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导与东晋玄学的发展之王敦、王导引玄风南渡（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两晋之际，王敦、王导辅助司马睿渡江南下，开创了东晋百年基业，也由此奠定了琅邪王氏在江南一流高门的根基。值得注意的是，琅邪王氏不仅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促进了北方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尤其是在玄风南渡及儒玄交融、玄佛交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王敦、王导引玄风南渡

王敦、王导渡江之初，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在建立和巩固东晋政权的过程中，为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实践“清静为政”的政治方针，他们引玄风南渡。

两晋之际，南北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中原京洛一带玄学盛行，江南则未染玄风，儒家学说依然盛行。以西晋时期最著名的南士陆机、陆云兄弟为例，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陆云则被目为“当今之颜子。”①此外，贺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循)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②南方士族固守的两汉经学旧传统、坚持儒家礼教的社会风气，和当时北方士族中流行的清谈学风、新的处世态度与道德标准均不相同，如北方士族居丧饮酒食肉，江南则习于礼法，风尚不同，南北相轻。因此，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陆)玩”，陆玩表面以“培𪣻无松柏，薰莸不同器”表示谦挹，却以“义不能为乱伦之始”③加以拒绝，南北士族心理隔膜之深亦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分歧最终会表现为政治纷争，格格不入的南北学风，使南北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世说新语·政事》载：“陆太尉诣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陆玩与王导的政见分歧，即是南北士族文化分歧的表现之一。江东大族周玘、周勰父子甚至以武力反抗朝廷，欲杀王导、刁协等在朝执政的北方大族代表，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④

得不到南方士族支持的东晋政权，绝不可能在江东立足。为缓和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稳固江东政局，王导在过江之初，即以中原士族领袖和东晋丞相的身份，尽力做好争取江东士族的工作。在政治上对南方士族开放仕宦之途，将顾荣、贺循、纪瞻、周玘等人引入朝堂，安排一部分南方士族出任地方官；经济上避免南北士族的利益冲突，甚至要求渡江南来的北方士族，不可在南方士族的势力范围内建立庄园，对南方豪强隐瞒户口也没有过分追究⑤；不顾北方士族的耻笑，努力学习使用吴语，表示对吴姓士族的尊重；竭力沟通南北文化，努力消除南北士族之间的心理隔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玄风南渡。

王导努力将玄学介绍给南方士族，那么，吴人有没有接受玄学的可能呢?《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载：

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之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陆云见王弼的鬼魂当然不可信，但决非空穴来风，剔除此文中的迷信色彩，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到以下事实：首先，即便是陆云这样的南方著名才子，在入洛阳之前，并未接触过玄学，其他南士更可想而知，王导要在他们中间力倡玄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次，陆云北上入洛阳之后，为适应当时的玄学清谈之风，开始接触玄学，主要是王弼的玄学，而且清谈水平进步很快。以此而推，其他南士在接触玄学后，有接受玄学的可能，这是东晋以后玄学能在南方流行的原因之一。

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江东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其思想文化自然成为主流文化，更兼他们本身具有的名士风度，使他们在文化方面有巨大的感染力，有引领文化潮流的可能。《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苏峻之乱后，“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𦈌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𦈌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兢服之，𦈌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其为时所慕如此。”王导等人的服饰用具、音容笑貌都为南人刻意效仿，他们擅长的玄学清谈亦逐渐为南方士族接受。

王导在公务之暇，与身边的士人清谈玄理，《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赏誉》载：王导“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尽管王导清谈的对象以北方士族为主，却也在南方士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于玄谈者，多被提拔；不善清谈者，纵为高官，亦不为世人所重。王导赞顾和曰：“卿珪璋特达，机警有锋，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俊。”⑥《世说新语·言语》“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条刘孝标笺疏注引《王丞相集》：“顾和理识清敏，劭今端古，宜得其才，以为别驾”。陆玩在给成帝的表中写道：“臣实凡短，风操不立，阶缘嘉会，便蕃荣显，遂总括宪台，豫闻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风，清一朝序，咎责之来，于臣已重。”陆玩因“不能敷融玄风”而受“咎责”，被任命为司空时，自认为是“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⑦《世说新语·言语》载：“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多，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世说新语·夙惠》载：“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这说明，玄学清谈已经风靡江东，成了南方士人的必修课，即使是七岁小儿，也因耳濡目染，对玄学清谈颇为熟悉。时人重以义理品鉴人才，若幼而颖悟，长大必将致高名，因此，顾和将振兴门户的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经过王导等人的努力，江东士族逐渐从思想到行为接受了北方文化。西晋时，江北士大夫居丧饮酒食肉，江南则习于礼法，风尚不同，南北相轻。东晋后，三吴子弟纷纷学习北方士族的习俗。葛洪所著《抱朴子·讥惑》篇讥刺吴人强学中原人的语言、书法乃至居丧哭声，“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即使魏晋以来流行京洛一带的放达生活方式，对江南士族乃至普通百姓也发生了影响。“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更有甚者，王导、谢安等人的服饰用具，音容笑貌都为南人刻意效仿。《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教之。”总之，东晋一朝，江南士族的心态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学者所指出的，“江南土著大族经历了一个对北方侨姓大族，由仇恨抵制到屈从依附，乃至崇拜模仿的演进程序，并最终以消灭自己的特征而同对方合流。”⑧这一切都说明北方士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在江南广为流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亦由洛阳转移到了建康。

