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水招同志的一生资料整理

姓氏整理

我认识竺水招同志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那时，上海刚解放两个多月，我和她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的学员。当时，她已经是个有十六年舞台经验的越剧名演员了。在学习期间，她演出了《卖婆记》和《对鞋》两个小戏，她扮演的小生落落大方，不以花梢取悦于观众。她是一位戏路很宽的演员，她扮演的双枪陆文龙和《孙安动本》中的徐龙，那英武的扮相和娴熟自如的“枪花”、“锤功”，说明她从小练就了一身深厚的功底。
竺水招生长在浙江嵊县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父亲青年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因军阀混战，解甲归田，种几亩薄田糊口。竺水招幼小时就喜爱画画，特别爱画自由翱翔的飞鸟。但由于家中生活煎迫，十二岁时她离开了村里的义学堂，由父母送到金溪后山一个戏班子里学戏，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

那时，越剧虽然还只是在浙东农村一带演出的“草台班”，但演出的剧目除了《梁祝》、《盘夫》等越剧传统文戏外，也和京剧一样要演靠把戏、武打戏，甚至连台本戏。竺水招进了戏班子后，由于她有毅力、有志气、肯吃苦耐劳、勤奋练功，因此，她十三岁就上台演武生戏了。后来她改学旦角，但仍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同志来南京参加竺水招同志骨灰安放仪式时，她以十分痛惜的心情回忆竺水招坚持锻炼基本功的情景说：“那个时代，我们姐妹们跑码头，睡庙台，哪有什么地毯，海绵垫子，就在坑坑洼洼的烂泥地里练功，在打谷场上翻斤斗。水招她更是刻苦，隆冬腊月，就在雪地里练跑圆场，一圈一圈不停地跑，脚下的雪被她踩成了坚硬的冰，身上却混身冒着汗气。冰比雪更滑，脸上的汗水滴在冰上更使她时常滑倒。可是她既不喊疼，也不叫苦，反而‘哈哈’一笑，爬起来继续地练。她这种勤学苦练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真是一分汗水一分功呀。”

竺水招常教育青年演员要勤学苦练，她说：“有人讲名师出高徒，我看老师教的只是方法，真正的本领还是要靠自己去苦练才能得到，不然纵有名师也是白搭。我的师父就是一位并不出名的普通艺人。”

竺水招在舞台上唱了三十多年戏，在戏剧界深孚众望。可是她从不自满，而是对艺术精益求精。一九五六年他还和商芳臣同台一起拜著名表演艺术家、北昆老艺人白云生为师，虚心求教。《天雨花》已是她拿手的一出传统戏了，但他仍不止一次地请白老师为她一招一式地进行指点，吸收昆剧的表演技巧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

二

旧社会的“戏子”被视为贱民，阔佬们逼你去给他们唱堂会，供他们饮酒取乐。流氓地痞随意地向你敲诈勒索，你还得笑脸相向。如果你要“清清白白做人”，就得要有和旧社会旧势力搏斗的勇气和毅力。竺水招在旧社会的舞台上唱了十六年戏，也和旧势力整整搏斗了十六年。

竺水招从农村唱到城市，唱“红”了，有个资本家就想将她据为己有，在她面前摆上了满满一桌金银珠宝，然而，竺水招却不屑一顾，横眉冷对，断然拒绝。

又有一个反动军官，倚仗权势，对她威胁逼迫，竺水招就象“柳毅”那样，“钢刀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辱”，她宁可和她的“搭档”尹桂芳一起昂首走进监狱，也不低头屈服。后来，经亲友们多方营救，她才和尹桂芳离开浙江逃往上海。

当她听到家乡四明山地区活跃着一支革命武装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闹翻身时，她悄悄地和她最要好的“舞台姐妹”尹桂芳商量，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兄弟送到四明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浙东三五支队。过了一年，她又冒着危险，偷偷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到四明山去探望她的弟弟。

