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平米的祠堂，供着深圳第一个「李」：上李朗凌氏，与中国第一座礼拜堂

凌史编

深圳姓氏史 · 第 01 期

康熙五年的李朗河上游，凌育千带着五个儿子落了脚。村名因「朗花」而来。一百多年后，这片客家村落里，落成了一座二十平方米的凌氏宗祠，也落成了全中国第一座礼拜堂。

01先说这条河的名字

南湾街道上李朗社区，李朗河的西岸。今天坐地铁十号线到上李朗站下车，出站往北走几百米，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很难想象，三百多年前这里是大片荔枝林和荒地。

「李朗」两个字，本地人读作「李蓢」的旧音。客家话里，开花叫「朗花」。相传早年间这一带李树成片，春天一到满山白花，先来的人就管它叫李朗。后来凌氏立村在李朗河的上游，为跟下游的「下李朗」区分，上游叫上李朗，下游叫下李朗。

旧志上写的也是「李蓢」这两个字。蓢，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郎，指的正是野生的李树。一个村名，把一棵会开花的树留在了地名里，也把客家人对土地的嗅觉留在了地名里。

关于凌氏从哪来，族谱写得清楚：布吉凌氏的一世祖叫凌日林，清初从嘉应州大拓，也就是今天的梅州平远石正村，一路往南迁到龙岗布吉老墟。他生了五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叫凌育千。

02凌育千的五个儿子

凌育千生在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一六八五年，卒于清代中期，也就是一七七六年，活了九十一岁。族谱里说，他带着家小从布吉老墟再往李朗河上游挪，在如今上李朗的位置开基立业，成了上李朗凌氏的开基始祖。

五个儿子分头扎下来，凌氏在上李朗慢慢长成了一族。算到今天，凌姓是上李朗最主要的姓氏，村里有凌、有陈、也有别的姓，但说话论根，凌氏是这里的当家人。

真正让上李朗在深圳姓氏史上占一行的，是那座小得不像话的祠堂。凌氏宗祠，清康熙年间始建，到民国十八年，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族里人凑钱重修。重修之后，占地只有二十平方米。

二十平方米是什么概念？今天城里一套小户型卫生间都未必这么局促。可就是这样一间祠堂，门楣上挂着「凌氏宗祠」四个字，两边楹联写的是「河间世泽」「江表家声」。河间是凌氏在北方的一支郡望，江表说的是江南。一副对联，把凌氏从中原到江南、再从江南到岭南的来路，全收进了二十平方米里。

深圳的客家祠堂不少，但像上李朗凌氏宗祠这样，用二十平方米装下整条迁徙线的，找不出第二座。

03一八五二年的那块地

上李朗的故事，在清咸丰二年，也就是一八五二年，拐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弯。那一年，凌氏族人把村子里的一块地，卖给了当时在广东活动的巴色会。巴色会是一个来自欧洲的新教传教组织，那时候正沿着珠江口往内地走。

地卖出去干什么？传教士看中了李朗这片客家村落，安静，离县城远，又靠近后来的深圳墟。他们在李朗办学校、建教堂，把一批客家乡亲带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三年后的1855年3月11日，一座礼拜堂在李朗竣工。后来的研究者把它认定为「中国第一座礼拜堂」，取名李朗福音堂。再往后到1864年，巴色会又在李朗办起一间神学院，叫存真书院。这被许多资料记为「中国第一所神学院」。

也就是说，在深圳还叫新安、还遍地是客家围屋的年代，上李朗一个村，先后接住了两个「中国第一」：第一座礼拜堂，第一所神学院。这件事放在整个深圳的近代史里，都算得上稀罕。



04凌德超与那本族谱

教堂是外来的，族谱是自己的。上李朗凌氏真正立得住的，是一本编得很早的族谱。

凌德超，生在一七六六年，卒于一八五六年，是凌氏里头有记载的第一个动手修谱的人。道光十三年，也就是一八三三年，他主持编成了《李朗凌氏族谱》。那是上李朗凌氏第一次把自己的根，白纸黑字钉死。

族谱之外，凌氏还有一套家训，叫《凌氏廷训七律十首》，一共十条，头一条是「一戒犯伦」，第二条是「二戒淫行」，一条条排到最后，是「十戒废业」。戒的是乱伦、戒的是荒废、戒的是不务正业。客家人治国齐家的那套道理，被凌氏压成了十句七言诗，让子孙挂在嘴边。

凌德超修谱那年，凌氏在上李朗已经扎了快两百年根。一本族谱，把五个儿子的后人，重新数成了一家人。

05从飞虎队到东江纵队

上李朗凌氏不止守祠堂。翻开这一族的近代人物，几个人物的去向，恰好拼出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最典型的几条路。

