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汤蒂因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汤蒂因，江苏苏州人，原名汤凤宝，又名汤萼，汤根泉之女，民国5年（1916年）生于上海一个棉布商家庭。民国12年（1923年）汤蒂因进上海南方万竹小学读书，不久家庭出了变故，父亲又娶了一房妾，并带着小妾搬到法租界一所别墅去住，抛弃了结发之妻席秀珍及汤蒂因和哥哥汤锡蒙。父亲给她们留下了南石皮弄德兰宝坊一幢一开间二层楼，全家没有了经济来源，只有靠出租临街的客堂维持生活。
民国19年（1930年）汤蒂因小学毕业，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她放弃学业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当社员；哥哥汤锡蒙亦弃学考进英商电力公司当记帐员，陷入贫困的家庭在其兄妹俩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好转起来。民国20年（1931年）汤蒂因因精明强干深得经理器重提拔她当门市部主任，次年又让她当业务部主任使其成为经理的重要助手。汤蒂因在主管业务时结识了各地的批发客户，也了解了用品社的进货渠道，于是汤蒂因与在香港跑单帮发了财归来的哥哥汤锡蒙合作利用自家客堂办起了“上海现代物品社”，并自兼经理。由于汤蒂因业务精通又有供销渠道使现代物品社迅速发展起来。益新经理知道后立即通知各地老客户排挤现代物品社。汤蒂因为了生存她采取先发货后付款的形势与益新竟争很快得到用户的信任，并以订单赢得供货一举击败益新挑起的商战。
民国24年（1935年）汤蒂因为扩大经营将物品社由独资改为合资，并将店铺迁至上海繁华地段福建中路，店员扩增至14人，买卖越做越红火。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攻占了她家所居住的南市摧毁了汤蒂因用辛勤汉水积攒起来的家业，汤蒂因被迫携母亲和侄子汤其亮躲进上海法租界内避祸。
民国27年（1938年）汤蒂因不甘困守上海则携带物资途经香港、越南至云南经商，她在好友毕子桂的帮助下租下云南省财政厅缪云台厅长在昆明华山南路93—94号的闲宅办起了“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民国29年（1940年）汤蒂因的恋人毕子桂去逝了，继之一百箱文具又被日本人以禁运物资为名而没收使她在双重打击下陷入痛苦之中。汤蒂因为了忘记这段痛苦的回忆，她告别了昆明返回上海，谁知上海股东们见汤蒂因败走麦城乘机拆火，汤蒂因被迫将股金退还股东使自己再次陷入贫困之中。
民国30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汤蒂因不甘受辱，就同哥哥汤锡蒙离开上海辗转到陪都重庆靠跑单帮维持生计，因人地生疏生意上屡屡失败将所带资金全部用光，汤蒂因只好重返上海。困难并没有将汤蒂因吓倒，她决心在栽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她的想法当即得到深明大义的母亲席秀珍支持，老人家慷慨解囊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女儿当资本。
民国32年（1943年）汤蒂因在上海卡德路三慰村弄口开了一家“现代教育用品社”；民国33年（1944年）汤蒂因又在上海福建中路门市批发部内成立了“绿宝金笔厂”，使生产销售一条龙作业，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汤蒂因深知要在同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打出自己的名牌产品，于是她决心借助名人效益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民国35年（1946年）元旦汤蒂因请来越剧皇后袁雪芬为“绿宝金笔”做广告，使绿宝金笔一下子成了抢手货，并成为物价飞涨年代的囤积货物。汤蒂因继绿宝金笔出产之后，又推出了“长寿金笔”、“幸福金笔”、“实用钢笔”、“小朋友钢笔”，形成了钢笔系列产品，不但占领了上海市场，而且还远销全国成为市场畅销货。汤蒂因为保证市场供应，投资扩大再生产使企业职工扩大到160余人，不但帮助社会解决了部分劳动力，还为成百上千的推销商提供了生活保障。
汤蒂因十分感激袁雪芬对她事业上的帮助，因而她在经济上全力支持袁雪芬对越剧的改革；汤蒂因协助袁雪芬改编鲁迅名作《祝福》，并将越剧《祥林嫂》成功的搬上银幕。民国36年（1947年）5月6日上海明星大戏院开始上演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越剧，国民党特务为干扰演出对袁雪芬进行污辱和迫害，汤蒂因挺身而出为袁雪芬保驾护航，她亲自举办记者招待会大胆揭露反动特务对袁雪芬的迫害罪行使特务们不敢再胡作非为。汤蒂因为支持戏剧文化改革，她投资创办了“五声剧团”，自任总务经理，而后又改任顾问。
民国38年（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袁雪芬当选为全国政协一届代表，汤蒂因约了编剧成容自费护送袁雪芬进京开会。经袁雪芬介绍汤蒂因结识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汤桂芬女士，一位是资本家；一位是工运领袖本来是水火不兼容的一对冤家，但在袁雪芬的调合下这对汤氏姐妹成了好朋友。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主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检阅了海陆空三军，54门礼炮齐呜28响，祝贺新中国的成立。汤蒂因站在中国民航局招待所的窗户前亲眼目睹了这场盛大的国庆典礼，望着眼前这壮观的场面她无比激动，而且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非常崇敬，但汤蒂因昨梦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主席也知道她的名字。