回上海不久，在袁雪芬的发起下，尹桂芳、筱丹桂、竺水招、徐玉兰、袁雪芬、张桂凤、傅全香、范瑞娟、徐天红、吴小楼等十位著名越剧演员结成了“越剧十姐妹”，为等款创建自己的越剧实验剧场和越剧学校举行了盛大的联合义演。在《山河恋》中，竺水招扮演皇后，在盛夏酷暑的季节里，她和姐妹们挥汗排演。可是哪里想到她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反动派对她们更残酷的迫害。不仅义演十天就被“当局”勒令停演，义演款也被反动派组织的基金委员会“保管”了起来。

在“十姐妹”中的筱丹桂被迫自杀的事件发生后，竺水招和姐妹们联名为筱丹桂鸣冤告状，要求伸张正义。

三

一九五一年竺水招与商芳臣、筱水招、蒋鸿敖等一起组织了“姐妹班”——集体所有制的云华越剧团。她积极参加戏剧改革，参加上海越剧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盛大义演活动，演出了《杏花村》。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她鼓励、支持编导人员创作反映政治运动的现代戏《为了明天》和《千军万马》。她坚持“推陈出新”的方针，排演了根据郭沫若原著改编的爱国历史剧《南冠草》，又支持剧团排演了《文天祥》。

竺水招坚持演出进步剧目，那些只顾票房价值的剧场老板是不乐意的。他们先是“规劝”，继而刁难，最后以不订合同来卡她。竺水招意志坚定，坚决不走回头路。在上级领导的帮助和剧团同志的支持下，她宁肯迁到地处比较偏僻的国营剧场去演出，也不向私营剧场的老板屈服。

一九五四年冬天，她率领云华越剧团全体同志热情地支援江苏。来到南京后，她主动争取将剧团改为民营公助的实验越剧团，一九五六年三月，又经上级批准为南京市越剧团，仍由她担任团长。从此，一个旧社会的“女戏子”当上了国营剧团的干部，竺水招在政治上和艺术上也展现了更新的一页。

四

一九五六年春天，剧团第一次上北京，演出《南冠草》。郭老夫妇不但看了演出，还到后台看望大家，他握着竺水招的手说：“你演得很好。很象我心里所想的夏完淳那样一个诗人、战士的形象。”于立群同志还告诉我们，郭老看戏时都激动得流眼泪了。当郭老听说竺水招和剧团同志们为了坚持演出《南冠草》，曾经勒紧了裤带跟剧场老板斗争时，郭老激动地说：“我要把你们这个戏向总理推荐。”

没过几天，郭老果然陪着总理和邓大姐来看演出了，同志们闻讯，无不欢欣雀跃。竺水招虽然是舞台经验丰富的名演员了，可那场演出时她心里仍然紧张得象一个初次登台的青年演员。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郭老陪着总理和邓大姐走上舞台。竺水招握着总理温暖的手，满含喜悦的泪花望着总理，久久说不出话来。人民的好总理最了解人民的心，他让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拍下了珍贵的合影。

这以后，总理又多次观看了竺水招等的演出，甚至和邓大姐一起悄悄地来到当时北京东安市场里的一个小剧场，和观众坐在一起观看了竺水招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有一次，总理把南京越剧团找到中南海紫光阁演出，他老人家再一次观看了《南冠草》。演出结束时，已经深夜十一时了，总理的秘书走来对竺水招说：“你和剧团负责干部以及主要演员慢一点回去，总理要请你们去作客。”竺水招慌忙用最快的速度卸完妆，和大家一起赶到总理的办公室，总理已经在会客厅里等大家了。总理满面笑容地欢迎大家，还问：“你们谁是团长？”竺水招腼腆地不敢开口，却把一位年青的干部推在前面。当总理知道竺水招是剧团团长后，和蔼地请她在自己身旁坐下，详尽地询问了剧团的情况。竺水招见总理如此平易可亲，也就不怎么拘束了，她详细地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一面仔细地听，一面不时地含笑点头，并且语重心长地嘱咐竺水招说：“越剧应该向男女合演的方向发展。”

时间已经很晚了，总理还是不知疲倦地向大家问长问短。竺水招偷偷地着了看手表，觉得应该请总理休息了，可是自己心里却又是多么想在总理身边多耽一会儿。总理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笑笑说：“你们是老远地从南京来的，你们到北京来演出不容易，还是多谈一会吧。”他又问竺水招：“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吗？”竺水招说：“来北京演出，各方面都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没有困难。就是到北方来巡回演出，扣去旅费、运输费、娱乐税等，剧团开支要比较大些。”总理一面颔首，一面还让秘书把它记下来。

