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姓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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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民族是起源于蒙古高原原始人群中的蒙古语群体。北上贝加尔湖原始森林的部分，被称为森林之王。从森林中的狩猎经济，发展成为草原上的牧猎民族。

在西伯利亚接触了来自大鲜卑山的拓拔文化。在贝加尔湖接受了来自汉族边缘阴山的匈奴文化。内迁诸狄又带来了中原文化，结合蒙古民族古代的狄历文化，形成了蒙古民族自己的独立文化，和区别于其他北方民族的意识形态。蒙古先民——丁零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了匈奴，逼走了鲜卑。蒙古族人自己建立的柔然汗国有力地牵制了元魏，促成南北朝三足鼎立的局面。突厥吸收了西域文明，继承了柔然汗国的传统文化，有舍取地发扬光大，形成了光辉灿烂的突厥文明。回纥民族发挥了自己的传统优势，把北方各族的优秀文化，兼收并蓄，使回纥的文化之光，照遍森林草原，传之万世而不衰。退居土拉河北的“蒙”部落和迁来不儿罕山的乞颜氏族，在新旧文化交织的影响下，建立了以忙豁勒为中心，以合不勒为领导的蒙古部族联盟。从成吉思汗起，在蒙古草原上燃起了熊熊大火，烧遍了欧亚，照遍了全世界。

以农业为基础的神农氏，被游牧部落的黄帝族所并。夏桀的儿子率部众，北逃避敌，融于匈奴。周族祖先，奔于戎狄之间，从戎狄之俗，先融于戎狄，再破朝歌，建立了八百年的周王朝。内入诸狄，在中原与诸侯角逐，立国称王，把中原搞得天翻地覆。总之，北狄民族富于开拓精神，属于开放型的气质。

  

4.云南余姓蒙古族起源：

四川、云南、贵州、重庆乃至湖南、安徽、江西迄今为止都还有一种自称为元太祖铁木真后裔的铁改余氏族人，云贵川渝的该族人甚至还在计划编篡一本《中华铁改余通书》。对此一现象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早已重视，社科院民研所白滨研究员、内蒙古民委副主任荣盛、云南民族学者杜玉亭、元史专家方贵龄、四川民族学者李绍明、元太祖二十九世孙那楚格等都曾对此有过研究，并发表过专论。目前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铁改余氏是元太祖后裔无疑但世系不能理清，另一种认为铁改余氏是元朝党项人安庆守将余阙的后裔或其同族之人。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云贵川渝及江西等地多种余氏族谱后，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铁改余氏实际上是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家族的后裔。

四川西昌礼州《余氏族谱》载：“始祖铁木见元朝东路不花元帅，敕赠两平王……”西昌姜坡《俞氏宗谱》载：“吾祖元朝东路不花元帅铁木儿是也，敕封南平王……”石棉县《余氏族谱》载：“始祖铁木儿系元成宗铁木耳同母之弟也，职任东路不花元帅，封西平王……”成都《余氏族谱》载：“吾余氏启自元朝，始祖南平王铁木建封殖湖广……”云南沾益《余氏族谱》载：“始祖铁木见南平王也，职任东路蒙古军元帅……”宁蒗《余氏族谱》载：“先祖铁木耳元太祖铁木真后裔也……”巧家《余氏族谱》载：“先祖铁木建元朝东路不花元帅也，世镇辽东铁龙山……”重庆《铁改余氏宗谱》载：“始祖铁木建元朝东路不花元帅，主军事征伐……”此外四川大邑、合江、威远、青神、洪雅、仁寿、内江等地《余氏族谱》和犍为余氏《蒙族源流》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从上述各种谱碟的记载来看，余俞氏始祖系元朝东路蒙古元帅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而不花元帅中的“不花”两个字则应该是人名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官衔，以上看来其始祖可能叫不花铁木见或不花铁木儿。其封号为南平王或两平王、西平王尚难确定，但其封号中或许有一个“平”字。中国人家谱中记载的内容未必都是事实，但必然也有是事实的部分。