凌元康，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九八年卒。他后来去了美国，进了陈纳德的飞虎队，做到少校。一个深圳客家村的子弟，飞在滇缅上空打日本，这是上李朗人自己都常提的一桩荣光。

凌宏康，一九二八年生，二〇〇五年卒。一九四四年，他参加东江纵队，在本地一带打游击。东江纵队是华南抗日的主力之一，凌宏康走的，是留在本乡本土抗日的路。

凌文辉，一九七〇年生，一九八七年卒。那一年，他为救一名落水儿童牺牲，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烈士。他死的时候才十七岁。村口那块烈士的牌子，比任何家训都直白。

一个村，飞虎队的少校、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救人的小英雄，三种活法，同出一族。凌氏的家训没有说要当英雄，只说别犯伦、别废业，可后人都照着做了。

06重阳那天的村球场

今天的凌氏宗祠还在，二十平方米没变。旁边还留着几处老物：上李朗炮楼院，民国年间建，约二百五十平方米；大斜埔老屋，清末遗存，约两千二百五十平方米，带一座五层炮楼；再有田心围屋、仁安世居、庆吉吾庐，各有各的年头。

习俗也还在。清明，族人去上沙湾墓园扫墓；重阳前后，村里在球场办集体祭祖，住在香港、住在牙买加、加拿大、法国的凌氏后人，会专门回村。一二〇个港胞、五十六个华侨，把上李朗的「朗花」开到了海外。

二〇一五年底，上李朗本村户籍人口八百五十二人，最年长的九十九岁，是个阿婆。外来人口两万出头。一九九三年，全村整体搬进上李朗新村，老村留作记忆。二〇二〇年，村民人均分配四万元。

地铁十号线通了，上李朗站就在村边。当年凌育千带着五个儿子走来的那片荒地，如今是深圳中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社区。唯一不变的，是那座二十平方米的祠堂，和祠堂里「河间世泽」四个字。

07上李朗留给龙岗的话

上李朗的「小」，在深圳客家村落里少见。二十平方米的凌氏宗祠，紧挨着中国第一座礼拜堂，提醒我们：龙岗的近代史，不只在工厂和园区里，也在这样不起眼的村角。凌氏一族，从梅州平远一路南迁，康熙年间落定李朗河上游，靠的不是声势，是肯在一块地上扎根的耐心。

今天的上李朗，已是南湾街道的一个社区，地铁十号线直达。凌氏后人，有的还住在村里，有的散到四处。但每年重阳，村球场还会聚起凌氏族人——那是凌德超当年编谱时定下的团圆心意，传了一百多年没断。一个宗族，靠一座小祠堂和一场重阳聚会，把根留住。

龙岗姓凌的村落不多，上李朗算一处代表。它提醒我们：姓氏史要说大姓大族，也要说每一个具体的人，怎么在一块具体的地上，活成一条具体的线。上李朗的线，从平远到李朗河，从康熙到今天，细却不断。这，就是龙岗该记住的「小」。

更难得的是，上李朗把一个「开放」的故事，写进了姓氏史。当年凌氏族人把地卖给巴色会，换来的是学校、教堂、神学院，也换来一种和外面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客家村落未必都封闭，上李朗就是反例。一座小祠堂，能装下第一座礼拜堂，也能装下走出去的眼光。

如果你坐地铁到上李朗站，出站往北走几百米，那排楼房里就藏着凌氏宗祠。它不大，门楣上「凌氏宗祠」四字安静。可只要你知道，这座小祠堂边曾立起全中国第一座礼拜堂，就会明白：龙岗的「第一」，不一定都写在园区招牌上，也写在这样的村角里。

上李朗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凌氏宗祠门楣上的「凌氏宗祠」四字，和两边「河间世泽」「江表家声」的楹联，把凌氏从中原到江南、再从江南到岭南的来路，全收进了二十平方米。一副对联，半部迁徙史。读懂这副联，就读懂了上李朗为什么小却重。

今天的龙岗，天天在谈更新、谈产业、谈园区。可上李朗这样的村角提醒我们：城市的根，不只是经济数字，还有凌育千带着五个儿子落地的那块坡地，还有凌德超编的那本族谱。一个区，若只记得园区面积，忘了村角里的祠堂，就算不上真正认识自己。

所以，上李朗值得被写进龙岗的姓氏史，不是因为它大，恰恰是因为它小。小到一座祠堂只有二十平方米，小到一个村只供一个「李」字，却小得足够把一条迁徙线、一座礼拜堂、一本族谱，都稳稳接住。这，就是龙岗该替自己留住的「小」。

· · ·

本文所述上李朗凌氏建村、凌氏宗祠、李朗福音堂与存真书院、凌德超编谱及凌元康、凌宏康、凌文辉等人物事迹，均依据公开地方文史资料与族谱记载整理；个别口述细节标注「待考」，未作杜撰。

我们将认真听取意见，及时核实并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