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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琅琊王氏作为肇始于汉代琅琊国的望族，与其他著名世族相比，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她以文化起家而逐渐成为政治大族。在汉唐间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如参天古木，结出了一颗颗令人欣羡的果实，创造了人类家族史上的奇迹。正如论者所说:“自西汉王吉为琅琊王氏这个宰相世家开辟历史以来，经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末年，大约1000年间，族中600余人的名字永远被刻在了人类文明史上，同时，还产生了92位宰相”①，为古今中外所仅有。这令1400多年前的南梁少傅沈约欣羡地评价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②”。我们说，汉唐间的千年，我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动荡和国土的分崩统合，国家法统变化剧烈，国运与家族兴衰跌宕，人事变幻无常。在这大浪淘沙的过程中，多少皇族显贵离析倾颓，望族名门湮没难继，而独琅琊王氏立于时代潮头，文化传家，与时进退，“子孙繁衍，颇有贤才相系，奕世之盛，古今少比③，“蝉冕交映，公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④，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国泰民安的今天，挖掘、整理和研究琅琊王氏的文化遗存，探索琅琊王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不仅是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琅琊王氏家族保持了千年荣显呢？长期以来，人们曾一度认为是当时“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使然，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这一论断的浅肤与片面。因为此论不足以说明在同为门阀世袭制度的数百年里为何琅琊王氏一枝独显。因此，要解释琅琊王氏千年鼎盛的原因只能从其内部着眼。
我们说，琅琊王氏作为一个以儒学起家的文化大族，以其文化优势参与政治并进而成为政治大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自始至终都是其走向辉煌和保持这种地位的手段。或者说，琅琊王氏家族成员首先靠自己的文化素养在国家机构获得一定职位，在尽职的同时又发扬光大着自己的文化优势，进而形成自己特有的家族文化，然后再凭借这种文化优势不断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并通过自己内部的有效调节,使家族能被当时的环境所容纳,从而保证了家族地位的长盛不衰，这便是琅琊王氏家族成功的奥妙。
琅琊王氏特有的家族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从“王氏家训”到“王氏青箱学”，从书画艺术到诗词歌赋，无不打着自己鲜明的烙印。而自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建宋拉开了江南改朝换代的序幕后，各朝皇室无不把强化中央集权，打击门阀世族当作行政原则，加之新王朝与东晋相比，大多宗室势力强盛，琅琊王氏面临“情事异人”的严峻局面，尽管仍保持皇室外第一高门的地位，但已无可奈何地处于听凭皇帝摆布的地位，为保全门户，除为新王朝建立不世新功外，琅琊王氏在政治上采取了不过分贪恋权势的“以退为进”做法。至王微时，又明确提出“止足为贵”、“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见《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自此直到隋灭陈的百余年间，“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原则，成为琅琊王氏处世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琅琊王氏立于险象环生官场的制胜法宝，也是打开琅琊王氏处世哲学宝库的钥匙。
二、“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理论基础及价值
我们知道，“盈”与“满”义近，都有“充足”之意，然细察之又有程度之别，与“盈”相较，“满”有“极度充足”之意。“持盈畏满”不是自我满足或浅尝辄止，而是以退求进，在取得成功后适可而止，看到盛满时隐藏的巨大风险，从而知足惜福，“守住保持现有的家业，避免使家族的地位出现极度盛满的局面”；“盛极自损”则是指当家族势力达到极盛时，不等外部力量制约便自我抑制，主动放弃一些权益，通过家族内部必要的约束达到“盈而不满”以至长久的目的。“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事原则看似平庸消极，实则“以退为进”，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儒家学说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也吸收了道家无为久长的处世思想，与“与时进退”的处世哲学一起，在保持琅琊王氏长盛不衰的宗族命运中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也为丰富我国传统文化和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首先，“持盈畏满”是自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规律，有效规避社会风险的持家处事原则。