《元史》中东路蒙古军元帅见于史载者唯一人，即元文宗朝丞相燕铁木儿之叔父不花铁木儿，此外不见其它记载。东路蒙古军元帅一职亦于燕铁木儿家族败落后即撤消，从该职物的设置沿革来看始终与燕铁木儿家族有密切关系，他人莫能染指，燕铁木儿擅权后更是将其归入自己领导的大都督府军事系统中。此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铁木儿曾主持过对云南大都派诸王的讨伐战争，因功授封武平王知枢密院事拜太尉，而西昌姜坡《俞氏宗谱》记载其始祖南平王铁木儿曾参与平定云南诸王之难，正与此人情形吻合。另外，燕铁木儿、其弟撒敦、其子唐其势曾先后担任文宗、顺帝两朝的宰相，成为元末最显赫的宰相世家。这正与铁改余族谱中“吾本元朝宰相家”的记载相吻合。又燕铁木儿之封地在江南太平、撒敦之封地在庐州、幼弟答邻答里之封地在南京句容、其祖土土哈之封地亦在江南、因此不花铁木儿之封地也应该在江南，这又与青神谱所载“祖籍江南入西蜀”的情形吻合，而后来其九子一女更是在江南庐州分手。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铁改余氏并不是居住在庐州的党项人余阙的族人，因为《明史.俞通海传》中称：“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也，父廷玉徙巢……”而俞廷玉据西昌姜坡《俞氏宗谱》记载就是九子十进士中的秀一公，庐州分手后匿巢湖投金花姐水寨。

又四川长寿《余氏族谱》载：“始祖铁木键……其子侄在朝中为相者名余登阁……自祖以后，入朝弟兄皆秉性温良保守，上皇归天顺帝即位时，值春月元，顺帝在宫偶得一梦，梦见九根枪矛立于朝。次日早朝，帝将梦命各大臣圆，朝有奸相庞悲奏到，主人龙梦得见九枪矛，乃铁也，想是铁氏弟兄九人在朝官高爵显，恐有谋反之心，顺帝信之乃命奸相庞悲挂帅带大将坚崇尚出兵要诛元臣，铁氏族人自知乃诛九族之罪，遂在凤锦桥边折柳为记，改姓埋名各散一方。”又有“历系原来是铁家……因有奸臣害我意，改姓余氏活生涯。”从元史上来看，顺帝即位后政权实际上掌握在燕铁木儿与伯颜两大丞相家族手中，两派斗争激烈，后燕铁木儿家族发动政变被伯颜铲除，这正与该谱的记载吻合。但元顺帝并未因此将钦察人燕铁木儿家族斩尽杀绝，钦察人在朝中的势力很大，连皇帝的卫戍亲军都有一半掌握在他们手中，而燕铁木儿家族就是他们的首领，因此元顺帝为了安抚钦察人必须缩小打击面，尽量网开一面，避免把钦察人全部逼来造反，《元史》中就有顺帝下令将唐其势、答邻答里之后发往边地的记载，当然其它的燕铁木耳(玉里伯牙吾氏)家族成员同样也不可能在朝中立足了，九子十进士当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返回江南封地的。元末红斤军乱后，他们逃到庐州可能是要与撒敦的后人汇合。从俞廷玉逃入巢湖又成为水师首领这一点来看，当时逃入巢湖的便绝非俞廷玉单枪匹马一人，必然带有相当势力。而当时在庐州逃散的也绝非九子十进士当还有其它宗族、扈从乃至别的钦察人。四川彭水县向家坝的谭、张二姓便极有可能是当时随九子十进士逃跑的钦察人中的一支。燕铁木儿其先世为钦察王族，姓玉里伯牙吾氏，九子十进士要易族更名不可能姓玉，因为汉族中没有姓玉的，只能取其偕音改姓余或俞、于，目前这三个汉族姓中都有人自称是九子十进士的后人。其中余姓最多，广泛分布在云、贵、川、渝、湘、赣，俞姓则分布在皖、苏、川三地，而于姓则仅见于渝、川两地。

从上述多种史料、掌故来判断，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铁改余氏就是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家族的后裔，其始祖也就是元朝武平王东路蒙古元帅不花铁木儿，铁改余诸谱中之铁木见显系繁写儿字误作见字之故。对西南铁改余氏族源的研究应该采取科学的严肃态度，不能任意杜撰，部分余氏族人将铁改余氏归入元世祖忽必烈幼子铁蔑赤或长孙晋王甘麻喇项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也要注意到西南铁改余氏虽然出自于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但不能否认其祖上在元末已经融入蒙古贵族这一基本事实。《元史》上记载土土哈以蒙古贵族女子弟塔伦为妻，其子床兀儿以元朝公主为妻，至其孙燕铁木儿更是以泰定帝皇后八不罕氏为妻且又尚宗室女子四十余人。燕铁木儿之女则为顺帝皇后，其子塔喇海为文宗养子，文宗之太子帖古思则又被燕铁木儿收为养子，其三个姐妹也嫁与皇室成员。这大概就是铁改余氏的祖先在修宗谱时为什么总要和元朝皇室攀扯在一起的原因。又据《元史》记载钦察玉里伯牙吾氏本为早期东蒙古游牧部落，后随契丹贵族西迁中亚，再进入欧洲伏尔加河下游钦察草原的，至元太祖讨伐钦察不过三世。因此严格说来，钦察王族玉里伯牙吾氏应该是早期蒙古族人西迁欧洲的后裔。

