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政协副主席甄励富资料整理

姓氏整理

甄励富，男，汉族，广东台山人，1959年7月出生，学历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曾任江门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协党组成员、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 江门市有关方面称，甄励富长期失眠，患有严重抑郁症。2010年3月20日凌晨，广东江门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甄励富在自家附近自缢身亡。
中文名 甄励富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地 广东台山人 出生日期 1959年7月 逝世日期 2010年3月20日 职 业江门市政协副主席 毕业院校 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 主要成就 援建汶川的江门模式
目录
1 人物简历
2 援建汶川的江门模式
▪ 江门模式援建汶川
▪ 广东效率感染汶川
3 励富三哭
▪ 综述
▪ 不能送岳父一程
▪ 工作太难
▪ 沟通不畅
人物简历
甄励富(1959.7.1—2010.3.20) 男，汉族，1959年7月1日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1978年3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8.03——1980.12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战士
1981.01——1985.03 台山县府办公室干部
1985.03——1985.09 江门市委办公室干部
1985.10——1986.09 江门市府车队副队长
1986.10——1987.06 江门市市长秘书
1987.07——1990.06 江门市市长秘书（副科级）（期间：1988.09—1990.07 江门市委党校党政干部大专班学习）
1990.07——1991.09 江门市委副书记秘书（正科级）
1991.10——1993.10 江门市委办秘书科科长
1993.11——1995.02 江门市委办副主任
1995.03——2003.07 江门市政府副秘书长（1995.03—2001.07 兼任市委市政府接待处处长）（期间：1998.09—2001.07 广东省社科院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2003.08——2008.11 江门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秘书长
2008.08——2010年1月 江门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副厅级）、兼任江门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受援地工作组组长。
2010年1月 江门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1]
工作分工：负责江门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兼任受援地工作组组长。
2010年3月20日凌晨在其家附近自缢身亡，终年51岁。
据江门有关部门通报称，20日凌晨，家住江门市某小区的甄励富被邻居发现在其家附近一棵树上自缢身亡。警方已经排除他杀嫌疑，暂未发现死者遗书。据了解，甄励富生前曾长期失眠，患有严重抑郁症。[2]
援建汶川的江门模式编辑
2009年12月1日，在汶川一中旁边一间简单的工作会议室中见到了甄励富。再过两天即是广东援建汶川“十大民生工程”交付使用的日子了，这一次终于看见了甄励富脸上少有的轻松之态。
“雁门乡每个村他都去过多次，每一个项目现场他都亲自看过。”雁门乡党委书记黄燕告诉记者，“尽管甄励富年龄最长、职务最高，但他没有因此而对自己搞丝毫特殊，相反他是援建工作组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工作强度最大，下乡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最勤的一个。”
江门模式援建汶川

在萝卜寨，从2600米高山深处艰辛引来的供水工程让这个华夏最古老的羌寨终于告别了千百年来夏背水冬背冰的历史。
萝卜寨饮水难已经成为当地老生常谈的问题。地处高海拔的萝卜寨，村民们一直靠下山背水生活，由于当地资金困难和技术难题，虽然每年都在为萝卜寨修建供水工程，但那里的村民依然用不了水。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年年修，天天背。此外，山路十八弯的萝卜寨也始终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不是越野车根本别想爬上去”。5.12特大地震后，素有“古羌王遗都”和“云朵上的寨子”之称的萝卜寨村，所有房屋全部夷为平地。
甄励富说，刚开始着手萝卜寨供水工程时，道路不通，只能徒步上山，每次上山来回要花掉近两小时，他最多的时候连续六天每天上山一次。“重建萝卜寨是一件非常细致的事情，修路、供水、排污、供电、公共服务设施用房、村民广场全面纳入援建范围，而且设计中我强调一定要重新焕发‘中国第一羌寨’的风貌。”
“我以前在广东江门就是专门负责城市建设部分，所以在这一块比较有经验。我对工作组的管理非常细，落实的项目抓管理的人有80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专人负责，专人跟进。在设立江门援建基金后，我在财务方面的管理也非常严谨，每一笔开支都通过汶川县委的许可，完全做到透明高效。”甄励富顿了顿无不自豪地说，“江门基金总额在全省排名第七，却完成了排名第四的工作量！”
“汶川的硬件设施建设至少提前了二十年”。来自广东的一位媒体工作者如此评价说。
但高楼大厦并非广东援建人员眼中最大的成绩，在甄励富看来，所有的硬件设施都只是在“栽培土壤”，在那些设施先进的建筑和设施背后，思想开放的南粤文明给相对封闭的汶川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冲击或许才是“希望的种子”。“如果改变了思想观念，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将会比我们援建几十个亿还大得多。”甄励富说。
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地发生着，这个躲在群山之中，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羌城，也许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心有所感：“广东对汶川的对口援建，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的援建，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的援建。”
广东效率感染汶川

刚来到汶川的时候，尽管甄励富一心想着“赶紧做事”，可是当汶川模式与江门模式碰撞的时候，还是让他焦急万分。
“这里的‘马上’和‘恼火得很’可让我印象深刻啊！呵呵！”甄励富笑着说。
2008年8月7日，甄励富带着江门市对口支援汶川县雁门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组抵达汶川雁门。年近50岁的甄励富用三天半时间，走遍雁门乡9个行政村22个村民小组。三天半的实地调查，他不仅看到了各村受损的严重程度，也看到了村民生活的艰难。
甄励富很快发现，汶川当地人最喜欢说“马上”。当时甄励富以为，这就是立即的意思。接下来，令甄励富哭笑不得的是，通知乡干部开会，说好是上午9点，结果到了上午9点30分还没到，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说“马上”，结果时间过去了近40分钟人才聚齐。
他渐渐搞明白了，“马上”只是当地一种应付的口头禅，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另一句让他害怕的话是“恼火得很”。甄励富说，一项工作交办下去，本来分工协作，可以很快完成，可到了差不多完成的时候一检查，都是异口同声“恼火得很”。
这种缺乏时间和效率的观念，让甄励富开始的工作根本推动不了。“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广东深圳二三十年前就提出来了，而在这里，在我们来以前还没有这个意识。”甄励富说。
后来，甄励富便在一次乡村干部大会上提出要求：希望乡村干部们能够在工作中不再说“马上”和“恼火得很”，而把“马上”改为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几分钟后能见面就请说明是几分钟，如果的确遇到了“恼火得很”的事，也请说明为什么恼火，然后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甄励富半开玩笑半认真，会上也响起善意的笑声。
而另外让甄励富难忘的就是修建汶川一中时所遇到的困难。“因为这个汶川一中啊，我的头发都白了好多哦，呵呵！”甄励富笑着说。只不过，对于曾经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甄励富已不愿多说。
回头检视援建工作的得失，甄励富诚恳地说，广东带给汶川的应该不仅是硬件工程的建设，更应该做的是对人的培训。“围绕这些硬件设施，要发挥最大效益。对人的培训和改造，以前还没有意识到，现在就必须做了，不然你做了可能会白做。”
末了，记者问到2009年年末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甄励富微微仰起头，笑着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