更不懂文言文，我们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他们容易懂、好接受的东西，拿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

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是艺术、表演类的内容产品。比如，说起《诗经》，外国人没有几个能懂，但如果把《诗经》唱出来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下属的孔子博物馆，组建了“箫韶乐团”，结合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把《诗经》中的部分篇目排演成了乐曲，效果十分惊艳，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笔者把短短5分钟的小视频发给几个外国友人，博得一片叫好声：“虽然不懂歌词（其实就是《诗经》中的原文），但很好听！”



孔子博物馆“箫韶乐团”表演《诗经·鲁颂·有駜》

别说外国人，即便中国人，如果不看字幕，也没几个人听得懂歌词。不懂，会带来陌生感，而陌生感带给人的心理作用，就是“初见效应”——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的感觉最好。

对歌曲而言，不懂的、非母语的歌词，魅力更加突出。这正是我们可以用力的地方。《诗经》编成歌，广受欢迎，《论语》《大学》为什么不能？当然能。

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不能教条。对外国人来讲，中华文化不完全是用来理解的，也可以是用来感受、体验的。感受、体验是接纳、理解、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步，而且是重要一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走出去”，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以先让歌声传出去，让世界从聆听中国声音，到关注中国故事，再到学习中国文化。

概括而言，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传播困局，出路无非三个：第一是跨语言传播，第二是跨文字传播，第三是跨文化传播。

所谓跨语言传播，就是要跨越语言的障碍，中国人要学好外语，外国人要学习中文。2021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等机构联合举办了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以诵读竞赛的形式，吸引外国人用中文诵读儒家经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跨文字传播，主要是指将中华传统经典翻译成各种文字，让外国人可以“无障碍阅读”。这种翻译工作显然要下大功夫，要克服翻译上的许多障碍，要精通两种文化、两种文字，殊为不易，但值得去做。核心问题之一，是不能将传播内容局限于学术层面，要通俗一些。以《论语》为例，它的原文，很多中国人看起来都费劲，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呢？经典的译介，要充分考虑通俗性、普适性原则。

跨文化传播，则是用超越语言文字的方式，让内容产品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相通、相融，最典型的，是通过文学艺术、戏剧乐曲、书法绘画的方式传播。这类传播方式可以轻松打破语言文字的障碍，给不同群体的受众带来共同的、相通的感受。

当然，这三种传播方式很难做出清晰的界定，无法严格区分，毕竟语言文字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这些概念，只是为了便于梳理。最本质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改进国际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提升效能，避免教条，才能减少无用功，真正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