铁改余氏实际上出自于元朝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始祖系元朝武平王东路蒙古元帅不花铁木耳，其侄燕铁木耳、撒敦、侄孙唐其势均为元朝丞相。不花铁木耳共生九子一女于元顺帝继位后受到太师伯颜势力的打击返回江南封地，元末被红巾之乱逃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后取玉字偕音更姓为余或俞，其扈从和家丁则更姓为于，以上数种统称为铁改余氏，广泛分布在西南、中南、东南各地。

⑴.“不花”二字在蒙语中译为公牛，蒙古族人多有以公牛为名者，但无此为官衔者，《元史》中也无此例援。

⑵.内蒙古元太祖的后人都改姓包或鲍，源自于博儿吉特(博耳之斤)之博字，奇渥温(乞颜)则改姓齐，都不姓余，也不姓铁。元朝政府曾有禁令禁止蒙古、色目人仿汉俗，铁木见既为皇室成员更不可能以汉俗用铁字为姓。元朝皇室本身不姓铁，《元史》中也无皇室成员改姓铁的记录，则改铁为余无从谈起。显系后人按照汉族的思维方式附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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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之世系即可看出其显系按照汉人字派来杜撰。

《铁改余宗谱》，始祖元代铁世义；子铁龙、铁虎；孙木真、木耳、木见等。

《余姓历代宗谱序》，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见等。

《铁改为余》，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建等。

《余氏家谱宗支》，始祖元代铁世义，子铁龙、铁虎；孙木真、木耳、木建等。

《余氏谱序》，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犍等。

《余姓宗谱序》，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犍等。

《铁改余宗谱》，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键等。

《余氏重修宗谱》，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键等。

《余氏族谱》，始祖元代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健等。

《余氏宗谱》，始祖元代铁木真。

《云南省宣威县铁改余氏宗谱》，始祖铁木真——拖雷——铁世义(即忽必烈)——铁龙(即真金皇太子)、铁虎(宰相)——铁木见(九子一女)等。

《余氏宗谱》，始祖铁世义；子子琳、子高；孙木真、木耳、木建等。

⑶.一些铁改余族谱称“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这是对的。奇渥温即乞颜，为蒙古尼伦部和迭儿列斤部的始祖，铁木真是尼伦部后裔。而燕铁木儿是迭儿列斤部的后裔。

⑷.青神余氏修谱最早，影响最大，后世其它地方的铁改余族谱多受其影响，辗转传抄遭成很多共同的错误。四川学者李绍明早就指出他看到的铁改余族谱源出一本，其结构、内容大同小异，一些糟稗内容的神话也是共同的。青神余子俊的坟在四川夹江，他官至尚书，其父名祥，官至员外郎。《明史》中无其世系，不知四川夹江文管所中有其墓志铭否？

⑸.四川泸沽湖么梭人中有一支甘麻喇的后代，其世系清楚，没有铁木见及九子记载。铁蔑赤就更荒唐了其早年即死，哪有后人？拉施特著《史集》曾查看过蒙古汗国的金册即家谱，所以比《元史》完备，但没有铁木见及九子记载。

