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经亨颐生平资料

姓氏整理

经亨颐（1877年—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学日本。回国参加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校长，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五四”运动时期，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大胆改革教育。因遭守旧势力排挤而离职。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1930年被北平反蒋派推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遂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开除国民党籍。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人物简介 编辑 经亨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1902年东渡日本攻读师范，学成归国后致力于民主主义的教育事业。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1月，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出任首任校长，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两年后离任），春晖中学校务由代理校长主持。1938年9月15日病逝于上海。
北伐战争时期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
并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浙江省教育会长。1931年后任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2]
在经亨颐30多年教育工作中，一贯主张“与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在本省从教20余年，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他所创办的春晖中学蜚声海内外，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与时共进”的改革活动，使浙江省立一师、春晖中学以师资雄厚、设备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著称省内外，为国家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批优秀人才。
人物著作 编辑 传世作品有《墨竹图》（图录于《当代名人画海》）、《松、竹、芭蕉、
墨竹图 鸡冠》合景（图录于《中国现代名画汇刊》）。后人辑刊《颐渊篆刻诗书画集》、《爨宝子碑古诗集联》等。
人物家庭  经亨颐 祖父：经纬
父亲：经元善
女儿：经普椿
女婿：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之子）
外孙：廖晖
教育主张 编辑 经亨颐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所以当以陶
冶人格为主。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法上，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提出“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碍之辈。此外还力主活跃学术空气，丰富课余生活，注意多方面培养和陶冶学生人格。篆刻艺术
经亨颐少年时代即喜爱篆刻，取法汉印，参以《三公山碑》《开母石阙》意趣，所作端庄清雅。画从八大山人，书宗《爨宝子碑》，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均自成一家。经亨颐一生高风亮节，晚年退居上海颐和路，颜其居日“春霜草堂”。约同知己何香凝、陈树人等创立“寒之友集社”，借此研讨诗书画印，提倡民族正气，抒发爱国热情。经亨颐对于篆刻颇为自负，曾说“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文又其次也。”潘天寿早年学习书法篆刻，多受经氏指导。著有《大松堂集爨联》《颐渊印集》《颐渊书画集》《颐渊诗集》《经亨颐作品选》等。
从篆刻家的类型上看，经亨颐当属学者型印人。他在民国时期是一位忧国忧民、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他的主要业绩也体现在教育事业上，书画篆刻创作是他公务之余的“闲事”。经亨颐的篆刻作品，如果单论数量与形式，也许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若从艺术风貌和创作技巧而论，经氏与那些同时代的印坛名家相比可以说并不逊色。经氏的传世作品大多为自用印，这些精美的作品包括姓名、别号、鉴藏、斋跋及少量的词句印。由于是自用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刻印时是多么用。，多么投入，无论是篆法、章法还是刀法，作者都力避陈规旧范，希冀刻出新的意境来。
经亨颐的篆刻作品植根于秦汉，温和雅静，蕴含着派厚的书卷气。经氏的朱文印尽管线条有粗细之别，然而在篆法上却十分强调结构的神态变化。例如细朱文印“仰山楼”和“山边一楼” （见八六页）中的“楼”字，在“木”部与“女”部两处都作了不同的处理，前面的“木”部取方势，“女”部收敛;后面的“木”部取圆势，“女”部舒展。粗朱文印“松蟀楼”与“培寒楼” （见九一页）中的两个“楼”字也有变化。前面的“木”部两侧笔画平直以刚取胜，后面的“木”部两侧内撅以柔取胜。两个字的“娄”部上端，一个从繁，一个取简，这些颇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往往最能体察出作者的匠心所在。经亨颐朱文印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善于运用借边和连边的手法改善、丰富印章的布局。朱文印中借边与连边技法，是篆刻家们对古代玺印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印章创作中的常用技法之一。
经氏在运用借边、连边技法时，或单独运用，或两者兼用，至于借边与连边的幅度大小，皆因印而异。如“山间居”、“五十学画”、“北海一庐”、“春霜草堂”等印均有三四处以上的笔画运用了连边技法。尤其是“北海一庐”印（见八八页）最具特色。该印中的“一”与“庐”笔画数量悬殊很大，“庐”字的众多平直笔画又易与印边造成重复和雷同，作者将“庐”字的“广”部与“皿”部沿边笔画作借边处理，其余三字的笔画一律连边，这样既可解决“庐”字的平直笔画过多易与印边产生重复和雷同的矛盾，又使其余三字有了依托，全印的布局获得了平衡。为了使仿汉作品篆法生动灵活，章法新颖，经亨颐有时还巧妙地将某些大篆的部首偏旁和古玺布局形式糅人印中。例如朱文印“经子渊”的“经”字、“颐渊”的“颐”字，白文印“牛梦六十年”的“牛”字、 “老渊”的“老”字，原来都是大篆的写法，但经过作者的融会变化、精心篆写，整个印面立时显得古朴自然。在作品的布局上，经氏也时常吸收古玺的某些特点，以打破汉印固有的布局样式。如“苦牛”和“颐尊者”见九○页）二印，作者将印文均作两行排列，前者左长右短，呈错落之势：后者左短右长，“者”字居上，下有留红，印面的疏密对比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最后再谈一下经亨颐的边款艺术。边款是篆刻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评介经亨颐的篆刻艺术，不能不论及他那令人赞叹的边款创作技艺。近年来，我曾阅过七、八种现代学者印人的篆刻集（印谱、印存），就边款水平而论，尚末发现有人能超得过经亨颐。这些印谱、印存，或全无边款，或有少量边款但质量实在令人难以卒读。边款与印面的创作永平相距甚远是这些学者印人的通病。经亨颐的边款与其印面一样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以《爨宝子碑》行楷和小篆作款，奇崛古奥，别具风采。例如朱文印“享颐藏书”款云： “丙辰五月石禅四十初度，买书栽木，长乐永年。” （见八九页）此作印面四字端严朴实，配以十八字的阳文小篆长款，印面与边款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又如白文印“晚节清风”两面款: “颐渊画印。此石得于秦淮河小肆，十九年颐记。” （见八四页）此印两面款皆用《爨宝子》碑意行楷刊刻，所不同的是一面横书，一面数行直书，布局错落有致，拙趣盎然。此款充分体现出经氏浓厚的书法功底和高超约布局技巧。
作为学者的经亨颐，由于未享大年，六十一岁即已过世，篆刻作品流传数量偏少，无疑会减弱他在现代印坛上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存作品中体察到他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发展轨迹，从而获取某种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