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王氏青箱学三、王肃在北朝的改制（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王氏青箱学不仅在南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齐、梁时期，随着王肃、王褒相继入北朝，因“练悉朝仪”、精于历代典制而获得了崇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琅邪王氏的家传青箱学在北方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肃(463—501年)，字恭懿，初仕南齐，历任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永明十一年(493年)，因父亲王奂擅杀部属招致家族大难，王肃逃亡北魏。

当时正是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他锐意改革，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文化。王肃到北魏后，因出身江南第一高门，身份尊贵，所以很快得到魏孝文帝的接见。“高祖幸邺，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王肃先向孝文帝哭诉了自己家庭的不幸，“辞义敏切，辩而有礼，高祖甚哀恻之。”王肃出自琅邪王氏，显赫的家世使他自幼耳濡目染，熟悉江左的国典朝章，对北魏的改革也颇有见解，为引起孝文帝的注意，王肃对孝文帝谈及治国之道，“陈说治乱，音韵雅畅，深会帝旨。高祖嗟纳之，促席移景，不觉坐之疲淹也。”①

王肃因灭家而入魏，对萧齐政权怀有刻骨仇恨，正值孝文帝有意统一南北，王肃乘机向他介绍萧齐政权的亡国之兆，劝孝文帝乘机大举南伐。王肃来自南朝，对萧齐的军事部署非常熟悉，孝文帝的数次南伐，皆向王肃咨询， 《魏书》卷六十八《高聪传》说：“高祖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孝文帝利用王肃强烈的复仇心理，命他到南部边境领兵攻南齐，并给予很大的权力。《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载：太和十九年(495年)，“诏肃讨萧鸾义阳。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其募士有功，赏加常募一等；其从肃行者，六品已下听先拟用，然后表闻；若投化之人，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于是假肃节，行平南将军。肃至义阳，频破贼军，降者万余。”因功进号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扬州大中正。太和二十二年(498年)，王肃以破萧齐将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封汝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景明元年(500年)，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南齐萧懿、李叔献率军讨伐，逼近寿春，王肃与彭城王勰大破其军，斩首数万，进号车骑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王肃在边境，“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以诚绥纳，咸得其心。”为北魏稳定南部边境作出了贡献。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死，遗诏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人共同辅政。景明元年(500年)，王肃又被派到了南方前线，担任扬州刺史。景明二年(501年)，王肃于寿春去世，终年三十八岁。

王肃在北朝仅生活了八年，八年间，他得到孝文帝的垂青，升迁迅速，直至宰辅之位。尽管王肃的官职是在历次南伐的过程中逐渐提上来的，但他对北朝的主要贡献却不在武略，而在文韬。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南方汉族政权，带有浓重的奴隶制残余。入主中原后，北魏统治者为适应中原的形势，不得不学习汉族政权的统治制度和统治经验，并逐渐接受了汉族的思想文化。为了与南方争夺政权的正统性，他们十分重视政治文化教化。建立典章制度，重树社会规范，崇儒兴学为其首要的任务。尤其是在孝文帝统治期间，更是大力弘扬儒家礼教，史称孝文帝深慕华风，“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②他指出：“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③孝文帝多次强调：“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④，“营国之本，礼教为先”⑤，“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⑥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而他最好的学习对象是与之敌对的南朝。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汉魏以来各类典章制度存于东晋南朝，被中原士大夫目之以为正朔所在。典章制度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北魏在汉化过程中，必然要效仿南朝，学习、采用这一整套制度。但由于南北政权间的长期对抗。很难有正常的文化交流，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北方要学习南方的文化，更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南北人员的往来，当时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人往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孝文帝非常重视由南朝入北的流亡士人，只要有助于汉化事业，一般都予以重用。如刘昶(宋文帝第九子，465年入魏)， “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⑦刘宋萧思话侄女被俘流落北魏，“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宫服章，萧被命在内预见访采，数蒙赐赍。”⑧但是，这些人虽来自南朝，却不以文化见长，难以了解更多、更精深的典章制度，正如《北史》卷四十二《王肃传》所说：“自晋室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

