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不可不多 ——曾国藩购书记——杨阿敏

孔氏编

曾国藩不仅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其私人藏书颇丰。现存曾国藩书信与日记中留有不少曾国藩购买书籍的记录，这为我们了解曾国藩的藏书提供了一份可供追踪的线索。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购书标准、对书籍版本的看法及其获取书籍的渠道，也可借此观察晚清时期书籍的流通与获取状况。



曾国藩像

曾国藩认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曾国藩买书虽多，却不是泛滥无归，他对于应购置的书籍有自己的标准：“承询及欲购书目，鄙人尝以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二十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二十余家而已。”［《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加何栻片》］在曾国藩看来：“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集众家之精以为书。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编集者犹枝龙护砂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复李续宜》］曾国藩认为，经书犹如地脉主干，是其他一切学问的渊源，“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复夏教授》］，所以他希望如欲购书，应多买经史，少买后人编集之书。

对于经书的购买一直是曾国藩关注的重点：“即如钦定《周易折中》《三礼义疏》《诗》《书》《春秋》各传说汇纂，暨武英殿《十三经注疏》之类。久思买一初印佳本，洎未买就。前年何廉访代买之《二十四史》，亦复搀配什二，虫伤什一，不甚称意。阁下既官京辇，请于撰述之暇，为我物色诸书。拟以二千金陆续收买，一以娱罢官后之暮景，一以贻小儿辈之籝金。”［《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许振祎》］乾隆初殿板《十三经注疏》，注疏句下加圈，校刻甚精，书品甚高，极为曾国藩推崇，曾托多人购买，除托许振祎外，又续托薛福辰于京中购买，托莫友芝于苏、浙购买，可见其重视程度。



武英殿《十三经注疏》书影

除经书外，曾国藩也相当关注史书。他在26岁时就借钱买了一套《二十三史》，后来又得何栻代买的殿板《二十四史》，及毛寄云赠送的新会陈家模刻殿板《二十四史》一套：“其《二十三史》板旧藏国子监，历久残毁。道光四年，重修《辽》《金》《元》三史。后十六年，又因御史言补修全史。朝廷表章经史之意，期使内府善本流行天下，以资考证，终以庋藏官学，卷帙过繁，流传甚少。既更兵乱，故家世族书籍散亡。初印完善之本，尤罕觏之。新会陈伟南虞部得旧本京师，谋广其传，独任剞劂之役，重加摹刻。凡六年，书成。”（郭嵩焘：《新会陈氏模刻殿板二十四史序》）曾国藩以为殿板官修正史虽佳，但仍有遗憾，那就是乾隆年间对《辽》《金》《元》三史人名、地名的改译，使后人研读这三部史书时茫然莫辨。在曾国藩看来，此三史还是以北监板为善本，“善读书者，往往以北监板为善本而苦其难得”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致陈源兖》］。除《二十四史》外，曾国藩还特推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加罗忠祜片》］即使曾国藩晚年病痛缠身，仍每天坚持读《资治通鉴》，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病肝风动，右足麻木，良久乃复。自上年定以每日读《资治通鉴》，随笔录其大事，以备遗忘。”除了自己阅读，曾国藩还嘱咐其子：“尔看完《后汉书》，须将《通鉴》看一遍。即将京中带回之《通鉴》，仿照余法，用笔点过可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谕纪泽》］又请先生为其子讲解：“《通鉴》虽太多，难于看完，然讲一卷算一卷，讲一函算一函，若得数年工夫，讲完亦未可知，不完亦无碍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复邓汪琼》］曾国藩对《资治通鉴》的推崇于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但广泛购书，对书籍版本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对古今刻书有一总体评价：“国朝刻书，远胜前代。”［《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加刘良驹片》］他认为购书不必过于关注时代，只要校刊精良、初次刷印就可以了，因此他不像时人那样偏重宋、元版本。曾国藩曾说：“国藩尝谓干、嘉间好事诸君子刊刻古书，其精雅实超轶宋、元善本。就余所见，如黄荛圃、卢抱经、孔顨轩、孙渊如、毕秋帆、阮伯元、胡果泉、朱竹君、秦恩复、汪孟慈、吴山尊诸家，所刻书籍，每一把玩，使人穆然意远。”所以在曾国藩的购书记录中，基本未见他购置宋元版书籍的情况。尽管如此，曾国藩对于宋、元版书籍的影刻本颇有兴趣。曾国藩曾这样评价清代的影宋本：“即胡果泉、张古愚、吴山尊、秦恩复、汪孟慈等所刻影宋诸书，及秀野草堂韩诗、一隅草堂白诗之属，亦皆精绝。”［《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加刘良驹片》］ “近日之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胡克家、张敦仁诸影本，亦何尝不可奉为至宝？”［《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加袁芳瑛片》］他也曾托人代为购置：“嘉道以来所刻诸影宋本书，亦祈购觅，不惜重价。”［《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加何栻片》］影刻本的出现，既可使人得以窥见古书之真貌，又不至于使宋代原版书籍徒作古董。对此，叶德辉评价说：“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薲、张古余、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书林余话》卷下）

