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一）、琅邪王氏家学的特征之儒、玄、佛、道兼容（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琅邪王氏是汉唐时期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世族，七百余年传承不缀，实与王氏家学有莫大关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①

琅邪王氏家学自西汉王吉时形成，两晋之际走向多元发展，族中子弟“文雅儒素，各禀家风”，“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②，既是家族的文化标志，又对家族的发展和延续起了重要作用。

(一)儒、玄、佛、道兼容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活跃，新潮涌起的时代，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解放的第二个高潮。尽管琅邪王氏子弟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他们作为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大多站在思想斗争的最前沿，注意随时代的变化调整自身的思想意识，在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始终领风气之先，其思想和言行，正是当时时代特征的最好反映。两汉时期，是琅邪王氏确立儒学传统时期，自西汉王吉以儒学起家，到魏晋之际王祥以儒学荣登三公之位，琅邪王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儒学家风。魏晋之际，玄学风靡思想界，王戎、王衍成为清谈领袖，他们由儒入玄，使王氏家学开始了一个结构更新和内容充实的过程。两晋之际，王导为消除南北士族之间的隔阂，为使南渡士族从国破家亡的悲怆情绪中解脱出来，极力提倡清谈，在玄风南渡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王导玄儒双修，确定了此后王氏家族的思想风尚。同时，王氏各分支因际遇不同确立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即王正支信道，王敦、王导支崇佛，不同信仰的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交往，促进了佛、道二教之间以及二教与儒学、玄学之间的互相交融，王氏家学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晋宋之际，皇权政治取代门阀政治，王氏家学的侧重点亦随之改变。王弘重振儒学家风，结束了王氏家族自东晋中后期出现的玄盛儒衰的局面。王俭倡导经学，以“礼”治国，极大地推动了魏晋以来经学的发展。萧齐以后，北上的王氏子弟将先进的汉文化——中原士大夫目为正朔的江左典章制度和江南的文学艺术带到了北方，在促进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以及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影响颇巨。

魏晋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儒、玄、佛、道并行的局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然而已没有任何一种思潮可以完全保持其纯洁性，不受其他思潮的影响，思想界趋向融合。值得注意的是，琅邪王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王祥重儒、王戎入玄到王导儒玄双修，王氏家学最终确立了儒玄并重的文化格局，王氏子弟在儒玄兼综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佛、道二教又互相交融。需要指出的是，王氏家族内无论是重道派分支，还是重佛派分支，对传统儒学同样极力推崇，王氏家族中对儒学研究颇深的几人，均是在东晋南北朝政治史上起过很大作用的人，如王导、王彪之、王弘、王俭、王准之、王肃等。但他们“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③，宗教信仰仅仅表达了他们终极关怀方面的需求，而他们信奉的政治哲学，却非儒学莫属。因为儒学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伦理思想和政治理论，作为汉魏两晋的官方哲学，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不可逾越的文化环境或文化传统。东晋南朝时期，尽管儒学受到玄学、佛教、道教等各种思潮的冲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儒学的统治功能都大大削弱了，社会影响不如“独尊儒术”的两汉，但因为儒家经学与政权的结合，历代统治者都未放弃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是别的学说无法替代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同时，儒学在与玄学、佛教、道教并立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玄学与佛教的部分内容，使其体系更加博大，影响更为深远。玄学、佛教、道教虽繁荣兴盛，却始终未能取代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最终还不得不认同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走上了儒、玄、佛、道合流之路。儒、玄、佛、道兼融的王氏家学无疑是魏晋南朝时期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典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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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l页。

②《南史》卷二十二史论，第612页。

③《梁书》卷四十一《王规传附王褒传》，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