⑹.铁改余族谱中的叙事诗按蒙古族人的传统就是最早口耳传承的家谱，一般是真实的。其祖上为宰相家，元末避红巾之乱改姓为余当有根据。

⑺.关于秀一公的后人，现在有几支，安徽、江苏、四川的称改来姓了俞，又重庆、江西的说改来姓了余。按重庆的可能是铁改余某公的后人，但不是秀一公的后人，各地的铁改余经常搞错祖先的排行。江西的就未必是铁改余了。其宗谱称秀一公入川后又回江南是侍奉南必氏太后祖母(元世祖之妻)，则荒诞离奇。既已亡命入川岂又能重回虎口？江西的余氏很多都是金兵南下时从河南迁入的，后世迁云贵后始附会铁改余之说。白寿彝《中国通史》称燕铁木儿指使中书省臣上书要求将其祖土土哈在安丰等处封地转赐与他。由此可知土土哈有封地在江南安丰，而西昌姜坡《俞氏宗谱》序言称：“吾原籍江南风阳府安丰县(今安徽寿县)，明洪武二十五年祖通渊受钦命来建(今江西西昌)……子孙世袭昭毅将军建昌都指挥……”又《明史·俞通海传》中称：“俞通海，字碧泉。其先濠人也，父廷玉徙巢。子三人，通海、通源、渊。元末，盗起汝、颍。廷玉父子与赵普胜、廖永安等结寨巢湖，有水军千艘。数为庐州左君弼所窘，遣通海间道归太祖。太祖方驻师和阳，谋渡江，无舟楫。通海至，大喜曰‘天赞我也！’亲往抚其军。而赵普胜叛去……”“濠人”指濠州人，与安丰同属元代安丰路，明称风阳府。与土土哈之封地吻合。又西昌姜坡《俞氏宗谱》称秀一公庐州分手后匿巢湖，投金花姐水寨，受寨中人盘诘历由，乃假河间大族俞氏为族籍，冒称俞氏后人更名俞廷玉。按金花姐史有其人，大概在至正12年死于反元斗争，其后部属结水寨于巢湖，称彭祖寨，又称金花姐水寨。则九子十进士之庐州分手实为元至正十三年，而俞廷玉最早在元至正十三年始出现于元末政治舞台，这在史书中可以查到。“元末，盗起汝、颍”则指红巾大起义，《明史》中都是如此写法。因此铁改余的祖先既经历过宫廷斗争后来又被红巾之乱，这是先后都经历过的事，故其始终存在两种逃难的说法。这两件事都很大，在其族谱不能没有反映。俞廷玉、俞通海(其妻于氏)、俞通源、俞通渊的墓志铭在史书中和南京雨花台区博物馆都能查到，虽为明朝政府所拟定，仍有不少和铁改余有关联的痕迹。云南省宣威《铁改余氏宗谱》在说明中称云南陆良县有一大支俞通海后裔，但不知到铁改余这回事，其族谱中也自称祖上是汉族。按《明史.俞通海传》中称：“通海……卒，年三十八岁，无子，弟通源嗣其官。”其它史料和各地俞氏谱均作如上记载。云南陆良县那一大支俞通海后裔不知其所出。1981年，四川西昌姜坡十二名俞姓老人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恢复其蒙古族族籍，称其祖上是铁木真、铁木耳两兄弟，是铁夹余的后裔，由此拉开了铁改余认祖归宗的序幕。

在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马街乡石龙村的多衣树、龙马后、李子树、张家水井、槽子、上湾等自然村散居着一支约一千六百余人的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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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支蒙古族已完全被汉化，在语言、服装、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当地的汉族完全一样，不会讲蒙古族语，也不穿蒙古族服装。但是，据族内的长者讲，他们是蒙古族，而且不是一般的蒙古族，是成吉思汉铁木真的直系后代。他们原来姓铁，后来才从姓铁改为姓余。

关于他们是蒙古族及改姓，有这样一个传说。元朝后期，朱元璋起义，元军战败，他们的祖先被朱元璋的军队追赶。被追赶的祖先共十弟兄，他们被朱元璋的军队追赶到一条大河边。该条河非常深，没有船可以通过。在前面的去路被大河阻挡、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杀到的紧要关头，河面上突然游来一条大鱼，该十第兄即站在鱼背上，该条大鱼将他们驮过了河。十弟兄过河后，该条大鱼消失，追兵赶到河边后也只能望河兴叹，大鱼救了他们的命。为了纪念这条鱼的救命之恩，十弟兄决定从姓铁改为姓余(与鱼同音)。关于这段传说，有以下诗十句为证：

余姓原来帝王家，红斤军追散入西崖，弟兄十人各分手，江北桥头插柳丫，有人记得诗十句，铁改余姓是一家，若有一人不认祖，身生百癞长红痧，若还有人复姓铁，全家一概都死绝。

据说，从姓铁改为姓余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隐姓埋名，以免暴露蒙古族的身份，招至明朝军队的追杀。因此，整个明朝期间，该支蒙古族的祖先都隐姓埋名，不敢讲蒙语，不敢穿蒙古族服装，只能讲汉话和穿汉族服装。渐渐地，经过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该支蒙古族被完全汉化。该支蒙古族与汉族在风俗习惯上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该支蒙古族不过中秋节，因为农历8月15日是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杀“家鞑子”(农民起义军对蒙古族的称谓)的日子。

在该支蒙古族中，除祖辈相传上述传说及十句诗外，在他们很多祖墓的墓碑上，都有关于他们是蒙古族的记载。1983年前，他们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登记中是汉族，所发给的身份证明资料上注明是汉族。大约在1983年左右，根据他们的申请，在麻栗坡县民委等有关部门作了详细考察后，经云南省民委批准，他们被正式从汉族恢复为蒙古族。从此，在核发给他们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即从汉族变为蒙古族。

该支蒙古族改姓铁为姓余后，已经历了十六代人。他们的字辈有以下二十字，目前在世最老的为“文”字辈，最年轻的已排至“万”字辈：“雙汗有映鸿子详朝昌坤文学秀仲举万世福禄荣”。

