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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话
对于贵州来说,“1413”这个概念的意义不仅仅是指时间的沿承,它包含的是一个历史空间的转折性划分。从贵州设立布政使司至今600年,“贵州”在风雨中跌宕穿越,贵州人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的角色,随着时空的转换深深地刻入喀斯特大地,刻进人们的心里；贵州人的精神不仅在高原滋长,也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生长。贵州人在中国大舞台上彰显的民族情怀,让我们这些后人在面对世界、解读世界、改造世界时,因为自信多了一份从容,因为自豪多了一份激情,因为尊敬多了一份景仰。
当下的贵州为实现小康梦后发赶超,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成为主旋律,对于每一个贵州人来说,那些心照日月的才俊志士,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励志故事,他们的人生举动,他们的思想坚守,成为我们精神的核心部分。正值“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主题文化活动高潮迭起之时,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大力支持下,从今日起,本报《27°黔地标》文化周刊推出“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专栏,旨在通过传播贵州人的正能量,激励人们热爱家乡、歌咏家乡、建设家乡的豪情。将陆续推出的系列人物,既有历史精英,亦有现代楷模；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抗日志士。今古相衬,视野生辉。
杨文骢:亦文亦武昭日月
不能忘记的理由——杨文骢是明代著名的诗人、画家、英雄,集卓才绝艺与大节孤忠于一身。
人物名片
杨文骢,字龙友,号山子,贵阳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495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乡试中举,以后屡次赴京会试皆不第,崇祯年间才出试江浙,先后担任华亭教谕,青田、永嘉、江宁知县。弘光元年任右佥都御史、巡抚镇(州)常(州)二府,监郑鸿逵、郑彩军,隆武元年(1645年)任兵部侍郎,提督军务,次年8月在福建浦城仙霞关被俘牺牲,年仅51岁。著作有《山水移》、《洵美堂诗集》、《崇祯八大家诗选·杨文骢卷》,以及近年编辑出版的《杨文骢书画集》。
杨文骢出生于贵阳的官宦之家,其父杨师孔,万历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贵州素称山国,开门见山,杨家在贵阳城南门外南明河渔矶湾,开门知季节,推窗见烟波,这样的环境,涵养了杨文骢的山水情致和铮铮风骨。他的主要成就是绘画,一生作画甚多,但由于战乱、谤诬,存世寥寥无几。数百年来,除了民国间著名画家吴湖帆印过一本薄薄的《杨龙友山水册》,最主要的还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印的《杨文骢书画集》。
诗书画三绝
杨文骢卓才绝艺,皆因他的诗、书、画三绝,还有精于骑射。杨文骢的诗作传世的有《洵美堂诗集》,刻于崇祯十五年,而9年前夏云鼎编选刊刻《崇祯八大家诗选》时,列杨文骢为一家,另外7人是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曹学佺、李明睿、谭元春、季孟莲,可见当时他的诗名之盛。
杨文骢的诗多抒写忧时爱国、师友骨肉之情,对山水丘壑的迷恋,热情满怀,慷慨激烈,正如他的好友陈子龙所言:“龙友诗有幽峭之思,沉郁之色,壮烈而不失平和,夷旷而中存庄雅。”他的文也非常出色,尤其是游记。崇祯三年刊刻的诗文画合集《山水移》中,收《台荡日记》八千馀言,堪称上乘之作,白坚先生说其“镕名山奇景、掌故传说、风土人情于一炉,奇情叠现,妙绪纷呈,诗情画意充溢于字里行间,耐人寻味,引人入胜”。
杨文骢的画名比诗名更盛,吴梅村作《画中九友》诗,他是其中之一。对他的画,当时的画坛名士多有崇评,记载累累。秦懋德将他与当时的大家董其昌相提并论:“余偶以诗画自娱,谬荷海内诸名公许可,每论此中三味,必推龙友与华亭董宗伯并驱中原,眼前馀子,鲜见其匹也,是岂阿私所好哉?试叩之此图,当自应声而出。”
董其昌的评价也很高:“杨龙友生于贵竹,独破天荒,所作台宕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余讶以为出入巨然、惠崇之间,观止矣。”
多山的故乡对杨文骢的性格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好友邢昉曾说:“杨子产夜郎,山水天下绝,牂牁以南峰插天,一一写出森嶻辥。画家惟取胎骨奇,细论流派良足嗤。”
在画法上,杨文骢主张师法造化,重视行路、写生,反对一味摹古,主张多师,打破流派门户之限。他的艺术思想,成熟于江南,但早在故乡已经植根。他自号“山子”,意即大山之子,由此可见故乡对他的深刻影响。
精忠报国好男儿
杨文骢做华亭教谕,自订规程,教诸生经史诗文之外,还教骑射剑术,令人侧目。儒家六艺中本有射,但中原地区早已废除,但贵州多民族聚居,民族关系时好时坏,省会官绅之家的教育也往往文武并趋,杨文骢之父师孔,舅父越其杰,都文武兼备。
与别人不同的是,作为军人的杨文骢奋勇抗敌,最后惨烈牺牲。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倾覆,清兵入关,福王监国于南都,任杨文骢为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监军镇江,次年迁兵备副使、右佥都御史,巡抚苏、常、镇,监军镇江,与清军隔江对峙。清军乘雾偷袭,杨文骢猝不及防,败走苏州。几天后南京文武大员王铎、钱谦益、赵之龙开门迎降,并派人到苏州劝降。杨文骢袭杀劝降者,然后率军撤往浙江处州。刚刚建立于福州的隆武政权,任命他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任命其子杨鼎卿为太子太傅、左军都督府左都督。两年后清兵南下围衢州,杨文骢率兵救援未及,与监军孙临退守仙霞关。由于掌握实权的郑芝龙暗自通敌,尽撤防卫,仙霞关沦陷。杨文骢一家36口,与监军孙临同时就义。
