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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的革命叙事与泉州三十年代的民众运动
内容提要
在影响有关巴金革命叙事价值评判的各种因素中，“真实性”问题始终是个关键。如果不囿于已经遮蔽某些事实的历史著作而从当年的历史文献追寻，的确可以窥见二三十年代泉州一带民众运动勃然兴起的局面，可以感受巴金革命叙事中的历史氛围。因此，过往文学史叙述中有关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命名和界定还得进行新的推敲，对在某种程度上已被遮蔽的“历史”以及“革命文学”的命名也很有必要进行全新的审视。
在三十年代前期巴金小说中革命叙事占了大部分的篇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巴金也因此被认定为“革命文学”作家。五十年代之后，出于建立意识形态规范、划分政治阵线的需要，巴金叙事中的革命性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所谓“历史”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缺失成为彻底否定巴金这类作品的理由，曾经在读者心中被当作革命领路人的巴金，也就以“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判”的民主作家的身份被定位于文学史。本文无意于作家身份的重新认定，而只是尝试回到原初的历史文献，考察巴金“革命叙述”的“本事”，并对围绕所谓的历史真实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从1929年正式登上文坛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巴金作了十余部中长篇小说和十本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都以年轻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主要内容，表现爱情与革命的矛盾、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字里行间充满著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同时又都充满著革命的罗曼谛克情怀。正因为如此，在共时接受中，巴金主要也是因充满鼓动力的革命叙事为当时许多读者所接受。1929年04月，巴金的成名作《灭亡》连载完毕，次年，就有读者发表读后感，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地表现出“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的期待（01）。甚至还有读者到晚年还回忆道：“巴金先生初期作品《灭亡》和《新生》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推动我努力争取投向革命的洪流中去”（02）。左翼作家陈荒煤后来也撰文谈到：“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还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的时候。……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03）
但同时代一些批评者（特别是左翼批评家）对其“革命”叙事的思想性和真实性也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与巴金同属安那其阵营的毛一波在1929年
9月发表的文章中认为：“《灭亡》中的主人公，是较接近于理想化的。也许，它还是一种主义的人格化呢”（04）。后来谷非（胡风）批评了巴金的中篇小说《海的梦》，认为“像作者所写的，没有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统一了感性与理性的实践情绪，只有抽象的‘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的合理的东西的渴望’”（05）。惕若（茅盾）在批评巴金的《电》的缺点时则说：“不错，这里有些活生生的青年男女，可是这些活人好象是在纸剪的背景前行动，——在空虚的地方行动。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单纯化了的社会中，而不是在一个现实的充满了矛盾的复杂的社会中”（06）。而老舍也认为：“巴金兄”“有颗极玲珑的浪漫的心。在创造的时节，大概他忘了一切，在心中另开辟了一个热烈的，简单的，有一道电光的世界。这世界不是实在经验与印象的写画，而是经验与印象的放大”（07）。
对巴金小说思想性和真实性的讨论或批评并没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播，巴金还是以“革命文学”作家的身份被定位于当时及后来问世的一些文学史中。1929年
9月，谭正壁在其《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写到：“最近，革命文学的呼声，由一二人的提倡，渐呼渐高起来；这派作者如蒋光赤（后改名光慈）、杨邨人、钱杏邨、龚冰庐、巴金……都很努力于新写实主义的作品，他们笔尖下所写出的，都是热血、愤怒……等种种制造革命的原料”（08）。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则把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前夕的作家分为四派，认为其中“第四派代表新兴文学的一系，虽然这些人的立场并不相同，其态度前进则一，茅盾巴金可称是这一派的两大领袖，同派的有蒋光慈、钱杏邨、龚冰庐、丁玲、胡也频、张天翼、以及后起的吴组湘、艾芜、芦焚、何谷天、萧军、欧阳山等。他们可称为新写实主义者或新浪漫主义者，用的都是新的题材，写社会的不平，和弱者的反抗”（09）。至共和国成立初年，蔡仪在其《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中，也还是把巴金的作品列入“革命文学”一派（10）。
但大约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巴金革命叙事中的思想性和真实性问题终于被有组织地提出讨论（11）。当时讨论巴金的创作目的无非两个，一是从政治的角度甄别巴金在文学史上的身份。这一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李希凡在文章中谈得很清楚：“巴金同志的作品，大多数是写在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的时代，而它们又以革命文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可是，作品所宣扬的却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具有尖锐的性质了”（12）。二是从历史的角度否定巴金革命叙事的真实性。这一工作是完成前一工作的基础，同时也牵涉到如何合法阐释近代中国历史的问题。丁易在其《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不容置疑地认定：“在中国现实社会里，巴金作品中所想像的那种模糊的虚无的革命是不存在的”（13）。此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