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遵循“稚弱--强盛--衰亡”的运行规律，当事物发展到强盛的顶点时往往预示着其衰亡的开始，或者说事物发展到极盛时会给自己埋下衰亡的种子。犹如月到浑圆后必缺，花到盛开后必谢一样，这既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被人类社会发展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在纷纭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任何个人、家族以至国家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家族乃至治国者都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规律，而不能期望改变这一规律，只能审时度势，使个人、家族或国家的行为符合规律的要求，达到长久强盛的目的。“持盈畏满”正是琅琊王氏家族总结人类社会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历史结论，是认识、把握和遵循社会运行规律的具体体现。
其次，“持盈畏满”符合我国古代圣贤尊崇的处世原则。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是我国古代圣哲谆谆教导后人的处世箴言，是古代先哲人生经验的总结。我国具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曾出现过不少烁古耀今的贤哲，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处世经验，其中老子和孔子便是其突出的代表。老子对事物的认识鞭辟入里，其经典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便闪烁着辩证思维真知的火花。对于处世为人，老子又告诫世人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便明确地把“知足”和“知止”当作保持长久“不辱”与“不殆”的条件，而琅琊王氏“持盈畏满”的处世哲学正是对此最好的阐释。作为儒家奠基人的孔子更是诲人不倦，他在总结社会运行的规律时曾言：“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⑤。这便进一步阐明了世间万物盛极必损的道理，使琅琊王氏“持盈畏满”处世哲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持盈畏满”的处世哲学，是琅琊王氏顺应时代潮流，“与时进退”的具体体现。我们说，任何理论都是为实践服务的，只有符合实际的理论才算得上真理，也只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处事哲学才有生命力。因此，琅琊王氏“持盈畏满”的处世哲学绝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哪位贤哲的语录或条框，它是琅琊王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借鉴先哲经验，适应自身发展需要而总结出来的处世原则。我们知道，琅琊王氏自西汉谏议大夫王吉便看透了官场生涯的险恶，认识到仕途的艰险，以至立下“诫子孙勿为王国吏”的家法。但历史的青藤往往会结出异样的瓜果，自西晋倾颓，琅琊王氏南渡后，国家民族的危亡，侨居生活的尴尬，国情家境的时势迫使琅琊王氏不得不以“王国吏”作为谋生的手段，走上了强者竞雄的为官之路，将自身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因此，琅琊王氏不仅将如何为官当作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形成了以国家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独有家传绝学――“青箱学”，而且对于官场处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至形成了“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官场处世哲学。
第四，“持盈畏满”与“盛极自损”互为因果，共同构成完整的自我调节机制，保证了琅琊王氏家族命运的长盛不衰。一方面，“持盈畏满”是因，“盛极自损”是果。正是因为奉行“持盈畏满”的处世原则，才引出“盛极自损”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采取了“盛极自损”的具体行动，才保证了“持盈畏满”原则的贯彻，把因家族势力发展过盛而出现的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避免了在极盛状态下引来的外部暴力的摧残。“持盈畏满”与“盛极自损”这种互为因果，从意识到行动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使琅琊王氏避免了与其他世族一样因权势过盛而遭覆没的悲剧，从而创造了家族历史的奇迹。
三、“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根源与实践
琅琊王氏“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与“王氏家训”倡导的道德准则一脉相承，是琅琊王氏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王氏家训”是指琅琊王氏奠基人之一王祥临终前留给后代的关于“德、孝、悌、信、让”的遗言。“持盈畏满”、“盛极自损”是家训中“推美引过，德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等道德思想在新形势下“与时卷舒”的升华与发展。