该支蒙古族的后裔之一目前于深圳市工作。由于自元末至现在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根据上述传说，除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这支蒙古族外，在中国其他地方应该还有与这支蒙古族同祖同宗(十弟兄的后代)的蒙古族。为了寻宗问祖，根据族内长者的口述，将该族的上述传说、十句诗及二十个字辈整理出来，发表于互联网上，希望能借互联网的力量，寻找到同宗同祖的同胞。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近日，家住乐山市犍为县同兴乡余家湾的七十六岁老人余海奎透露了一个惊人秘密：他和住在余家湾的二十来户人家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这个家族从十四世纪中期开始已在此居住了六百多年，是从一本编撰于两百年前的《余氏族谱》上发现自己是成吉思汗重孙铁木健后代的。

据犍为县长期研究《余氏家谱》的余元富讲述，犍为余氏是成吉思汗重孙铁木健的后代。铁木健育有九男一女，九个儿子都中了元朝进士，后来他招的一个女婿也中了进士。元顺帝时发生红巾军起义，此时铁木健的子弟正在朝中任宰相、尚书等要职，朝中奸佞小人乘机诽谤，说铁木健一家暗中鼓动红巾军。元顺帝听后欲除去铁木健一家，于是铁木健一家便逃出京城，辗转到达泸州凤锦桥。为了避免人马过多暴露目标，大队人马决定分散逃跑川内各地，并相约改姓为余，寓意“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他们在泸州分散后流落到了今天的重庆、泸州、富顺、纳溪、青神、荣县、乐山等地，其中一支到了今天的犍为县。

永红村支部书记袁成发介绍，余家湾现住有十九户人家，人口有百余以上，绝大多数都姓余。虽然他们都自称为蒙古族后代，但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汉族人毫无差异，身份证上民族归属也是“汉族”。经过几百年与汉族共同生活，现在的余家人原有的蒙古族生活习俗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只是从他们耿直、刚烈的性格上，似乎还能见到一丝蒙古族人的影子。另外，余家湾和周边余姓人家自古以来就有不过中秋节的习惯。

云南有蒙古族，和当年忽必烈的南征北战有关，真正把云南归属到中原的集权统治之下的王朝其实是从元朝开始。之前的汉、唐等等的王朝并没有把大理国或者南诏国搞定，包括诸葛亮对于云南的统治也大概类似于现在的一国两制。元朝统一中国，大批的蒙古族到了云南，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

1368年，曾经逼得文天祥坐在海边痛哭流涕的元朝被一个叫朱元璋的大麻子给灭了。居住在大都(今北京)的蒙古族贵族们或者被杀，或者跑回了草原，不过都不是的嫡传子孙。只有据守云南的梁王与明朝对抗了若干年，不降也不顺，到朱家王朝的子孙也挂上了外脖树的时候，这个习惯在草原上骑马奔跑的民族已经能熟练地驾驭轻舟飘荡在云南的山水之间了。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六千多人的规模生活在云南一个叫通海的地方。但是这些都和铁木真的后代无关。

关于元朝的覆灭《元史》中已经有诸多的记载，作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但又很短命的一个封建王朝留下了许多让人不解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是否活着？活在哪里？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王朝在覆灭后许多人都不知去向。

有两个传说，其一是：大都被攻陷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第五代传人南平王铁木见镇守庐州(今合肥)，他的九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跑到了庐州，他的这些子女中出了四个尚书，五个太守外加女婿是个侍郎，史称“九子十进士”。当明朝的官兵挥师围剿元朝残余的时候，“九子十进士”带着家眷出逃，路过一座桥的时候被士兵放了过去，因为“九子十进士”据说是口碑不错的官。当追兵到来的时候，问及是否有铁姓的人过去，守桥的人说没有。在问过去的人姓什么？那时刚好水中有鱼跃起，于是士兵说过去的人姓余。还有一传说是他们在逃命的时候让一渔船载着过了大江。于是就此姓“余”。两个传说用的都是鱼的谐音。沾益的余姓人家是不吃鱼的，这个习惯在现在上了岁数的老人中依然坚持。

铁木真的后代为余氏，源于沾益小哨的一块墓碑，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如我祖余公，原籍江南乃奇渥温胡人也。官拜明朝宰相……”自此之后，有人就开始在沾益的山水之间寻找关于余姓人家历史的珠丝马迹。经过七年的时间，于是一条关于成吉思汗后代的脉络就清晰起来：明兵围剿元朝残余，铁木见一家向仍是蒙古族统治的西南地区逃命。为防止追杀，将“铁”姓改为“余”姓，所以改成“余”，是从繁体的铁(鐡)的偏旁中来，以示对祖宗血脉的保留。改完之后，为避免集体逃亡目标太大而引来灭顶之灾，于是十户人家每户揣了一首相同的认祖诗就各自离散，有人到了四川，有人到了贵州，有人到了江西。他们本来的打算是到云南，但还没赶到云南汇合，云南也成了明朝的天下。自此，铁木真的后代们就以余姓生活在逃命的路上。

