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为王士禛代笔的《征诗启》（文化资料）

王氏整理

—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补考

摘要：2008年5月9日，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出《贺毕母王太夫人八十荣寿诗翰》一件，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蒲松龄代王士禛为毕际有夫人王氏八十寿辰所写的《征诗启》。这篇《征诗启》已收入路大荒所编《蒲松龄集》，但路编本与瀚海拍卖公司拍品对勘，异文较多，显系王士禛修改蒲松龄代笔所致。《征诗启》是印证蒲、王交往的重要材料，可补袁世硕先生《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一文。

关键词：聊斋文集；征诗启；文学交游

关于蒲松龄与王士禛的交往，学术界已多有探讨。其中，以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见《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87-219页）最为深入细致。袁先生从笺释现存《聊斋文集》中蒲松龄致王士禛的四封信入手，考证蒲、王平生交往，辨诬发覆，新见迭出。但有一件较为重要的文献，袁先生文中没有涉及，这就是蒲松龄的《为新城王司寇渔洋先生征毕母王孺人寿诗启》。

《为新城王司寇渔洋先生征毕母王孺人寿诗启》（以下简称《征诗启》）收入路大荒所编《聊斋文集》卷五，是蒲松龄代王士禛所写的一篇书启，内容是为王士禛的从姑母八十大寿征诗。可能由于这篇文章是蒲松龄代笔，所以王士禛文集中没有收录。但当时这封书启确实是以王士禛的名义发出的，并且影响不小。2008年5月9日，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出《贺毕母王太夫人八十荣寿诗翰》一件，共计收有清初四十六家诗文，其中收有蒲松龄代王士禛所写的《征诗启》。（见拍卖图录第695号）这篇《征诗启》共四幅，从笔迹来看不是王士禛亲笔，也不是蒲松龄亲笔；在文字上与《聊斋文集》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四幅之中，首幅有“御赐带经堂”印，末幅有“秋官尚书”、“士禛私印”二印。“御赐带经堂”印不见于《带经堂印谱》，“秋官尚书”、“士禛私印”二印见于《带经堂印谱》。显然，这篇蒲松龄代笔的《征诗启》经过王士禛过目并作了一些修改，并由他人书写以王士禛名义发出。为便于说明王士禛修改情况，现将拍品全文录出，并一一标注此件与《聊斋文集》所收之差异于下：

伏以惠哲贤母，实启女宗；耄耋大年，是称人瑞。赖学士之风雅，表盛世之祯祥。家从姑毕母王孺人：世旧珥貂，门尝列戟。适司徒（按：“司徒”，《聊斋文集》作“地官”。）之胄（前户部尚书毕公次子。按：《聊斋文集》无此小注。），不以王、谢为骄；却文绣之华，辄将桓、孟自许。既而清卿（按：“既而清卿”，《聊斋文集》作“时值清郎”。）之似续，稍见陵夸（按：“陵夸”，《聊斋文集》作“陵迟”。）；因举杨子之农桑，并烦经理（按：“经理”，《聊斋文集》作“纪理”。）。家声为之再振，宦业亦复（按：“亦复”，《聊斋文集》作“由此”。）重兴。佐制锦于高凉，三载遗桐乡之爱（初知稷山。按：《聊斋文集》无此小注。）；襄刺郡于南国，五狼（按：“五狼”，《聊斋文集》作“千秋”。）传杜母之仁（升职通州。按：《聊斋文集》无此小注。）。逮（按：“逮”，《聊斋文集》作“迨”。）后琴鹤旋归，褐裘偕隐。一再仕（按：“仕”，《聊斋文集》作“任”。）自甘清俭，尚分惠于乡邻；二十年独奉姑嫜，不委劳于娣姒。布衣接座，尽十房之内宾；空釜待炊，多三眷之子姓。远宗以及近党，人人献（按：“人人献”，《聊斋文集》作“不止”。）荔枝之图，丘嫂实属联枝（按：“实属联枝”，《聊斋文集》作“实为同胞”。），日日（按：“日日”，《聊斋文集》作“日”。）劳饔飧之馈（按：“馈”，《聊斋文集》作“奉”。）。惊八袠之已届（按：“已届”，《聊斋文集》作“初满”。），喜五官之俱灵。择邻之教清严，建阙之门肃穆。膝前一凤，独成君子之乡；孙舍八龙，足（按：“足”，《聊斋文集》作“堪”。）号高阳之里。向高堂舞彩，承颜色以为笑啼；负王母登楼，计朔望而作更代。分甘者亦既抱子，得乐事于天伦；问安者渐不知名，见曾孙于寿考。景陵（按：“景陵”，《聊斋文集》作“京陵”。）之家范，沾逮闺门；敬姜之劳思，化行里社。眠食安健，喜几杖之从容；瓜葛瞻依，祝蓬莱之清浅。愿得燕、许之笔，特惠琼瑶（按：“特惠琼瑶”，《聊斋文集》作“惠赐褒扬”。）；拜（按：“拜”，《聊斋文集》作“尤”。）求屈、宋之才，早霏玉屑（按：“早霏玉屑”，《聊斋文集》作“无吝珠玉”。）云尔（按：《聊斋文集》无“云尔”二字。）。

