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追谥王渔洋之原委（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读王祖肃《敬亭自记年谱》札记

王渔洋（1634-1711），名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以别号行，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有《带经堂集》等著述。

王渔洋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神韵说”影响巨大，被奉为“一代正宗”。

王渔洋在康熙朝官至刑部尚书，正二品，他于康熙五十年（1711） 五月十一日逝世，却没有得到来自当时朝廷的恤典和谥号，门人弟子私谥他为“文介”。王渔洋“没无恤典”，究其原因大概与其晚年被罢官有关。

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王渔洋因“王五”案失出罢官。据王渔洋《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记载，捐纳通判王五和太医院吏目吴谦因索债，纵仆打死3人，被解至刑部治罪。刑部通过审理取定口供之后，有位云南司主事马世泰为吴谦说情，办案人员就只追究王五的责任，把他判为流徙，而吴谦免予处分。

王渔洋和刑部侍郎陈论看了处理决定后，认为同案犯一个被判处流徙，一个免予处分，轻重悬殊，就将王五改判为革去捐纳通判之职，吴谦免予处分。但议而未决，就请旨集体再议。康熙得知案情后，大怒，下令将此案下三司严审。结果为吴谦开脱的办案人员受到处分，王渔洋虽然没有接受吴谦的请托，但对案件他负有失察的责任，因此他被罢官。

其实，康熙之所以将王渔洋罢官，另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王渔洋与皇太子有诗歌酬唱。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卷九云：“渔洋先生入仕三十余年，以醇谨称职，仁皇帝（康熙）甚为优眷。因与理密亲王（太子）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没无恤典。” 昭梿为清皇室成员，记载或有根据。王士禛自己称“晚岁乃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为宵人媒蝎中伤。”也隐约透露个中消息。

王渔洋本来就做过少詹事这样的太子文学侍从官，他与太子有诗歌往来并不奇怪。但是太子成长起来以后，康熙让他参与朝政，以便使他接受锻炼。太子有权有势，身边集结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朝廷中就出现两个中心的趋势，康熙的皇权自然受到冲击。

在王渔洋被罢官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康熙和太子的关系严重恶化。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康熙将太子党的关键人物索额图拘禁，不久索额图就死于幽所。王渔洋作为九卿之一，做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又与太子来往密切，自然令康熙怀疑他也是太子党之一。康熙寻一点小过失将王渔洋罢官，自然是削弱太子党的一种政治手段。王渔洋被罢官后的第四年，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康熙痛哭废太子。后虽复立，旋又再废。太子的废立，成为康熙晚年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

康熙四十九年（1709）十二月，康熙眷顾在籍老臣，复王渔洋刑部尚书衔，但此时的王渔洋已是疾病缠身，只能让他的族弟王士骊和他的四子王启汸赴京谢恩。次年五月王渔洋卒于里第，王士骊诣阙上遗疏。王士骊《幔亭公漫录》云：

（渔洋卒后）应即诣阙上遗疏，而又稽迟事多，延至二十二日，赍奏北行，六月朔日入广宁门，遇长班李盛大哭来迎，云云。知泽州复相矣。以京江相公薨于行在之热河，暂以泽州入合办事，而疏上止批“用该部知道”，则恤典、谥法不可问矣。以昭代盛名之大文人，于身后不能邀圣恩，其福亦薄矣。抑扼于一时，尚有待耶？余之负吾兄者，此又一大罪案也。

这次朝廷止批“用该部知道”，而没有给王渔洋“恤典、谥法”。在文中王士骊认为是他办理不及时，导致王渔洋“身后不能邀圣恩”，并由此而自责。

其实，康熙不给王渔洋“恤典、谥法”，正与渔洋的罢官相似，或许是康熙出于贬抑太子党的政治考量。王士骊文中说：“抑扼于一时，尚有待耶？”从后来乾隆追谥王渔洋为“文简”来看，王士骊所希望的还真的实现了。

