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祠堂的匾额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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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的匾额有什么用处？

匾额发轫于先秦，定形于两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自汉以来，匾额从标识、命名功能走向精神意义之寄寓等，成为哲学观念、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之反映，并升华为一种深层次之心理表像与精神象征物。

在汉代，匾额除了题名建筑等外，又被作为旌表之物，用来表彰劝奖士民，即对士民某一德行之认同与表彰，由此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物。

《后汉书．百官志》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至唐代，匾额大兴，“无颜不匾”、“十匾九颜”之说。

明清至民国时期，匾额盛行，已进入社会各个方面，形制完备，礼制规范。尤其是用于旌表之官方匾额，作为一种官方表彰方式，逐渐成为一种礼俗，承担起礼仪规范与道德教化之功能。

匾额是祠堂之灵魂，有画龙点睛之妙用。祠堂中之匾额数以万计，其功用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一、标识名称，显扬自我

标识名称是匾额之基本功能。祠堂之名号匾和堂号匾皆有此功能。名号匾如黄氏家庙（田庄乡洪流村）、别驾第（金山村田心组）、三代明经（土桥镇土桥村）等，皆具有标识名称、显扬自我之功能。

二、激励精神，标榜荣耀

匾额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是一种心理表像，是一种精神激励与暗示之表达方式，其背后有著一种无言的精神凝聚力。

如中丞公祠（城郊乡益道村）有明嘉靖皇帝御赐时任福建左布政使范辂的“文章节气，师表缙绅，忠义勤劳，功施民社”匾。

匾额由物质之形式转化为精神之象征符号后，表彰受匾者之功德并使其获得荣耀与名利及一定的社会地位，成为一方表率，用以激烈士民效忠朝廷，遵行官方认可之道德规范，是古代统治者治理天下之手段，于清代极为盛行。

匾额之题写、馈赠亦成为仪式，具有整饬人心之作用，德高望重之贤达题写匾额无疑不仅只是对受匾者德行之记录与称颂，更是使得受匾者之身份获得提升。

受匾之过程则为受匾者显示荣耀与名利以及对民众进行教育、鼓励之过程。他人则受此影响，会潜移默化地遵从此道德规范与礼仪。

因匾额之表彰获得社会舆论公认，故而足以激励更多人以求获得匾额，以自我标榜与提升门第。

其中之玄妙如胡煦《请博举孝弟疏》所说：“……各给匾额……以荣其身。……此例一倡，必有心知其荣，守礼奉法，观感而继起者矣。……夫愚贱有何知识，不信耳而信目，不唯其传言之可听，而惟其前事之可师，当亦情势之必然者也。”可见，朝廷通过授匾之表彰和心理之暗示，不论贤愚，皆可得到教化，认同并敬畏之。

三、推崇功德，彰显名位

祠堂匾额之多寡，反映出一个宗族兴旺发达是否。一个宗族出过达宦名臣，有权有势，在当地声望与地位高，祠堂内匾额则多。反之，则寡。

凡是出过达宦名臣之宗族，其祠堂悬挂之匾额不仅明显多于未获过功名之宗族之祠堂，而且匾额题赠者之身份也更为显赫。如朱氏宗祠（城郊乡津江）有民国时期之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赠匾，克纪公祠（城郊乡津江）有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所赠匾，中丞公祠有明嘉靖皇帝赠匾等。

功名显赫是一个宗族走向繁荣昌盛与在当地拥有较高地位之根本，故而汝城祠堂中，以功名匾为最多。

如克纪公祠（城郊乡津江）、太保第（外沙乡外沙村）、叶氏家庙（土桥镇金山村）等之功名匾共计百余块。

四、公认成就，表彰价值

祠堂、牌坊匾额相当于今日之勋章与奖状，不仅是对个人或宗族之表彰，也是其成就之宣示，实现人生价值而获得公认之“成功”。

如太保第（外沙乡高村）之“理学名臣”、叶氏家庙（土桥镇金山村）之“名节古稀”、现存之“绣衣坊”（为范辂而建）、岭头“节孝坊”（为朱光壁之妻胡氏而建）等匾，均是如此。

对于一个宗族而言，不管是官府或帝王之旌表匾额，还是民间私人或集体馈赠之匾额，都不仅一种荣耀和精神象征，更是一种成就。

所以求匾、题匾、制匾、迎送匾、赠匾、升匾（挂匾）和答谢筵席等，礼仪规范齐备，场面隆重热闹，壮观威严。受匾额者，如获至宝，认为是极高之礼遇，人生价值之表彰，功就之公认，感到无比荣耀。

五、整顿人心，激发自觉

祠堂、牌坊之匾额内容美好吉祥，又用正大之榜书题写，可反衬出宗族之权威与等级秩序之合理合法性，使人生敬畏之心，激发家族文化自觉。

匾额高悬祠堂，肃穆庄严，威仪十足，更可激励后人勇猛精进，传承美德，开拓创新，光大门第。

祠堂是宗教场所，必须体现出静穆威严之气象，也是整饬与提慑人心之处。所以作为标识祠堂名称之匾额，要表现出正大开阔、静穆严肃、气势沉雄之意境，使人感到敬畏，以更好地衬托出祠堂之威仪与价值，折射出祠堂之象征意义。

譬如朱氏祠堂（城郊乡津江村）之名号匾“朱氏祠堂”、“五经世第”，浑厚苍劲，端庄静穆，颇具庙堂之气，而且还有神气与古意，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积极向上之审美意境，一种因历史之悠长而形成的莽莽苍苍之视觉效果，彰显出祠堂之古老与威严，与追述久远历史之门联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