沾益的余氏是铁木真二十世孙余自德、余自祥、余化龙的子孙后代，分别从成都府、贵阳府、江西抚州等地迁徙而来，已经是明朝后期的事情了。但不论从那里来，都保持着不吃鱼的习惯，也都流传着那首认祖诗，墓碑上也都有“如我祖余公，原籍江南乃奇渥温胡人也。官拜明朝宰相……”这些事情，记录在《沾益铁改余氏家族志谱》中。

《沾益铁改余氏家族志谱》中确认了居住在沾益的一千三百多户余姓人家，共五千四百余人，都是从“铁”改“余”而来。他们或者生活在城市，或者生活在农村；或者种田，或者经商等等。沾益没有草原，所以看不到牧马奔腾，看不到洁白的羊群，能看到只是一样的人生活在红色的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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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沾益城外十几里的山路上，衰草与绿草共生，火红的“渡军粮”(一种云南特有的植物，据说诸葛亮南征时曾以此为食，故名。)和苍翠的云南松共荣，云南的秋天也是这样恣意地生长着万物，甚至找不到一处可以支脚架的位置来拍下那块成为历史证据的墓碑。几经践踏之后，看到了草丛与灌木中记录成吉思汗后代祖先的墓碑，但在撤离的时候，回头，那些草和灌木又开始弹起，就又只能看见一片野草与灌木覆盖的红土。

其实，历史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掩埋中变得厚实的。

  

5.古代蒙古族人信仰的萨满教(长生天)：

在公元520年，柔然发生了一件萨满制造的宫廷内讧，最终导致可汗丑奴被杀。

柔然可汗宠信一个名叫地万的女萨满，封为圣母，把太子藏起来，托言上天。事泄被绞死，丑奴可汗复杀执刑之人，引起了宫廷政变。

古代史官不用“萨满”这个名词，在文字上只称其为“巫”。在匈奴时代，萨满在政治、军事上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凡战争或其他处于犹豫状态的事件，最后要取决于萨满。北方民族的萨满，大不同于中原的巫。萨满必须具备许多常识或知识，能够观察事物的发展，预测未来，敢预言吉凶。柔然也是如此，只是其传简略未及叙述而已！

萨满是北方民族的原始信仰，起源甚早，在母系制度的社会里已经非常发达与成熟了。萨满差不多都是氏族领袖，被中原神化了的西王母，就是萨满兼酋长。

创造天圆地方的槃瓠学说的也是一位女萨满，“高辛氏有老妇居宫中，得耳疾，取之得物大如茧，盛瓠中，复之以槃，俄顷化为犬……”这位老妇就是萨满，成为犬戎之祖。她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产生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天地相合则万物生。茧，可以解释为原始细胞，犬代表万物万象，五色化为五行水火木金土，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黄赤白黑，五味等等的朴素唯物思想和进化的意识，因之就产生了最原始的信仰，即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尤其“天”是古代蒙古族人最高的崇拜对象。柔然就是“天”。柔然汗国就是“天王之国”。

柔然是丁零、狄历之音变，读音为颠连，汉文写作柔然，实与襜褴同音。

古人认为来自天体的自然变幻给人以享受，也会给人以灾祸。人类在趋吉避凶的本能活动中，对自然界的变幻，产生了畏与敬的思想意识。因这些祸福都来之于天，对天就产生了最崇高的崇拜与信仰。天以外的崇拜对象，古人认为皆附属于天，皆遵从天的意旨，按天所制定的一切去执行。比如万物之间的相生相克，兴旺与衰亡，都是天在冥冥中起作用。当人类产生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后，古人也就联想到天地万物的领导者，想到了这个神秘的天空是谁来主持？就模仿人类的分工，模拟了天的主宰者。有人说“狄历”就是北方民族的最高天神，情理虽近，但也不便盲从。

日月星云风雷雨雪等一切自然现象，古人认为都是在天的主宰下，按着天意活动。森林火灾，陆地的水灾，疾病死亡等，这是天的惩罚。太阳给以温暖，月亮给以光明，北斗七星指示方向，这些都是使人类直接受益的天体现象。上天主宰一切，大地养育万物。万物是天所生，万物赖地以长，古人把天比做生身之父，把地比做养身之母，于是又产生了敬拜天地之俗：“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五部高车合聚祭天，走马游绕，歌声吟吟，未有如是之盛者。“突厥牙帐东开，盖敬日之始出也。”“五月中旬祭他人水，拜祭天神。郁督军山西五百里有高山突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天所生大突厥。”“蒙古族人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崇拜日月山川五行之类，出帐南向，对日跪拜。”上面所述，皆是北方民族敬拜天地的一些表现。由远古的槃瓠，一直流传到元、明、清而不衰。