“荣誉财物让给别人，责任风险留给自己”，是古今中外人们赞颂的品行，也是琅琊王氏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王祥、王览和其子孙王导、王微等人都是时代的贤哲，他们大都生逢乱世，历经了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对成与败、荣与辱、贵与贱相互转化的规律有深入地理解，特别是他们都身居高位，真正理解了“富贵浮云”的人生真谛，认识到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的规律，懂得人与社会环境同生共存的道理。在处世待人上奉行律己利人的准则，在生活方式上不求浮华，崇尚平淡，低调做人，力戒私欲膨胀。因此，王祥历经三朝虽位至三公之首，然“高洁清素”，不重财帛，不贪虚荣，后期几次辞职让贤，及归家病重时尚遗言简素薄葬，以至卒后“门无杂吊之宾”。王导佐成东晋，“自可称民族之大功臣”，然从不居功自傲，而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约己虚心，思尽忠诚，已身率众”（司马睿语）。在立国之初身居要职之时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不惜分散自己的权利，力劝元帝广揽人才，给江南士族得以入朝为官的机会，从而使东晋政权得到江南大族的支持，使统治有了扎实的基础。对司马睿所给予的过高殊荣和职权则坚辞不受，特别是在自己推荐的官将失职挫败之时主动承担责任，向朝廷“乞求贬黜”，成为“推美引过”、“盛极自损”的典范。
东晋以后，琅琊王氏仍旧贵显，为适应日渐严峻的新形势，便把“持盈畏满”、“盛极自损”作为平衡朝廷各方力量，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和家族长远利益的手段，在政治上较少采用激进冒险的做法，以稳定为本，以退求进；特别是在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之时，为了时时提醒自己损抑自保，甚至将此类内容作为座右铭书之斋壁。如南朝宋孝武帝任尚书令的王僧虔曾在尚书省墙壁上题书：“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栗，驰之不已则踬，引之不已则迭，是故去之宜疾。”⑥他为家族大局计时常表现出“不求上进” 的推美让贤。如在齐永明初诏受他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他固辞不拜。并回答外人说：“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吾衣食周身，荣位已过，所惭庸薄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贻官谤邪！”然而，他对时任宰相的族人王俭却毫无掩饰地说：“汝任重于朝，行当有八命之礼，我若复此授，则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 ⑦可见，他固辞开府的真正目的是担心门户太盛，遭皇族和权贵嫉妒，有损家族的长远利益,是典型的“盛极自损”。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言行和《诫子书》诫勉子孙，以达到与世无争，保全门户的目的。其子王志“及至京尹，常怀止足，谓诸子侄曰：‘谢庄在宋孝武时，位止中书令，吾自视岂可过之。’……因多谢病，简通宾客”。⑧王敬弘、王瓒之、王秀之和王峻祖孙四代相传“止足”之风。《梁书》卷二十一《王峻传》载：“峻性详雅，尝与谢览约，官至侍中，不复谋进仕。……峻为侍中以后，虽不退身，亦淡然自守，无所营务。久之，以疾表解职，迁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如王弘、王昙首和王华并执南朝宋文帝宰相大权，为免臣妒君忌，“本有退志”的王弘主动请求让文帝之弟彭城王刘义康接替自己。王僧绰和王思远等都有主动让出或固辞不受朝廷要职的推美之举。特别是在政治环境复杂，官场竞斗激烈，皇室“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之时，琅琊王氏更是激流勇退，与世无争。《梁书》卷七《后妃传》记载：王骞“尝从容谓诸子曰：‘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王规则“常以门宗贵盛，恒思减退”。都是琅琊王氏子孙“盛极自损”的典范，这些做法在世人看来似为消极，但正是这种“知足”与“知止”，才得以“不辱”与“不殆”，保证了家族的不衰。同时，琅琊王氏“盛极自损”的言行，也在明争暗斗的权利场中独树异帜，避免了政治斗争中出现过多的暴力，对平稳交接权力，稳定政局和社会极为有利，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四、“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作为琅琊王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琅琊王氏在成为政治大族后，为适应形势而与时进退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为适应南朝统治者不断强化皇权，削弱打击世族势力政治环境的明智选择。这一处世原则的施行，对琅琊王氏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保证了琅琊王氏在晋隋之间的两个半世纪里免遭政治迫害的灭顶之灾，使其天下第一世族的地位得以延续。东晋至隋之间的260余年里，是我国政治大动荡的时期，除东晋享国103年外，宋、齐、梁、陈四国共历161年，平均每朝仅存40年。政治的动荡，使官僚世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面临比庶民更大的生存风险，这些以官为生的家族常常面临残酷的政治考验。特别是在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中，不可一世的皇族贵戚、公卿世家常在变革的烈火中因未能“与时卷舒”而覆灭。