曾国藩十分重视初印本：“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于今日，犹汉唐碑帖而今日拓之，剥落补凑，夫何足贵？苟有佳纸初拓，则官板如康熙之《周易折中》《书画谱》，乾隆之《十三经》《廿四史》之类；私板如国初之汲古阁……尊处广搜群籍，如遇有殿板诸善本，及国朝名家所刊之书，凡初印者，概祈为我收买。”［《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加袁芳瑛片》］初印本字画清晰，版面清爽，便于阅读，故为曾国藩所重。而宋元时代的刻板因多次印刷，版面极易模糊，故曾国藩不甚重视。清人莫友芝的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曾国藩的上述看法：“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板，依北监《二十一史》式，而益以新修《明史》及《旧唐书》，曰《二十三史》。《史》《汉》等前数部校对差善，六朝及《宋》《辽》《金》等即与北监无异。乾隆四十九年，刊《旧五代史》入之，又曰《二十四史》。其中《宋》《辽》《金》《元》四史，以在乾隆四十年前印，未改译人名者为不易得。道光四年，新修殿板，校补漫阙，多为浅学误改，人不甚重，仍以乾隆四年本为佳。殿板《史》《汉》初印者尤难得，以《史记·五帝本纪》末一页不漫漶者为最早精印之本。乾隆殿板初印，其上端大线皆齐画若一。”（《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这也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何要不惜重价托人代为购买殿板初印《二十四史》：“敝处书籍太少，江西如有殿板初印《二十四史》，敬求代为购买，虽重价不惜也。如不能得全书，即购得零种，或一史、二史、三五史、十余史皆可。总以初印为佳，后印者则不足取。”［《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加刘良驹片》］

此处曾国藩特别提及“殿板”，这也是其购置书籍时的一大特色。“殿板书初印者，多可取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加袁芳瑛片》］他对“殿板”的评价颇高：“殿板如《十三经》《二十四史》《全唐诗》《图书集成》《五经萃宝》《书画谱》之类，凡初印者，无不精雅绝伦。”［《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加刘良驹片》］ “殿板”是指武英殿所刊刻的书籍。武英殿设于康熙十九年（1680），专门负责图书刊刻、装潢等事宜。据各类书目综合统计，有清一代，武英殿刻书当在六百种左右。乾隆朝是武英殿刻书的鼎盛时期，整理刊刻了《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九通》等儒家经典注疏、官修正史及大部头政书，校勘精审，嘉惠学林。武英殿正门上的对联“四库藏书，宝笈牙签天禄上；三长选俊，缥囊翠轴月华西”，也显示出这种盛况。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因经费支绌，武英殿刊刻书籍锐减，大多仅存其名而已。



故宫武英殿

曾国藩买书不为装门面、备陈设，“不欲以汗牛之巨册，徒作贵人之豪举”［《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许振祎》］，因而不买那些大部宏编，只求适用阅读。他将当时权贵之家陈设诸书作为摆设的行为视为陋习，尽力避免此种华而不实的情况：“凡贵人巨室专求大部宏编，庋阁华屋，与金玉玩器杂陈，饰为观美。而书贾精装巨册，亦专拟之一二贵人，取索巨等之价。阁下之视鄙人，遂尽于是耶？临别语及购书，曾言但求零编小种及国朝说经诸书之单行本。非果深恶大部，盖自策劳人暮齿，不能多读，而不耻夫贵家巨室陈设诸书者，此之陋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七）·复莫友芝》］这种意见在其致友人信中多次表达：“老年目力昏花，请择刷印尤善者随时购买，其套板衬胆绫面锦函，凡可装纱帽之门面，备大屋之陈设者少买可也。”［《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许振祎》］这种买而不读、只为装点门面的行为在今日亦不少见，应引以为戒。

