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字经》的“养不教”？——杨延平

孔氏编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的蒙书，列于“三百千”之首，一般认为是南宋王应麟所撰。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姑苏刊本《三字经》

其中，人们现对“养不教，父之过”一句存在误读，多将该句解释为“养育孩子却不教育他，这就是父亲的过错”，如王永宽翻译该句为：“对于子女只养育而不教育，那是父亲的过失。”（王永宽注译：《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马金亮译为：“生养孩子，却不好好教育，这是父亲的过错。”（马金亮译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译注》）焦绪霞和周翠英将该句译成：“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亲的过错。”（焦绪霞、周翠英编著：《〈三字经〉读本》）概而言之，即普遍认为“教”为动词，表达“教育”之意，其施动者为“父”，受动者为“子”。这一看法已成为共识，如钱文忠在解读《三字经》时，就认为该句含义为：“你只管生他养他，但不去教育他，那就是当父亲的过错。”（钱文忠：《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然而，“养不教，父之过”的原意并非如此，该句中的“教”为使动用法，为“使……受教育”之意，其施动者为父亲所聘的老师而非父亲本人，应翻译成：“养育孩子却不使他接受教育，这就是父亲的过错。”理由如下：

首先，若将“教”解释成动词“教育”，则“养不教，父之过”便有两点难以说通。第一，早在中唐时期，韩愈就提出了“术业有专攻”（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的说法，那时候的教育内容已经出现了专业化倾向。迨至南宋，知识专业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如除经学外，宋代教育尚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及武学等专门之学。（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知识的专业化必定伴随着知识的复杂化和精细化。从常理来看，一个人绝不可能掌握人类全部的知识内容。基于此，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便必定存有局限。故要想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就必须依靠专业教师的指导。这既是常理，亦是必然情况，由此，以“不教”来责备父亲在教育上的爱莫能助，便极为不合常理。作为一部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蒙书，《三字经》于情于理必不会犯这种常理错误，由此，将“教”解释成动词“教育”是行不通的。第二，若父亲可以教育孩子，则“养不教，父之过”便与下句“教不严，师之惰”在内容上构成重复现象，使得行文变得拖沓，和《三字经》自身简练、易学且富有章法的特点形成矛盾。既然父亲能教育孩子，那又何必再需要教师呢？即使父亲与教师负责孩子不同的教育内容，但由于教育功能具有整体性和一律性，所以也很难分清何为父亲的“不教”或教师的“不严”。更何况《三字经》将父“教”和师“教”区别言之，显然可见，两者之“教”并非一事，而是存在一定差别。由此，将“教”解释成动词“教育”，在上下文的关联上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除“养不教”外，在《三字经》其他两处“不+教”的句式中，“教”均为使动用法。第一处为“苟不教，性乃迁”，这里是说：“如果不使人性受到良好的教育，则人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很明显，在这句话中，“人性”施行了“教”这一动作，此处的“教”为使动用法。第二处是“彼不教，自勤苦”，这句话是指，孙敬头悬梁和苏秦锥刺股的学习方式，并不是别人提前使他们接受了这种教育，而是他们二人自觉勤奋苦读使然。此处，孙敬和苏秦本为“教”的宾语，却成了“教”这一动作的发出者，所以此处的“教”为使动用法。同理，“养不教”中的“教”应和上两处的“教”相同，亦为使动用法，表示“养育但不使之接受教育”之意。

再次，窦禹钧教五子成材的历史事实，为“教”的使动用法提供了例证。“养不教”的上文为“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禹钧因祖居蓟州，邻近燕山，故又被称作“窦燕山”。范仲淹在《窦谏议录》中记载道，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范仲淹撰，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后来，窦禹钧五子相继登科，“当时号为窦氏五龙”（脱脱等撰：《宋史·窦仪窦俨窦偁列传》）。也就是说，窦禹钧并没有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之延揽名师，让五子接受专业教师的教育，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窦禹钧五子才得以各有所长，在不同的领域里各自实现了自我价值，如：长子窦仪精通律例，曾“奉诏重定《刑统》，为三十卷”；次子窦俨既精通礼学，撰有《周正乐》120卷，又“善推步星历，逆知吉凶”；四子窦偁富有文采，“尝作《遂命赋》以自悼”。（脱脱等撰：《宋史·窦仪窦俨窦偁列传》）《三字经》在行文上，将窦燕山教五子的历史事实和“养不教，父之过”的道德说教前后承接，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具体例证，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总结。可见，通过窦禹钧使五子接受教育以成材的例证，我们亦有理由判定“养不教”中的“教”字为使动用法。



开封木版年画《五子登科》

最后，《孟子》“易子而教”的典故，为“教”的使动用法提供了儒家经典上的旁证。从《三字经》的内容和思想可知，其书名的含义是以“三言”为表现形式的儒家经典。早在五代时期，《孟子》一书便被蜀主孟昶刻入“十一经”，完成了由子部到经部的身份转变，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三字经》成书于南宋，则其所括之儒经自是包含《孟子》：“《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不止于此，《三字经》开篇便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主张人性本善，赞同后天习得对人性塑造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恰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延继。《孟子·告子上》云：“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以水作譬，认为人性本善就如同水性就下，是自然而然的本性，而人性后天的变化，则恰似水因环境差异而展现出的不同状态，是不同后天习得所塑造的结果，即所谓的“其势则然也”。《三字经》的开宗明义完全是对《孟子》人性学说的继承与宣扬。

可见，《三字经》的作者是十分熟知且尊崇《孟子》一书的。既然如此，他必定知晓《孟子》“易子而教”的典故：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父亲不适合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在教育过程中，父亲必定会以正确的道理来严格要求孩子，孩子一旦出现差错，父亲势必要生气动怒，这便会伤了父子间的感情。由于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此以往，父子间的感情就会淡漠，进而父子关系也会变得疏远起来，最终导致“不祥”的局面。基于此，孟子认为“父子之间不责善”，主张“易子而教之”，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在使孩子成才的基础上，维护好父子间的亲情。作为一部尊崇《孟子》的儒家著作，《三字经》理应明晰孟子“易子而教”的教育思想，故其不可能违背先贤孟子的思想而主张父亲教子，相反，“教不严，师之惰”正是对孟子“易子而教”思想的一种回应。可见，“养不教”中的“教”不是动词“教育”之意，而应是使动用法，即“使……接受教育”。

综上所述，《三字经》“养不教，父之过”之“教”不可翻译成动词“教育”，而应翻译成使动用法“使……接受教育”。这句话也不是表示“只养育（孩子）但不教育（他），是父亲的过错”之意，而应翻译成：“养育（孩子）但不让（他们）接受教育，这是父亲的过错。”可见，该句所主张的不是父亲要对孩子进行专门教育，而是要求父亲作为监护人，要保证孩子的受教育权，使得孩子可以接受教育。明了于此，我们对《三字经》原本思想的认识就更为清晰，也更利于我们对该书内容的取舍和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