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有一些高门世族因无止境地追求权势，而被权利的双刃剑夺去性命，演绎出一幕幕凄惨的历史悲剧。与琅琊王氏同时代的颖川庚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名门望族，都曾有过令人眩目的辉煌，但却都未能使这种辉煌得以持久。其中的原因尽管各异，但不能做到“持盈畏满”和“盛极自损”仍不失为重要原因。而琅琊王氏正是在“持盈畏满”、“盛极自损”原则的指导下，审时度势，正确处理了各方关系，才得以度过官场生涯的各个难关，使家族文化得以延续光大，从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其次，“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较好地处理了家族局部利益和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个体或利益集团组成的，各个个体或集团为追求自身的利益，必然产生出这样那样的矛盾，特别是高级世族，其成员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家族面临的矛盾便是国家的矛盾。认识把握进而化解这些矛盾，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政治智慧，不仅关系着家族的命运和前途，也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而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家族成员能否有自知之明，采取必要的妥协手段，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放弃一些既得或将得利益，以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不仅体现了一个家族政治上的成熟，也直接关系着国家权利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配与转移方式。由于政治斗争特有的残酷性，国家权利的分配与转移往往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一个家族的兴起，常常伴随着另一个家族的衰败与覆灭。加之南朝在频繁的变革中，国家内部体制的不完善，因人施政、因人废规现象突出，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往往会造成相应的政治动荡，进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祸及到天下百姓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琅琊王氏作为高门世族，长久以来便将自己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接合在一起，其家族的消长无疑意味着权利在不同家族间的转移与重组。信奉“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原则，可“与时卷舒”，通过自身内部的调节，实现了国家权利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相对平衡，有效地化解政治矛盾，避免了家族权势过度扩张后可能带来的暴力危害，防止可能出现的对国家机器和家族利益的过度侵蚀，维护了社会的平稳运行，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平稳发展。
第三，琅琊王氏“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泰民安，政治在民主的道路上前进，经济在开放的过程中扩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瞩目。但应该看到，在这种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从经济的层面上讲，由于追求过度增长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使经济在发展中埋下危机的种子；从社会层面上讲，人们在发展中获得实惠的同时，由于不注意约束自己，造成对权利和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有甚者，个别掌握实权的腐败分子不知“持盈畏满”，利用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买官卖官，索贿受贿，贪得无厌，生活糜烂，物欲横流，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挖掘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宣扬光大“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对于建立节约型社会，维护社会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持盈畏满”、“盛极自损”处世哲学的历史局限