孝文帝厉行汉化，急于全面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恰在这时，王肃逃亡人魏。王肃出自江左一流高门琅邪王氏，“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⑨，少年时期即留意于《三礼》，在南齐曾任掌管典籍的秘书丞，熟悉江南的文物典制。陈寅恪先生说：“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所谓“其故”者，先生续引王俭之据说明如下：“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卒年为永明七年，王肃北奔之岁为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⑩孝文帝与王肃谈论后，欣喜异常，“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乃至手诏曰：“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并很快予以重用，“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⑾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初入北魏时，北魏的都城设在北方的平城。在经济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飞雪，风沙常起，王肃曾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人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且又无水陆漕运，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供给经常出现困难。其次是军事上，平城与北边的柔然相比邻，时常受到骚扰，很不安全。还有从地理位置看，由于平城地势偏远，不利于对中原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守旧派的势力太大，致使孝文帝的汉化措施遇到重重阻力。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从此在以均田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以三长制、俸禄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的汉化：改胡服，着汉装；废胡语，说汉话；将拓跋旧姓改为汉姓；迁都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原籍，死后不得还葬代北；与汉族通婚等等。更重要的是，孝文帝模仿汉族政权，制定了各种典章、礼仪、律令。在孝文帝全面汉化的过程中，熟悉江南国典朝章的王肃，成为北魏改定官制的总设计师，为北魏的政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北史》卷四十二《王肃传》载：

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成自肃出。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永明十一年：

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永元元年：

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

《陈书》卷二十六《徐陵传》载，徐陵出使北魏，

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日：“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王肃所定制度，多以自己所熟知的南朝制度为蓝本，剔除北魏朝仪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依据南朝齐以前的礼仪重新修订，北魏朝仪面貌为之一新。太和十九年(495年)十月，孝文帝临幸光极堂大选，与群臣议条制曰：“朝因月旦，欲评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⑿据此，孝文帝把拓跋部的残存旧制及随时设立的官职一律废除，根据魏晋及南朝齐以前的制度，统一官制，颁定品令，并在新的官制和品令中，明确规定了官职清浊，以区别士庶，此为北魏前品令。《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据此，王肃为北魏制官品百司位号，其中“一至三品仍分正从，但无上中下三等之差。第四品以下亦分正从，然每一品中除其中等，惟有上下两阶。即：第四品上阶，第四品下阶；从四品上阶，从四品下阶……一直到从九品下阶，共是九品三十个阶次。”⒀这就是北魏改定的后职令。孝文帝在世时未及实行，到宣武帝即位后，始“颁行之，以为永制。”⒁据此推测，“前职令”虽然是孝文帝颁布的，但王肃在其中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不然，也不会由其主持制定“后职令”。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⒂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尤其是王肃诸人大力传播江南的典章制度后。加快了鲜卑族汉化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在礼乐制度上，南北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梁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人洛，陈庆之返回南方后，盛称洛阳衣冠文物云：“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⒃

自王肃在北魏位居宰辅之后，琅邪王氏开始名标北史。公元554年，王褒到了北方，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的建树，主要贡献在推动南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交流方面，其子孙在北朝和隋唐时期曾显赫一时，琅邪王氏家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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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第1407页。

②《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87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永明八年，第4298页。

④《魏书》卷一百零八《礼志一》，第2750页。

⑤《魏书》卷十九《任城王传》，第469页。

⑥《魏书》卷一百零九《乐志》，第2830页。

⑦《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第1309页。

⑧《魏书》卷九十四《阉官传》，第2019页。

⑨《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第1407页。

⑩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16页。

⑾《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第1407页。

⑿《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第1310页。

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

⒁《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第2993页。

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5页。

⒃[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卷二“城东景宁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