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⑨，国破家亡，被迫远离故土，让渡江南下的士族心理上笼罩着失落、伤感、绝望的情绪。《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卫玠被迫南渡，见大江东去，百感交集，“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载：“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𫖮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如何让南渡士族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破家亡的伤感情绪中解脱出来，进而振奋精神，鼎力支持新政权，是王导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为了安抚北方士族，王敦、王导一方面保证他们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在中枢机关把持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侍中和吏部尚书等职；另一方面，继续推行西晋的占田荫客制，允许丧失了北方家园的士族在江南地区广占土地，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再有，就是为侨姓士族提供一副心灵上的灵丹妙药。王导知道，要让南渡士族从国破家亡的伤感情绪中摆脱出来，当务之急是为他们创造一个熟悉的文化氛围，让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渡江南下的北方士族大多来自京洛地区，最熟悉的莫过于玄学清谈。

当时，一部分士族名士对永嘉之乱的惨痛教训加以反思，归!于西晋时期盛极一时的玄学，有“清谈误国”之论。葛洪对玄学之士大加挞伐：“口之所谈，身不能行；长于识古，短于理今，为政政乱，牧民民怨。”⑧干宝指责中原“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毒以虚荡为辨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依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⑨应詹说：“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⑩卞壶厉斥尚清谈慕通达的贵族子弟，称其“悖礼伤教，罪莫斯甚!”指出“中朝(西晋)倾覆，实由于此!”⑾就连王衍临死时，回首往事，也追悔莫及：“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⑿

渡江之初，百废待兴，正是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戮力以匡天下”之时，理应以国事为重，放弃“祖尚浮虚”之清谈，更兼江南士人学承两汉，未涉玄风，缺乏玄学流播的环境。但无论是王衍的墙下追悔之言，还是新环境的影响，都未使王敦、王导放弃玄学。早在洛阳时，王敦、王导就积极与王戎、王衍、王澄结交，进入元康玄学的清谈场，跻身玄学名士行列。如王敦“口不言财弱，尤好清谈”⒂，与当时最著名的清谈大家王衍、王澄、庾敳、胡毋辅之为“四友”。王导亦参与其中。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有人去王衍家，见琅邪王氏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导、正澄同聚一堂，不禁赞叹：“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

王敦、王导兄弟过江后，仍时时以参加西晋元康玄谈为最大光泰。王敦过江后仍雅尚清谈，永嘉六年(312年)，卫玠避乱过江，《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注引《玠别传》曰：“敦顾谓僚晨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在王敦主持下，其幕府成为长江中游的清谈中心，汇聚了从北方南下的谢鲲、阮裕、羊曼等著名的清谈名士，他们饮酒清谈，暂时忘却仓惶南渡的痛苦。但随着王敦权势的扩张，野心日益膨胀，不臣之迹日渐显著，名士们不愿卷入政治斗争，更加沉湎于酒中，《晋书》卷四十九《谢鲲传》载：“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优游寄遇，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敦以其名高，雅相宾礼。”积习之下，荆州属官颇“以谈戏废事”，以致后任荆州刺史陶侃不得不力纠此风，“乃命取其酒器、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⒃陶侃刺荆七年(325—332年)，力禁玄风，这期间，名士们多东下建康，王敦建立荆州清谈中心瓦解了。

在玄风南渡的过程中，身为东晋丞相的王导所起的作用最大。王导深受玄风熏陶，作为资深政治家，他知道清谈并不会误国。当时人也并不完全同意“清谈误国”之论，如祖逖就曾说：“晋室之乱 ”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流毒中原。”⒄后世的王夫之称：“强宗妒后互乱，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⒅王导对老庄玄学有浓厚兴趣，他念念不忘“我与安期(王承)、千里（阮瞻)共游洛水边”⒆，“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⒇王导叹息元康清篓的盛况已成过去，对其充满眷恋之情。他将北方盛极一时的玄学 清谈之风带到江南，为南渡士人营建了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辩名析理的清谈活动，使南渡士人再度回想起元康清谈的盛况，清谈场中的激烈交锋，、将他们趋于消极、颓丧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逐渐摆脱了国破家亡的悲怆情绪，在新的土地上迅速适应下来。《晋 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谓，桓彝过江，与王导“极谈世事”之后，原本因“朝廷微弱”而忧惧失望的心情为之一变，对人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世说新语·言语》亦载：温峤见王导，“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概而言之，东晋初，王导、王敦出于政治目的引玄风南渡，直接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此后的社会知识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玄学影响，以他们为载体的哲学、文学、宗教都带上了玄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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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第1467、1482页。

②《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第1824、1830页。

③《晋书》卷七十七《陆玩传》，第2024页。

④《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玘传》，第1573页。

⑤《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山遐传》载：“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

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为余姚县令，“到县八旬，出口万余。．……诸豪强莫不切齿

于遐”，稍微缓和下来的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王导权衡利弊，最后将山遐免

官，而对隐匿私附者不予追究，以此来消弭吴人的敌对情绪，最终达到稳定江东的目的

⑥《晋书》卷八十三《顾和传》，第2163页。

⑦《晋书》卷七十七《陆玩传》，第2025、2026页。

⑧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⑨《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第1746页。

⑩[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行品》，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0页。

⑾《晋书》卷五史臣曰，第135页。

⑿《晋书》卷七十《应詹传》，第1858页。

⒀《晋书》卷七十《卞壶传》，第1871页。

⒁《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第1238页。

⒂《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第2566页。

⒃《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第1774页。

⒄《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第1694页。

⒅[清]王夫之：《读通鉴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2页。

⒆《世说新语·轻诋》“王丞相轻蔡公”条，《世说新语笺疏》，第828页。

⒇《世说新语·企羡》，《世说新语笺疏》，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