尽管“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具有十分明显地积极意义，但应该看到，这一处世哲学是在琅琊王氏达到盛盈时采取的保家措施，本质上也包含着“消极”的因素，无疑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固有的缺陷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限制了家族的进一步发展，使琅琊王氏在最辉煌的近三个世纪里，未能再向前跨出一步，从而走向辉煌的顶点。琅琊王氏在自东晋至南朝陈末近三个世纪里出将入相，公衮相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优于皇族的豪门，在东晋南朝的禅代革命中，“起到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孤例。这样一个煌煌大族，却始终位居人臣，无人越雷池一步而登极帝位，以致造成王氏的所谓“王气不振”。我们认为，造成王氏“王气不振”的客观原因固然很多，而琅琊王氏主观上特有的“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仍不失为重要的内部原因。试想两晋相交之时，司马氏宗室势力消亡殆尽。是王导、王敦等琅琊王氏子弟辅佐默默无闻的司马睿在东吴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东晋，特别是王敦在西晋初年便为武帝女襄城公主驸马，“历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⑨东晋初任大将军，掌握朝廷兵马大权，与宰相王导等族中文臣武将，形成“政则王氏，祭则司马”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局。而司马皇室则势单力薄，无人充当其宗室藩屏，仅为琅琊王氏的傀儡，或者说，东晋不过是琅琊王氏假借司马氏的名义建立起的新王朝。对此，身为东晋皇帝的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才有在登基接受群臣朝拜时拉王导同坐御床的非常之举。其后，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虚己求贤，竭诚奉国”，使晋得以中兴江南。及至后来司马睿对立下不世之功的琅琊王氏不思安抚，反而听信谗言，任用佞臣刘隗、刁协、戴渊等人排挤抑制琅琊王氏，王敦在上书陈情力劝元帝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已率军攻入建康“清君侧”，此时琅琊王氏显然有问鼎的机会。在其后南朝期间尽管没能再现东晋时的盛况，但琅琊王氏若有称孤道寡的野心，较之那些出身寒微而以军功称帝者仍有较大优势，但琅琊王氏文臣武将却从未作此尝试，这是因为那样做不仅与传统道德相悖，也与琅琊王氏的处世哲不符。因此，琅琊王氏尽管有称孤之机，然甘居人臣，实乃“持盈畏满”、“盛极自损”“推美引过”的文化传统使然。
二是过分信奉“持盈畏满”与“盛极自损”处世哲学，使琅琊王氏从政时失去了开拓精神，限制了政绩的取得，最终导致了地位的下降。由于“持盈畏满”、“盛极自损”意识的主导作用，不仅直接造成琅琊王氏在政治上表现得谨小慎微，不敢放开手脚而有所作为，还造成了部分人过度消极，以至崇尚玄虚，在职不理政事，使政务荒废或权利下移，最终助长了身份较低的人政治地位的上升和门阀世族权利的下降，加速了门阀世族制度的解体和消亡。如《晋书》卷八十载：王徽之的“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宋书》则载：王偃“谦虚恭谨，不以世事关怀”；王球“遗务物外，延之慕焉”；王僧达“为宣城太守，性好猎，而山郡无事，僧达肆意驰骋，或三五日不归，受辞讼多在猎所，民或相逢不识”；王敬弘“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更有甚者，王籍则“不理县事，日饮酒，人有讼者，鞭而遣之”（见《梁书》卷十五《王籍传》），成为食位素餐的昏官。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南朝政治的腐朽昏暗，成为导致各朝存续不长的直接原因，最终为北朝势力所灭亡。
六、小结
琅琊王氏“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融合了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无为久长的处世理念，于琅琊王氏形成之时播种，在琅琊王氏鼎盛之时萌发，通行于晋末至南朝的近两个世纪。“持盈畏满”、“盛极自损”和“与时进退”等处世原则一起，共同组成琅琊王氏的处世哲学，成为琅琊王氏文化宝库中具有鲜明特点的组成部分。
“持盈畏满”、“盛极自损”的处世哲学，是在琅琊王氏成为政治大族后，为适应南朝统治者不断强化皇权并削弱打击世族势力的新形势而作出的被动选择，与琅琊王氏长久奉行的积极入世的处世原则具有明显的差异和阶段性特点。它的有效贯彻，对于调整南朝间琅琊王氏和皇室及其他世族之间的矛盾，稳定社会政治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保持其宗族命运的久长起到重要作用，也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现代商品经济，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由于“持盈畏满”、“盛极自损”本身含有消极的因子，因此，过度信奉这种防守式处世哲学的家族，最终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难逃与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一起衰亡的命运。
说明：本文在成稿的过程中除小注外还参阅了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金智学等主编的《王姓宝典》等今人文献，在此特向其作者致谢！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注释：
①《王姓宝典》卷一，第175页。
②《梁书》卷三三《王筠传》。
③《三国志》卷一八《吕虔传》注。
④《梁书》卷二一传论。
⑤ 见《孔子家语·六本》。
⑥《南史》卷二二《王僧虔传》。
⑦《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⑧《梁书》卷二一《王志传》。
⑨ 见《晋书·王敦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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