这样一位人品才艺和军事素质俱佳的人,数百年来却遭受谤诬,说他党同马(士英)、阮(大铖),甚至诬蔑他降清。他在世时交游天下,帮助过许多人,而死后受诬,那些受助的人则默不作声。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出,杨文骢猥琐的两面派角色就铸定了,不仅只会听曲唱曲的普通人,连名声籍甚的文人学者,也相信《桃花扇》中的杨龙友就是历史中的杨龙友。不管孔氏是否为存心谤诬,客观上造成了这个结果。
李端棻:新思想催生新式教育
不能忘记的理由——李端棻,戊戌变法参与者、决策者,中国新式教育的倡导者,贵州民主先驱。
人物名片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工部侍郎、礼部尚书。戊戌变法失败后,谪戍新疆,遇赦后,返回故乡,投身教育,高倡民主思想,以培养人才为职志。
虽然已年迈,但思想前卫的李端棻仍站在前列,迎风而上。1898年的戊戌变法,他就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政策的制定者。时任礼部尚书的他深受光绪帝信赖,虽然这场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李端棻在变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广大士人要求维新变法、挽救危亡的代表,那么李端棻代表的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改革派。正如《清史稿·戊戌变法传论》中所言:“戊戌变法,德宗(光绪帝)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
创办学堂传播新思想
李端棻是一个虚怀若谷、爱惜贤才的人,他一生拔擢了不少人才,除妹夫梁启超外,甲午战争后他曾保举严修、唐才常、熊希龄等。戊戌变法时,李端棻又密荐康有为、谭嗣同“才堪大用”。被李端棻拔擢的人才,大多成为清末民初的精英分子,为维新变法、启迪民智的先锋闯将。其中天津人严修,在任贵州学政时,改革旧式教育,传播西方文化,为贵州教育事业竭尽心力,奠定了贵州新式教育的基石。
1898年9月20日,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逃往香港,杨深秀、康有溥及军机四卿被捕惨死,李端棻因“滥保匪人”而革职查办,流放新疆。对变法的失败及自己的不幸遭遇,李端棻愤愤不平,感触良多。
在新疆的3年中,李端棻没有为人生的际遇而气馁沮丧,怨天尤人,相反他处之泰然,将一切置之度外,时时关心国事。1901年,李端棻遇赦返乡,虽经历磨难而心志愈坚,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愈加凶猛,李端棻反复思考,意识到现在最紧迫任务是培养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和民主理念的一代新人,为国家和民族输送有用人才,同时为桑梓尽一份力。次年,他受聘主讲贵阳经世学堂。
李端棻用讲台作宣传阵地,极力向学生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他专题讲授“卢梭论”与“培根论”,大讲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向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发动了一次次猛攻。
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
可以说,年逾古稀的李端棻这时在贵州充当了“民主先驱”的角色,其言论思想犹如一股股春风,给沉闷闭塞的贵阳城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因此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他对此并不在乎,仍高举民主自由之大旗,继续为着启迪民智、培养贵州新青年而昂首前进。此期间李端棻写了不少诗,其中三首有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民主自由理念。
1905年,李端棻针对西方列强觊觎贵州铁路矿产之事,认为国家“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便发起组织“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之后,他投身教育,联合于德楷、唐尔镛等人将贵阳府中学堂迁往雪涯路,更名贵阳中学堂。
同年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许多中国人莫不痛感“不变法无以挽救危亡”。次年,身为工部侍郎的李端棻向清廷上《请推广学校折》,全面系统地阐释、规划了未来中国教育的全景,提出“一经五纬”的主张:即以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及各省中小学为主干；“五纬”则是: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纸,派遣游历西洋者,以此扩大“西学”的传播。
这个奏折得到光绪帝的首肯,并由政府采纳而付之实施。其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宣告了新式教育的开始。几年后,中国终于“废科举,兴学堂”,结束了自隋唐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为“少年中国”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的传播起到“清道夫”的重要作用。
1907年,李端棻寄信给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信中有“昔人称有三岁而翁,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君子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之句,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志在报国的年轻心态。