1951年2月汤蒂因经胡子婴推荐出席了上海工商界会议，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1952年汤蒂因为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成立了“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北京设立了“绿宝北京分公司”，其业务量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年创利多达10万余元。汤蒂因没有以大吃小，她倡议同行业联合起来，在她的号召下同行业联合成立了“上海文教用品同业大会”，汤蒂因德高望重被推选为公会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汤蒂因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为了扶助同业中的弱小企业，她主动将自己公司业务分给他们，帮助这些小企业渡过最艰苦的一段日子逐渐走向发展的道路。
1952年3月国家发动反贪污、反浪废、反官僚主义运动，汤蒂因带头承认自己在经营中有舞弊行为，不法收入有5万余元。但经上海市评议核实认为其只有2万元属非法收入实属守法户，因而汤蒂因由运动初期的违法资本家转变为五反积极分子。汤蒂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积极参政，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政治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同年全国工商联筹备大会召开，汤蒂因应邀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工商界代表，同年她随团长胡厥文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她的慰问演讲给志愿军官兵送来了巨大的温暖和动力。
1953年汤蒂因出席了中华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同年11月又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成立大会，会后全体代表应邀到中南海与周恩来总理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称赞汤蒂因的绿宝牌金笔道：“新中国鼓励人民学习文化，金笔肯定会受欢迎。”周总理非常关心公司合营问题，汤蒂因耽心厂子小不够资格，周总理鼓励她道：“厂子大小不算问题嘛，只要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都欢迎……我等待你的好消息。”1953年底汤蒂因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首先以北京绿宝分公司向政府提出公司合营申请，北京市政府批推与国营兴业投资公司合营，汤蒂因的北京绿宝分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家公私合营工厂。北京绿宝分公司后又与北京金星笔厂合并，成为“北京金星金笔厂”。1954年汤蒂因根据北京分公司合营成功的经验又将其上海绿宝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国营华孚金笔厂合并，改名为“国营英雄金笔厂”，汤蒂因出任私方副总经理。合营后的金笔厂职工扩充至1300余人，成为全国同行业中最大的企业，其厂将“绿宝金笔”更名为“英雄金笔”，成为当代的名牌商品。
1954年9月汤蒂因当选为全国人大一届代表，会后应邀出席北京天安门国庆观礼再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已经知道汤蒂因带头参加公私合营的消息称颂道：“这很好，但不光是自己企业合营就算了，还要帮助、带动同业，争取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汤蒂因带着周总理的指示回到上海动员同行业私营企业联合起来。1955年“上海制笔工业公司”正式成立，实现了全国第一个同行业组织的大联合。上海市政府批准该公司为国家行政机关，隶属于上海市第一轻工局，汤蒂因被任命为公司私方经理当上了国家干部，开全国资本家当国家行政机关经理的首例。汤蒂因将其公私合营的经验撰写了一篇《我们是怎样走向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当此文在报刊上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由此形成了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5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上海市政协会议大厅内举行会议，他点名要见汤蒂因，陈毅市长立即让市委办公厅通知汤蒂因，陈毅市长亲自在楼前等候，当汤蒂因乘坐她的福特牌轿车刚在楼外停稳，陈毅市长立即将汤蒂因带进大厅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笑着说：“你的事迹我都知道了，你可是要做好社会主义的企业经理啊”！毛主席还幽默的称汤蒂因为“金笔汤”。毛主席金口一开全国风闻，汤蒂因自此名扬海内外，并被“中国制笔协会”推选为副理事长。