经筵讲官刑部尚书侄王士禛拜启。（按：《聊斋文集》无此句。）

这篇《征诗启》经与《聊斋文集》相校，改动处颇不少，可以断定是王士禛刻意修改。蒲松龄的原作辞采华茂，用典繁密。王士禛的修改，进一步作了雅化。如，蒲氏文中“稍见陵迟”一句，王士禛将“陵迟”改为“陵夸”，大约是因为“陵迟”与“凌迟”同音，与征寿诗略嫌忌讳。再如，“千秋传杜母之仁”句中，王士禛将“千秋”改为“五狼”（按：五狼为江苏南通山名，毕际有曾任职南通。），“千秋”是身后之事，这在祝寿文中也应是忌讳的。从修改来看，王士禛的改动颇具匠心，使这篇《征诗启》用词更加讲究，更为典雅。

蒲松龄之所以代王士禛写这篇《征诗启》，是因为这位做八十大寿的“毕母王孺人”，是他在淄川西铺教书多年的东家毕韦仲的母亲，这位王老太太又是王士禛的从姑母。王士禛在当时官高位显，又是诗坛领袖。故毕家老太太祝寿征诗，自然请她的从侄子王士禛作发起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蒲松龄晚年，曾为“毕母王孺人”写《墓志》。文云：

夫人，故新城太仆寺少卿忠勤公王公讳重光之曾孙女，浙江按察使讳之翰之孙女，临清参将讳象丰之女；适淄川民部尚书白阳先生之次公通州公载积，讳际有。……生于天启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康熙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寿九十有二。（《聊斋文集》卷八之《皇清敕封孺人、进阶宜人、毕母王太君墓志铭》，见路大荒编《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249页。）

王重光是王士禛高祖，毕际有夫人王氏的祖父王之翰，是王重光的长子。王士禛曾祖王之垣是王重光的次子，所以王士禛是这位王夫人的从侄。王夫人“生于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十九日”，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她八十岁。故蒲松龄代笔的这篇《征诗启》当写于康熙四十一年，王夫人是年生日稍前。是年，王士禛在京城任刑部尚书。蒲松龄曾作《南山寿毕年伯母》（见《聊斋诗集》卷四）为王夫人祝寿，诗中用典与《征诗启》所用典故有些一致。

蒲松龄为王士禛代笔写这篇《征诗启》，很可能是出自毕家的安排。毕家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借重王士禛的官位和名气而已。从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的这件拍品可以看出，写祝寿诗或题跋的有陈廷敬、查升、杨中讷、蒋仁锡、孙勷等人，皆当时名家。足见，王士禛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和号召力。蒲松龄在毕家坐馆时间长，熟悉毕家的情况，所以由他代笔写这篇《征诗启》是非常合适的。再者，为馆东办理文墨之事，也是蒲松龄作为西席的分内之事。在这篇《征诗启》前后，蒲松龄与王士禛都有直接书信往来。所以，这篇《征诗启》既然是为王士禛代笔，很有可能也是蒲松龄与王士禛直接函件往来，它应该是考述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的重要文献。

笔者：陈汝洁（1971-），男，山东省桓台县地方税务局。业余从事清代文学研究，参与编写《王士禛志》（撰写第三章《文学交游》，齐鲁书社2006年初版，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再版），著有《赵执信研究丛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出版）。曾在《文献》（2006年第一期）、《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四期）、《古籍研究》（安徽大学主办，2004年卷下）、《文史哲》（山东大学主办，2009年第五期）发表研究清代文学的论文。邮编：256400，电话：13581019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