“火”给人类生活创造了新的内容，是生产生活上的一次大革命。中原有钻水取火的燧人氏，北方草原树多草盛，自然火早已有之，后世萨满的祭火祝词，明显地体现了对天地的敬拜对与火的尊崇。祝辞曰：杭爱山不儿罕哈勒图山头所生榆树做成的火神女王，你自开天辟地时出生，你从大地母亲的足迹出生，你是天父腾格里所做成。

北方民族对天地敬拜之外，就算对火的崇拜与信仰了。火是人类最直接的受益者，她给人以光明、温暖，延续人的生命，调济人类生活，改变人类生活的环境条件。《周书·突厥传》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本汉属北夷索离国，匈奴北确有索国)，在匈奴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唐书·黠戛斯传》中之白山，今汗腾格里山，在乌鲁兀穆河西北)，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曰突厥。”突厥祖先尚处于无火时代，是伊质泥师都开始使用火。

古人自从发现和使用火，就把火置于仅次于天地的崇高位置。火能为人造福，火也能毁灭一切，古人认为火是天的使者，是生活的力量，智慧的源泉，精神的支柱，兴旺发达的象征。自从火在氏族家庭中取得一席优越地位之后，古人就以为火是直接观察行动，鉴别善恶的神灵。祭天地用清水，祭火用榆柳松脂。

不自觉的梦幻，启迪了人类的想象能力，日常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由于冥思苦想会在梦幻中反映出来，有时还会得到答案。久而久之，在人的思想中就产生了“翁衮”(蒙古语“灵”)的意识形态，认为万物本身之外尚有“灵”，就逐渐形成了“万物有灵”的意识形态。

古人在生产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斗争中，感受了自然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自然界对人类的各种刺激，促使人类感情冲动，产生了遐想，开阔了视野，原始的朴素的哲学明芽了。个别人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对自然变幻，反应敏锐，产生了追索探求的要求，在冥思苦想中神态失常，或痴呆疯傻，或喜怒无常。但这种人都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老练的生活知识，在平日的观察中积累了各种常识，粗知自然变化、社会发展和事物进化的规律，更善于观察人的心理状态，逆料一般事物发展变化的结局，这种人物的出现，给氏族或社会带来了幸福，她可以指导生产、掌握分配，大都被推选为氏族长或部落的首领，这就是后世的所谓萨满，或珊蛮。萨满在蒙古语里是沉思默想的意思或紊乱纷乱的意思。这种人若再具有特异功能或懂些幻术之类的东西，那就更加玄乎而博得人们的尊重与信任了。若再掌握一些民间流传的医药知识，用精神疗法和药物结合去给人治病，那就更神乎其神了。

国内外学术界一致承认萨满起源于太古时代。采集经济的时代，萨满已经形成了，她带领人们趋吉避凶，寻找食物。原始狩猎时代萨满就更为重要，她领着人们追踪猎物，指导和组织围猎。氏族社会形成以后，人类的社会单位是以图腾形象为标志而区分的。萨满就是氏族领袖，她团结本单位的成员，给在以精神力量，排难解忧，指挥生产，管理分配，向大自然进军。

《多桑蒙古史》说：“萨满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惘，以为神灵之附身也。继之舞跃暝眩，妄言吉凶。”萨满由产生、兴盛一直到衰亡，并没有形成象其他宗教那样的组织形式，没有堂皇的庙宇建筑，没有庄严肃穆的神佛塑像，没有统一的经卷，没有繁文复杂的仪礼。经文咒语祝辞赞语也是口传心授，灵活多变。笃信萨满的北方民族，谁也没想到为萨满立庙建寺，只有翁衮所依托的灵堂，这灵堂是石头堆砌而成，只是选择在高山峻岭之上，使人能够很容易看见和拜祭。它起着保卫行旅，保佑一方的作用，它的实用价值是路标，能够根据石堆的式样，判断出地点方向，从而不会迷路。这些灵堂在北方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蒙古族人称之为“敖包”。萨满死后，要进入灵堂受祭，当地的英雄人物或有益于地方的长者，死后都要进入灵堂受祭。究竟哪些灵堂祭祀哪些人物？只有当地人知道，因为没有灵牌之设，也没有设灵牌的习俗，外地人无从知晓。