1956年1月20日汤蒂因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应邀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毛主席立即让邓颖超将汤蒂因带到主席团休息室安排接见。毛主席道：“汤蒂因同志，你们制笔工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有没有强迫命令？”汤蒂因肯定的回答道：“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我们学习了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要求合营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毛主席听了她的解释放心道：“要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大胆提出来，让我们共同来想办法解决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干过的大事业，肯定会出现新问题，遇到新问题，遇到新情况，有了问题，我们一是不怕、二是想法克服”。汤蒂因向毛主席汇报了公私合营后出现了清资核算时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难以划分的问题；而且有些家庭连锁店的老板娘也要求合营，可这些家店合一的小铺、小厂公私合营不好安排。毛泽东听后建议道：“这不算什么问题嘛，我看老板娘可以带进合营厂，生活资料划分起来要从宽，可不要影响人家的生活啊！不然她们怎么拥护社会主义呢？……另外，你们现在已是工商界的代表了，要多关心小厂和女的私方人员，发现问题要多做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及时供政府参考。”汤蒂因成了社会主义树立的公私合营的典型，并且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多次当面教诲，不厌其烦的指导，使汤蒂因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汤蒂因积极响应“工商界自我改造大跃进”会议号召率先报名到上海嘉定县纪王乡参加劳动接受改造。1959年汤蒂因非但没有被召回反而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汤蒂因感到她这位私方经理的权力被剥夺成了靠边站的空头经理心中感到很委屈，于是就去找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交换思想。同年12月16日陈叔通邀汤蒂因参加全国工商联主持的“神仙会”，动员汤蒂因畅所欲言，汤蒂因生性耿直，她毫无顾忌地在会上公开向党中央提意见，希望“党和国家能正视她及私方经理在反右以后靠边站的问题。”汤蒂因的讲话虽然触怒了一些领导人，但因她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树的楷模，因而她的直言上谏在反右最为激烈的时候暂没给她带来不幸。
1960年党和国家对汤蒂因仍十分重视，因而她有幸再次出席了全国人大二届四次大会和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1961年大会还责成汤蒂因组织撰写《如何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专题报告，此时她仍然是被领导所信任而旗帜不倒的典型。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公报，汤蒂因读后感到有种恐惧，她深知自己的思想可以靠近党，但她的阶级成分是无法改变的，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汤蒂因陷入了痛苦的恐惧之中。1964年汤蒂因出席了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大会，但她已经处在精神萎靡状态，竟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胸脊骨压缩性骨折。汤蒂因的精神压抑并非空穴来风，1966年这股风终于形成狂飚席卷了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汤蒂因这位不倒翁终于被打成“反动资本家”和“反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汤蒂因拖着病体之躯被押解到金笔厂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改造，这所昔日汤蒂因的成龙之地，今却成为她的牢狱，她在这里苦熬了八年，直至1974年才被平反昭雪。
1977年汤蒂因重新复出，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1978年汤蒂因出席了全国妇联五届六次执委会，全国政协恢复了其全国政协代表资格，并被推选她为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汤蒂因参加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她的政治声望愈日俱增，并应邀出访了苏联、芬兰和德国等国家，她的传奇生涯因而响誉世界。在第六届全国政协大会上汤蒂因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使她再次成为一颗政治明星。汤蒂因为弥补失去的光阴，她创立了“上海工商专业进修学校”和“上海工商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工商业有用人才，她为上海的工商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
汤蒂因晚年生活非常丰富，她利用工作之余开始文学创作，汤蒂因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撰写了一部个人传记《金笔缘》。汤蒂因虽然学历不高，但社会的阅历十分丰富，因而《金笔缘》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亦可说是一部“奋斗史”通过这部历史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压制下的中国妇女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权利、争取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以及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振兴民族、振兴国威在被外国资本家的经济蚕食下惨淡经营的奋斗史。1988年汤蒂因这位饱经风霜的一代“金笔女王”闭上了她的双眼，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