现存曾国藩购买书籍的记录大多为请托他人代为购置，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书商视购书人身份刻意抬价。曾国藩官高位显之后在京师购书，书商“闻督抚购书，动辄抬价居奇，迥出情理之外；又或割头换面，装椟匿珠，弊端百出。请阁下作为自买，莫道贱名，至要至嘱”［《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许振祎》］。二是市场原因。各地书价不一，“近年京师书籍甚贵”［《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许振祎》］，故而托人在外地购买，“《汉魏百三家》京城甚贵，余已托人在扬州买，尚未接到。《稗海》及《绥寇纪略》亦贵，且寄此书与人，则必帮人车价。因此书尚非吾弟所宜急务者，故不买寄”［《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三是书籍流播地域有限，有的地方无法获得所需图书，也就不得不麻烦他人在别处代为购置。如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河南有军务，让其子曾纪泽、纪鸿在武汉购买一部《资治通鉴纲目》：“朱子《纲目》一书，有续修宋元及明合为一编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武汉买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显者，可买一部带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谕纪泽纪鸿》］同治九年五月初八日，曾国藩抱病在家，欲购《国朝文录》，即让其子曾纪泽在京城购买：“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张诗舲所刻者，京城若易于购买，即带一部回。”［《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同治九年五月初八日谕纪泽》］而有些书籍如方志、金石之类多在本地流通，外地难以买到，曾国藩则直接托人到图书生产地购置：“《河南通志》，为我购一部，好致京师。又河南金石最富，如偃师、洛阳、登封三县，尤碑版之渊薮。倘有好缘，无甚烦人力者，为我购致数十种。自唐以上能购得者，尤可贵也。其直行奉酬，不必以惠我，盖亦不贱矣。”［《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答冯卓怀》］

除自己出资购书外，他人赠书也是曾国藩获得图书的一大来源。“又奉惠书并蒙嘉贶好书数十册，军中书籍绝少，得此如环宝溢目，遂欲废百事而日与编摩。中如合刻程朱《易传》、世德堂《庄子》、莫板《韩文》等种，日内正尔购觅迫切；《古今逸史》、元刻《龙川集》向所未见，亦佳本也。羁怀郁郁，得此豁然大适，谨遵来教，即不复备价奉还。‘明珠青玉不足报，赠子相好无时衰’，敬为左右诵之。”［《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复邵懿辰》］据曾国藩日记记载：“（初一）午正，至丁雨生家吃饭。饭后，看渠所藏书。其富甲于江苏之官绅，最精者有宋刻世彩堂《韩文》《东都事略》等书，渠欲以之饷余。余素不夺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内经》、东雅堂《韩文》、《笠泽丛书》三种，携之以归。”［《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同治六年三月初一日》］此外尚有不少赠书记载，不备列。曾国藩收到的赠书，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作者自赠的著作，在曾国藩与他人往来的书信中有多条这样的记载，如“顷接惠书，并送到大著，具见研经耽道，学有本原”［《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复夏炘》］， “昨奉手毕，备荷心注，并惠寄大著四函，羽书偶暇，时一雒诵” ［《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复夏教授》］， “接奉惠书，并得宠赐大集”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何绍基》］， “去冬接都中惠函，并寄到大集六册及所刻《孝经》一册、《东瀛训士训民录》一册”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复吴大廷》］。曾国藩在复信中对收到的时人著作都会稍加评论，可见还是翻阅过，这也是对作者的尊重。

礼尚往来，曾国藩自然也给他人送过书，多为其主持刻印的书籍。如其自著《直隶清讼事宜》，“近作《直隶清讼事宜》，寄去一本，聊备省览”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复黄翼升》］。“国藩昨在保定刻有《清讼事宜》，亦以拖累无辜为大戒。兹漫往一册，即希存纳，专泐致谢。”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复李元度》］《王船山遗书》是曾国藩参与编刊的一部大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曾国藩亲自校阅过的部分有：“《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他在《王船山遗书序》述其刊刻始末云：“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这套书也在曾国藩赠送的行列之中，同治九年四月十九日给曾纪泽的信说：“周荇翁索《船山遗书》，亦交沈廉带去，尔可转交。仙屏曾得《船山全书》否？若未也，下次亦即带去；此次已带，尔可面交。”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同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谕纪泽》］除此之外，由曾国藩创办的金陵书局所刻前四史为“枢廷诸公同声索取”，他都允诺赠送。“前在枢廷，阁下谈次偶索敝处所刻‘四史’，旋经函商谷山制军。顷前、后《汉书》始刊校告成，由江南运到，谨奉上一部。余四部即请尊处代呈恭邸、博翁、经翁、兰翁四处。其《史记》《三国志》，俟刻成后续行奉寄。”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致宝鋆》］



《曾国藩全集》书影

曾国藩认为，“刻书之难，排比伦次、校雠讹舛，大费工夫”，对刻书之事十分慎重。在《致周缦云》信中，专门讨论了金陵书局刻书之事。如《汉书》与《后汉书》，他让在每卷之末一叶刻一“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式刻”的戳记。曾国藩还谈到对刻版字体的看法：“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并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 ［《曾国藩全集·书信（九）·致周学濬》］为了书局的长远发展考虑，曾国藩针对刻书之事提出了几点看法：利用奖惩制度，将写手分成不同等级，待遇根据等级而定，以使“方粗清匀”刻版原则得到贯彻落实。可适当抬高刊刻精美的书的价格，盈余可以作为续刻其他书籍的资本。宋体字书刻之精者，如汲古阁《乐府诗集》《揅经室集》之类，应该寻觅一些初印本存于书局中，作为刻书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