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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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天下大乱之时，正是出枭雄之日，如鲁迅所谓的“不满者想变法”。秦末之时，项羽作为比较有战斗力和军纪严明的起义军，是灭秦的主要力量，但项羽的楚国贵族出身也局限他不能大开大阖，所以他的每次失误都让人记在心中，鸿门宴就最能反映项羽的贵族心态。鸿门宴是项、刘产生矛盾后的最初一次正面交锋，刘邦有叛臣曹无伤，但被项羽出卖了；而项羽有叛臣项伯，却保护了刘邦，项差刘之一。

项羽在不该杀人时举刀，在该杀人时用仁，乃妇人之仁。如：“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项羽本纪，史记三〇〇页，下同）敌来攻城，无论城中兵民一定会死抗的。待到破城之时，百姓有何威胁，杀之则失天下民心。如现代战争，说是攻击敌方军事目标，不管你是有意还是误炸居民区，都会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又如，秦军绝对主力章邯，不仅是项羽的杀“父”（项梁）仇人，也是因赵高祸己，不得已才投降了项羽。项羽封章邯为王，反杀章邯手下兵卒二十万，兵卒对羽有怨。又如，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是项羽一生中最大的失误，结果纵虎归山，成为心腹大患。又如，杀子婴、义帝，天下弃之。又如，田荣反，项羽“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三三一页）。发展到坑杀降兵不说，还祸及家属，项羽能不四面楚歌吗？

当项羽看到始皇时想到了自己，发愿：“彼可取而代也。”所以等到灭秦后，便急忙“分田分地真忙”了：自称西楚霸王，还把子婴、义帝杀而心安，觉得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无人与他争帝位了。谁知，当年都是流氓无产者而王天下的，经历又相同，又有亡命和渔利的思想，有几人像陈婴母那样的想法：“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二九八页）结果，做了天子，项羽便开始党同伐异，最后与刘汉对决，当年的诸侯有谁救他，还不是都在做着“彼可取而代也”的皇帝梦哩。

项羽只是一个代表，由古而今，有几个皇帝与当年的战友最后不是兵戎想见的。在这一点上，范蠡绝对是先知先觉者，当人们还在等待封赏时，范蠡遗书给他的战友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勾践世家，一七四六页）范蠡与勾践君臣二十多年，太了解勾践的性格了，所以临走前，他还给勾践写信道：“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说：你要不走，我给你土地；你要敢走，我就杀了你。但范蠡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于是“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即使齐国请他重出江湖，他告之：“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结果呢，“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让范蠡吃干饷（越王勾践世家，一七五二页）。而同是臣子，文种看不出苗头，越国复国，文种落得被逼自杀的悲剧下场（越王勾践世家，一七五二页）。

刘邦本也是胸无大志之辈，满足于美女走马，所以刚进咸阳时就不想走了。等打下项羽的王城彭城时，“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等到项羽与之势均力敌无奈接受鸿沟为界的停战协议后，刘邦不想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反欲回四川做个小诸侯。但刘邦与项羽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刘邦能听进劝，心里怎么不痛快也不表露出来，有时还会自找台阶，如对郦食其洗脚，拿儒生帽溺尿；又如对韩信，“要做就做真王，做假王干什么”。对彭越、韩信的收买也是一样。所以，项羽最初给诸侯封地，但仍未能使其归顺，却纷纷跑去帮刘邦了。

从兵临城下、四面楚歌、悲而赋歌、困兽犹斗、乌江自刎，这一大段栩栩如生的描绘，与其说是司马迁寄笔于同情霸王，不如说是更看透了项羽的匹夫之勇。项羽一直在说“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诚然，违天意民心，岂能不败？所以刘、项争雄每每以刘邦失败告一段落，但项羽一败便永无翻身的可能。项羽死得慷慨，但死得毫无价值，至多是令文人墨客洒一掬同情之泪，演绎些凄美的爱情（？）故事。所以司马迁在总结项羽的一生时说他“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深刻至极。

项羽对不降之城采用的是坑杀、屠城，而在项羽死后，鲁地拒不投降，刘邦亦不屠城，还为项羽发哀，“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赐姓刘”，多少还是做秀（？），还有点英雄惺英雄的意味在其中。

案：秦二世元年为前209年，此时刘邦四十八，那么，刘邦是生于前257年，为周赧王五十八年。项羽死于前202年，死时三十一岁，则项羽生于前233年，项羽比刘邦小二十四岁。项羽死时年仅三十一岁，与老谋深算的刘邦比，他真的是太年轻了。

