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性战——西门庆的性疯狂

jakarta

中国人一方面在顶礼崇拜着生殖器，一方面又以礼教的绳索去捆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联系到茅盾的论述，这悖论又呈现另一副面貌：

一方面是任何描写恋爱与性欲的作品在中国都遭到礼教的严禁，一方面是中国自古到今描写性欲（性交）的作品已蔚为大观，其赤裸裸的程度足以独步世界。


这种阉割手术，是将“万恶淫为首”、“谈性色变”的观念付之实践，企图将《金瓶梅》变成“无性文学”才罢休。




正如袁中道所云：
《金瓶梅》“非人力所能消除”。何况越是禁就越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人们千方百计弄来一睹为快。历来的禁欲主义的种种举措总以培养一批纵欲主义者告终，就是这个道理。魏明伦曾不无刻薄地说：

“遗老遗少于四书五经之侧，常看《金瓶梅》，边看边骂女人坏，边骂边看坏女人。”魏明伦《〈潘金莲〉附记》，《戏剧与电影》1986年第2期。多少反映了某个读者层次的阅读心理。其实禁欲主义往往源自于有话语霸权的纵欲主义者。然而来自不同层次读者的热望，却是《金瓶梅》经久不衰出版的原动力。


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法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

《金瓶梅词话》书影

“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的”，

而提倡“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9、8页。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颇有几分风度：


（他）生得十分浮浪。头上戴着缨子帽、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才，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第二回）


——这是潘金莲眼中的西门庆。西门庆在作者笔下本为“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是那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到了潘金莲眼底则另添一番风采。潘金莲善曲，所有能以诗曲中（也是她心中）的多情美男子张生、潘安来比拟眼前的美男子。不仅如此，没对上几句话就互送秋波。潘金莲“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以至作者将《西厢记》中张生的“惊艳”情节：

“怎当她临去那秋波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儿也意惹情牵。”转移给了潘金莲：

“只因临去秋波转，惹得春心不自由。”——这才叫“帘下勾情”。应该说西门庆给潘金莲之“审美第一印象”实在太美了。即使以贵妇人林太太的眼光来看，西门庆也“身材凛凛，话语非凡，一表人才、轩昂出众”，颇有吸引力。林太太是悄悄从房门帘里窥见了这位西门大官人，才愿掀帘接纳他的。


以王婆所谓“挨光”（即偷情）的五项基本条件：
潘（潘安的貌）、驴（驴大行货）、邓（邓通般有钞）、小（青春年少，就要绵里藏针一般，软款忍耐）、闲（闲工夫）来衡量，西门庆也颇为自信：



实不瞒你说，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虽比不得潘安，也充得过；第二件，我小时在三街两巷游窜，也曾养得好大龟；第三，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虽不及邓通，也颇过得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游闲工夫，不然如何来得恁勤。


这是西门庆为勾搭潘金莲向“中介”王婆所作的自我介绍。自古“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但西门庆所言，除第四条有些出入，其余的基本符合实事。在《金瓶梅》世界里能显现如此综合实力的男子，舍西门庆似乎难有第二人。即使如此，西门庆也未必能成为那个世界里的第一性感男人，关键还在兰陵笑笑生怎么去描写和看待他。


我非常佩服叶舒宪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的精彩解说。他说：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看，笑笑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同他的道德家的立场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的。《金瓶梅》的张力结构充分表明：

作为道德家的作者所痛恨、所控诉的，正是作为美学家的作者所激赏所赞叹的同一种东西——性。


这样一种伦理标准同审美标准的内在冲突，使《金瓶梅》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用道德尺度去看是善良的人物，却在审美意识表现中成了丑的形象，而恶的化身——男主人公西门庆却被作者赋予了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