不过，乾隆追谥王渔洋时，王渔洋已去世50余年，王士骊也未能见及。

据《清史列传》卷九《王士祯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四月，谕阁臣曰：“原任刑部尚书王士祯，积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从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荣，为稽古者劝。”乾隆皇帝何以在王渔洋去世半个世纪之后，又想起这位康熙朝的诗坛领袖，并给予追谥？这还得从乾隆第四次南巡说起。

乾隆一生六次南巡，前四次系奉皇太后南巡江浙，其中第四次南巡在乾隆三十年（1765）一至四月。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时任武进知县的王氏后人王祖肃在武进见到江苏学政李因培，二人谈及渔洋身后未有谥号事。王祖肃《敬亭自记年谱》云：

十二月，学宪李讳因培过武进，舟中谒见，谈及渔洋未有谥法，终属憾事。余即跪求如何可以奏请。蒙谕：即将渔洋一生历官、复职事由，详细开载一折，头岁送到，会商沈苏州讳德潜，过岁迎銮时定局。彼时再从叔讳兆郡随任武进，即渔洋幼孙也。立即查叙一生历官事由开折，驰送学宪。

王祖肃（1717-1792），字季龙，号敬亭，王渔洋二哥王士禧曾孙，以贡生入仕，时任武进知县。李因培（1717-1767），字其材，号鹤峰，云南晋宁人。乾隆十年（1745）进士，曾任山东学政、江苏学政，故王祖肃文中称之“学宪”。

李因培任山东学政期间，非常崇敬王渔洋，曾帮助“新城后人取书板于质库”。李因培见到王祖肃，“谈及渔洋未有谥法”，表示遗憾。王祖肃乘机向李因培询问如何上奏朝廷为渔洋请求谥号，李因培让他本年将渔洋一生历官、复职情况写明送给他，他再与沈德潜协商处理。

因为乾隆南巡，李因培与沈德潜要接驾，有面见乾隆的机会。于是，王祖肃就安排随他在武进官署的王渔洋之孙王兆郡，将渔洋历仕情况写明，驰送李因培。

次年，李因培与沈德潜将追谥王渔洋一事奏明乾隆，乾隆应允。《敬亭自记年谱》云：

（三月）初七日抵江宁，一见学宪，即云：“渔洋谥号，昨与沈苏州奏请，已蒙恩允，至山东降御旨。余叩谢之。……四月，赴省谒见抚宪，蒙谕：“渔洋先生已奉旨谥文简。”返舟述知兆郡从叔，诸幕友向叔称贺。叔曰：“先祖身后数十年，蒙恩赐谥，真异数也！大人之奏请，亦舍侄在此居官清慎所致”云。

检《清史稿》卷十二《高宗本纪》：“（乾隆三十年四月）辛亥，追予故刑部尚书王士祯谥文简。”

“辛亥”为是年四月初六日。是年李因培升湖北巡抚，王祖肃升徽州府同知。

《清史稿》卷二六七《王士祯传》载：“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积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从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为稽古者劝。” 此处只提及沈德潜，未提及李因培，大约与李因培后来因事入狱被赐死有关。因为李因培已是罪人，清廷对当时的一些记载做了删除，《清史列传》中没有李因培的传记，应该也与李因培的最后结局有关。

另外，《敬亭自记年谱》一书中尚有以下几处与王渔洋相关的记载值得略提：一是王祖肃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刻了王渔洋的诗学理论著作《诗问》；二是谱中记载了乾隆三十九年（1758）十二月朝廷诏改“王士正”为“王士祯”一事；三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祖肃将渔洋《手镜》送给他在河南做知县的儿子王宸仔，以作为官准则。

从《敬亭自记年谱》来看，王祖肃算得上是清中期的一位能吏。他贡生入仕，历任县丞、知县、同知，后官至贵州镇远府知府。

谱中记录了他任职地方官处理的一些政务及案件等，不少事件记载详细，颇具社会史料价值。

据洪亮吉所撰黄景仁（仲则）《行状》中记载，王祖肃任武进知县时对少年黄仲则“尤奇赏之”。日后黄仲则成为清中期著名诗人，王祖肃识诗人于未成名时，其爱惜人才、奖掖后进也颇有渔洋遗风。

（陈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