1907年10月12日,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中国新式教育的倡导者,贵州民主先驱在贵阳溘然长逝,时年75岁。
王伯群:合纵连横反袁护国
不能忘记的理由——王伯群,“天津会议七君子”之一,护国运动的关键人物。抗战期间率领大夏大学师生迁往贵阳,为筹措经费重建校舍竭尽心力。大夏大学在贵阳的6年间,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人才。
人物名片
王伯群(1884-1944),名文选,贵州兴义县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起到关键作用。之后历任黔中道尹、贵州省长。护法战争时率师出黔,任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大总统参议、贵州省长等职。1923年参加国民党,次年在上海捐资创办私立大夏大学。北伐胜利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企图称帝,梁启超、蔡锷、王伯群等于1914年在京秘密会晤,决定将反袁基地锁定在云南、贵州两省。按照商定的计划,王伯群先回黔筹划反袁武装。同年5月,王伯群回到贵州,立即将在京密商的情况告知其弟王文华,嘱其“扩建六个团,才能备省防,应外变”。取得共识后,王伯群立即向护军使刘显世建议扩充军队。刘采纳后,将筹建之事交给王伯群和王文华办理。之后,王文华通过卢焘,吸纳了云南讲武堂出身的十余人来黔效命。次年春,在六团新军建成的基础上,王伯群兄弟成立模范营,由卢焘兼任营长,培训基层干部。之后招生及抽调青年军士入营训练,然后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级干部。自此,黔军日见壮大,成为之后西南地区护国运动中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
天津会议商讨反袁对策
1915年8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筹安会粉墨登场,为袁世凯称帝进行鼓吹。梁启超立即发表讨伐帝制的檄文《异哉所谓国体者》,对其复辟阴谋严加痛斥。
袁世凯十分清楚梁启超如此强硬,是因为其弟子蔡锷有出众的军事才华,且与西南实力人物有特殊关系。认为将蔡锷监控起来,切断其与梁启超的联系,才能制约进步党人。对梁启超来说,只有让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控制,回到云南武装讨袁,才能挫败复辟逆流。经过深谋远虑,梁启超决定派时任国会众议院副议长的进步党人陈国祥援救蔡锷。
1915年11月蔡锷到达天津。在梁启超主持下,一场反袁的“天津会议”拉开了帷幕。在会上,大家提出对云南方面的看法,认为云南都督唐继尧态度虽不明朗,但滇军中大多数军官愿意反袁；贵州则因执政者(指刘显世)梗阻,颇以为虑。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王伯群表示即刻返黔,贵州建成的新军有六个团,部队士气旺盛,他的弟弟能掌控这支部队,他已派李雁宾赴滇与滇军中下级取得联系,相约一致行动。蔡锷也当即表示冒险入滇。
会议决定:“云南于袁氏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会议还决定派王伯群先回黔策动贵州起义,蔡锷负责策动云南起义,梁启超负责广西。临行前,蔡锷亲笔写一信劝唐继尧反袁,由王伯群面交。梁启超将亲笔草拟的反袁称帝的通电、檄文交王伯群带去,以备不时之需。
王氏兄弟铁心讨袁
1915年12月14日,王伯群取道越南抵达昆明。这时袁世凯已于两天前宣布登极。次日王伯群会见唐继尧时,面交蔡锷的手书,并详细介绍“天津会议”的内容。慑于袁世凯强大的北洋军,唐继尧举棋不定。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达昆明,与王伯群会商,共同促唐反袁。迫于云南军民反袁复辟的浪潮,唐继尧于是表态:“俟蔡锷到滇即起义。”
是年12月19日,蔡锷与戴戡到达昆明。在22日的第五次军事会议上,王伯群、任可澄、戴戡参加了歃血为盟的宣誓。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任可澄、戴戡、王伯群等在云南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并组织护国军讨袁,从而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大幕。
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在其官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反战派占绝对多数,主战派仅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二人。会议开始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反战派郭重光说道:“袁世凯练兵几十年,兵多将广,他把全国都统一了,我们区区贵州与之相抗,无异以卵击石,决不能轻举妄动,招来灭门之祸。事楚事齐,皆非良策,只有自保才是上策。”王文华听罢,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击,呵斥道:“袁世凯毁弃约法,背叛民国,妄自称帝,实属国人皆曰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今日所议者,惟有发兵讨贼耳,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此言一出,会议厅顿时沉寂,反战派面面相觑,不敢再有异议。最后,会议决定,即日宣布出兵讨袁。
1916年3月22日,迫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独立的严峻现实,加上亲信部属纷纷倒戈,袁世凯感到心力交瘁,难以撑持,只好宣布取消帝制,王伯群极力主张的护法运动终于成功。
1944年底,王伯群因胃病突发,逝世于重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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