“灵”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感觉。来源于梦幻，是一种幻觉，是人类本身的自我感觉。本来是虚无空洞的，古人却要煞有其事地大作文间。古人认为天之灵在天上，树之灵在树中，山水之灵在山水之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灵”才独立于躯壳之外。生人之灵影随形，大人物死后，“灵”才能进入灵堂受祭。这些“灵”，都是人类的保护者，人类感到有某种伟大的“灵”，监护着自己，精神上就产生了安全感，在工作时认为“灵”在护卫着自己，就产生了无所畏惧的精神。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思想支配，这就是人的“灵”。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也被归结到物体本身之灵在起作用。这就形成了“万物皆有灵”的概念。

“萨满”本身必须具备“反应敏税，接受能力迅速，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判断少差误”，若本身再有“特异功能”(《蒙古秘史》记载着通天萨满阔阔出在严寒的天气里，赤身裸体出入于森林之中，坐在冰河当中，水蒸气在他头顶上浮动)，在的复杂的事物当中经受了考验，取得了人们的信任，这就是萨满。

萨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她没有教主，没有宗教的领导阶层，没有职业萨满，不脱离生产，不受报酬，所得祭品，大家分享。她是在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萨满的意识形态充满了与大自然搏斗的战斗精神。这些都表现在萨满的一切活动中。萨满作法不是温文尔雅的诵经礼拜，而是高歌狂舞，锣钹锵锵，促使人们精神振奋、斗志高昂，教人以战斗的姿态，向一切困难斗争。没有俯首贴耳听从摆布的祈求祷告，也不寄托任何希望于来世，更没有天堂地狱之说(喇嘛化的萨满在喇嘛贵族的影响下懂得了天堂地狱)，萨满的最高信仰是“天”。

萨满自称是天与人之间的媒介，是天的使者，向天报告人的行为动作和祈求愿望，向人传达天的旨意，这样的萨满，是为通天萨满。柔然汗国的萨满圣母地万，以幻术藏匿太子，讹称上天，事败被杀。蒙古的通天萨满阔阔出宣传上天的旨意，奉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后因骄横被杀。这些“天的使者”都没有预测到自己的恶果。其原因是偏离了萨满的轨道，为了个人利益，为自己制造陷阱。萨满思想本来是一种战斗性的哲学，有意识地弄虚作假，没有不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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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的意识形成，突出地表现了阶段社会以前的人民性。当社会发展到阶段社会的全盛时代，就不能不有所偏离而为统治者服务。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以后，萨满也随之变化，由社会的主宰者，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了。这个工具终究还是来自人民，有浓厚的人民气息。封建帝王感到萨满虽好，但在使用上却不能得心应手，就转而利用伊斯兰教和佛教，将“皇帝的福荫里”改为“回教福荫里”了。蒙古忽必烈时代，佛教处于全盛时代。

元朝退出北京回到蒙古地区以后，佛教一度衰微，萨满又被捧上被信仰的宝座。统治者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又借助于活佛的力量，达成了消灭萨满的政教统一的协议，从此萨满就走向了消亡。

世代相传的萨满，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尽管以行政命令推行佛教，但在辽阔的草原上萨满依然保留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上刀山、下火海等法术，并非全是骗术，若无特异功能，也属于气功之类。敖包耸立在山巅峻岭，游牧民触景生情，都要给翁衮(敖包)磕几个头，怀念自己的萨满。

敖包建筑在明快雄伟的高山丘陵，既是一方百姓的精神安慰，又是过往行旅的保护神，更主要的是用它来辨别方位地点。要想削平这些乱石堆成的敖包，谈何容易！任凭喇嘛贵族说教和王爷的命令，萨满的灵堂(敖包)依旧巍然屹立。即使削平了山巅的敖包，也铲除不了人们心中的敖包。喇嘛贵族也只得改变主意，就在原来萨满的敖包上，装饰了佛教的仪表，插上藏文经旗，取消血祭，改用素供。

尽管如此，翁衮和萨满的形象，依然活跃在人的心灵深处。在北方民族的名山大岭，依然屹立着萨满的灵堂，依托于敖包的翁衮，在北方民族中间依然盛行流传。

萨满这一形象，是在原始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演化出唯心的思想意识。在精神作用的基础上注重实践。比如在漫长的狩猎活动中，萨满就总结出不少用野生动植物治疗疾病的经验。萨满治病是以精神疗法为主，佐以针炙药物，凡有迷信色彩浓重的地方，都是后世加进去的。人的最初感受是人体本身，抬头望天，低头见地，饥寒冷暖、食、色皆人之本能。在萨满的信念中，天，是第一性，没有从天所生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就没有万象万物。地是从属于天，是第二性。火，仅次于天地的位置。萨满虽然不是拜火教，但火也是人类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在日常生活中绝对禁止对火的不尊敬，不准在火堆前说脏话，做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