项羽的匹夫之勇和滥杀无辜，早在他称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楚怀王打算出兵攻秦都咸阳，项羽作为最能征战的年轻人，在诸老将面前竟失宠，理由是“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诸所过无不残灭”。刘邦则因符合“长者”条件而直指咸阳。怀王又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同时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明显对项羽不放心。此时为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当年闰年），即前208年。此时，项羽面对的是秦军最为强大的章邯军，场场恶战。项羽降得章邯，诸侯归附，兵力达到四十万，而刘邦只有十万。可想正是由于项羽吸引了秦军主要兵力，刘邦才得以入咸阳。但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在这一点上又占得先机。同为灭秦功臣：一个是灭秦主力，一个是灭秦国都，所以在随后的鸿门宴上，项羽迟疑不肯杀刘邦，恐怕也有怕背被天下人詈骂杀自家功臣的思想包袱。总之，项羽因其刚愎性格过早地被历史筛除了。

汉初提出的“约法三章”的确是中国成文法史上的丰碑，虽说它是针对当时秦法严苛而作的修正，但其中很明显地区分此前后的法律规定的特点是：一是删除了阶级属性，更具近现代的人权、民主特征；二是讲究法理，只对罪犯本人实行惩治而不祸及其他；三是有了量刑标准和执法的客观法、可操作性。（《汉书·文帝纪》：“约法令。”师古曰：“约，省也。”（一〇七页））“约法三章”仅十个字，不可能量化得细致，它作为法的“总则”提出，已经考虑到犯罪的社会影响及其复杂性，所以提出“伤人及盗抵罪”，这和现代的刑法何等相似。要知道，刘邦提出“约法三章”时还不是皇帝，为的是使社会局面稳定下来，属国治过渡时期的权宜应急之法，但因其合乎法理和顺乎民意，所以比项羽的武伐更受欢迎是可想而知的了。而在刘邦与父老约法三章时，项羽正在新安坑杀秦降兵二十万之众，谁还能拥戴项羽？待到项羽西行，“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三六五页）。项羽以武慑民，只是坐在火山口上，后来被田父所欺，误入大泽，汉军才得以追而杀之。人心背向已经注定项羽必亡无疑了。

项羽围刘邦于荥阳，刘使陈平行贿离间项羽和范增，又使女人扮兵士、纪信扮己诈降，自己从骑数十人逃遁，刘邦在一生中不只一次使用过这样的金蝉脱壳之计，后来在白登山被围七天，也是故伎重施。所以刘邦能战胜他最强大的对手项羽。而项羽的无颜见江东父老，看似体面，实则于事无补。有人说项羽“沐猴而冠”，便被项羽煮了；而刘邦战韩王信后也衣锦还乡时，与民同乐，又酒又歌又舞，“道旧故为笑乐”，毫不在乎乡民提及他过去的糗事，这在项羽是绝对做不到的大度。当然，这与刘邦的无赖性格也不无关系。

高祖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三八一页）

这是刘邦对自己所以能击败项羽而得天下的自我总结，给后世领导者以借鉴，那就是：一个卓越的领导不见得是专家，但一定要知人善任。古代得天下凭武力征服，有了张良总参谋长、萧何总后勤部长兼总装备部长、韩信总司令，项羽凭自己单打独斗，焉能抵住刘邦？从项羽身上，依稀可见三国时期吕布的影子，都是匹夫之勇。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历史，高起、王陵完全是从部下的眼光和思维中认识成功与失败的：“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三八一页）做部下的希望从胜利中得到什么？就是高、王二人反复提及的一个字：利！在他们眼中，刘邦不能算是好领导，因为他“慢而侮人”，但他能让替他卖命的见到眼前利益：“所降下者因以予之”。相比项羽，只是在说与做上是贵族、绅士：“仁而爱人”，不会扔肉骨头给鹰犬，所以到最后，他的朋友变成了他的敌人，敌人却仍是敌人。刘邦起于社会底层，没有贵族的礼义束缚，看社会与人生更为真切，做事也能更为实际。另外，从他的行伍经历也使他明白抛肉骨头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汉王）乃进兵追项羽……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三七八页）原本约定好共击项羽，但到时韩信、彭越抗命不遵，不来合围，结果让刘邦吃了败仗。韩、彭二人为何爽约？只因他们想得封地，而刘帮一时小农意识性起，就是不答应，等吃了败仗后终于得到了教训。据《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四九页）当时韩信拥兵三十万，比刘邦还多，又有将才。封官封地之后，鹰犬即至，才上演了千古绝唱“兵围垓下”。

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我们重新审视楚汉相争的这段历史，谁还会去做君子？英国人虽然比我们晚熟，但人家不受东方观念束缚，公开宣称：“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诚斯言也，诚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