已是凌晨两点了，经总理身边的同志再三催请总理休息，才结束了这次使人永远难忘的会见，总理还热情地将竺水招等同志送出大门，竺水招走了一段路，禁不住又回过头去看看，只见总理还在院子里踱步沉思。竺水招眼中饱含的热泪此时禁不住夺眶而出。

回到宿舍，竺水招思绪万千。敬爱的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伟大胸怀是每个革命者的学习榜样。她想想自己更感到渺小，她又一次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我一定加强自我改造，决不辜负周总理对自己的深切关怀。请党考验我吧！”

一九五八年秋，剧团受江苏省委的委托，赴福建前线慰问亲人解放军，竺水招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了许多英雄的业绩，给了她以深刻的教育。她深深感到自己为人民解放军服务得太不够了。有一天晚上，剧团在前沿某部队演出，她看到很多战士是赶了二十多里路才来到演出地点的，心里激动得再也不能宁静。虽然预定的节目已快演完了，她想前沿战士们难得看到一次戏，我应该再演下去。她不顾劳累，一直加演到深夜。

在繁忙的慰问活动中，竺水招还经常带头为亲人解放军洗补军装、军被。她由衷地感到自己应该尽力为战士们多做点事，她的心已紧紧地和战士们连在一起了。

那年十一月七日，竺水招一行到炮兵前沿阵地去演出时，一路上看到许多被敌人炮火毁坏的民房和学校，禁不住激起了万丈怒火。到了阵地上，正好指挥都传来了打击敌人的作战命令。竺水招不由激动地抓住连首长的手请求说，“连长、指导员，让我们开炮吧！我要和英雄们在一起并肩惩罚敌人。”连长批准了她和同志们的请求。竺水招换上了军装，庄严地站到五炮手的炮位上，怀着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大炮的火绳。竺水招面对被敌人盘踞的金门，默念着：“报仇！报仇！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炮长下达了作战的口令，竺水招双手用力一拉火绳，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炮弹冲出炮口飞向敌人的阵地。

一九六四年冬天，竺水招为了塑造好现代戏《铁骨红心》中坚贞不屈的贫农妇女向永贞的形象，她和剧组的一部分演员一起，到苏北泰兴农村深入生活。她背起行李徒步十余里，从黄桥走到周庄革命老妈妈段玉芳家，跟段妈妈同吃、同住、同劳动。

竺水招决心好好学习段妈妈的可贵品质，她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还经常照顾段妈妈的生活起居，段妈妈行动不便，上床下床竺水招时常背着她。生活上她也和段妈妈一样艰苦朴素，四十多天，每天三顿山芋糊，竺水招从未叫过一声苦。一次，和竺水招睡在一起的青年演员发觉竺水招浑身发烫，知道她在发高烧，可是竺水招却轻轻地嘱咐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影响其他同志的情绪。竺水招回到南京后，高兴地向自己的女儿谈她下乡的体会时说：“我虽然也是贫农出身，小时候也种过田，但是当了演员，特别是有了点名气后。经常住在大城市，生活习惯也变了，这就更要警惕，千万不能忘本。这次下乡劳动，深入生活，对自己的思想改造确实很有好处。我以后还要经常下乡去生活，使自己可以永远不忘本。”

竺水招得到了党的信任，继一九六○年出席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以后，又于一九六四年改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次见到了毛主席。三届人大开会回来，她立即投入《江姐》的排演工作。当她在舞台上扮演党的女儿、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江姐时，她的心愿也终于实现了，她加入了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象竺水招这样一位正直而又有艺术才能、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的好演员，十年内乱时竟然被罗织上一大堆罪名，被“四人帮”迫害而含冤自杀了。

今天，“四人帮”加在竺水招头上的那些诬陷不实之词，已被统统推倒，我们又能在银幕上看到竺水招同志那精湛、纯朴的表演了。

(《越剧艺术家回忆录》第191—199页，《文化娱乐》编辑部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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