9月）和稍后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
4月）虽还没涉及这一话题，但王瑶到1957年论及《爱情的三部曲》时也说：“由于这种构思和现实生活之间有了距离，因而艺术的真实性也就受到了一定的损害”（14）。而据称以著者1958年至1959年间“修改过的”“《讲义》本为基础”修订再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认为：“把这样的人物（指‘从《灭亡》一直到《爱情三部曲》里面的主人公’，笔者。）当成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者’来加以描写和歌颂，不能不形成为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非真实的反映”（15）。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则明确表示：“作者所要写的革命，并不是当时现实中的革命，那只不过是作者脱离实际而作出的虚构罢了”；“巴金创作中的一个大问题便是不够真实，甚至与现实恰恰相反。是的，巴金的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不同作品的程度不同）但真实性更主要的取决于是否反映了社会现象的本质”（16）。
于是，所谓“历史”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缺失成了彻底否定巴金这类作品的理由，巴金最终也就以“民主作家”的身份被定位于中国现代文学史。
二、
对于作家政治身份的认定，巴金似乎不大在意；而且，五十年代之后的这种认定一般也由不得作家本人。但从三十年代开始，巴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作品的真实性的辩护。他不断地为自己再版的作品写“序”，不断地发表“作者的自白”、“谈自己的创作”、“创作回忆录”，强调自己写作如同在生活，强调自己文学上所走的道路和生活上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表明自己对于读者的真诚。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自己小说题材的来源，公开自己笔下人物、情节的“本事”。人们有时可能会为巴金不断絮絮叨叨自己作品而感到惋惜，但想想朋友和评论界对其创作的各种意见或指责，应该也能体验到作者数十年间不断的告白与解释的良苦用心和种种无奈。
巴金的努力似乎很难改变人们对其这类小说的看法，以至于有时作家本人也不知不觉中地趋同于外界的议论。如1930年年初，巴金就写下了《〈灭亡〉作者底自白》（17），以图改变人们对《灭亡》的误读。后来，在《写作生活底回顾》（18）等文中，他又多次谈到这部作品。甚至到五十年代的《谈〈灭亡〉》（19）里，他还试图进行最后的辩解。但到八十年代初，巴金认真地为四川人民出版社选编了十卷本的《巴金选集》，并表示不让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再版，他说：“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20）。但是，这选集里却没有选入《灭亡》这部作品。
但也有例外。对于《爱情的三部曲》，特别是其中的《电》，巴金不管外界作何评论，他一直不讳言自己的珍爱，并且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著她。
在三十年代中期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里，巴金说：“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著《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他说《电》“这本书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爱它”（21）。在四十年代的文章中他又说自己“私心颇喜欢”《爱情的三部曲》和《激流的三部曲》（22）。同时也正是作者委婉的透露，人们也才了解到，《电》的故事取材于作者的安那其朋友们的斗争经历，取材于三十年代福建泉州一带的民众运动。
当然，作者也有难言之隐。在三十年代的《总序》中巴金就已经谈到，“关于《电》我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在这里却又不便把它们全说出来”。“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现实生活而且深入到那里面去过的人方可以明了它们的意义”（23）。新中国成立后，他一方面从不放弃《爱情的三部曲》出版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尽量不谈这部小说。在五十年代的《谈自己的创作》和八十年代的《创作回忆录》中，巴金几乎谈遍了从《灭亡》到《寒夜》的大部分中、长篇小说，唯独不谈《爱情的三部曲》。但和这相对照的却是，在三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除了小说本身，巴金以泉州或在泉州认识、活动的过的朋友为话题，写下了《朋友》、《海上》、《月夜》、《黑土》、《写给彦兄》、《怀念陆圣泉》、《悼范兄》、《纪念憾翁》、《怀念叶非英兄》、《关于丽尼同志》以及两篇同名的《南国的梦》等一批饱含深情的散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直至逝世，很少承担名誉职务的巴金一直是泉州黎明大学（黎明高中是其前身）的名誉懂事长，并且一共赠送给该校十一批共七千余册的图书（24）。到1987年12月18日他还满怀敬意地说：“多少年（四、五十年吧）过去了，那些熟人中还有少数留在原地，虽然退休了，仍在做一点教育工作。……真是‘理想主义者’！”（25）
毋庸讳言，谈论《爱情的三部曲》最大的障碍在于“安那其主义”。巴金年轻时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并为其献出过宝贵的青春；中国安那其运动最后以失败的、反动的面目载入史册，巴金也由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但他是否就真的心悦诚服呢？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18日，在致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CRIA的法文信中，巴金还表达了对安那其朋友过去在福建泉州的活动的怀念，他说：“在福建，只有在福建，才有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不大，但这是一个真正的运动”（26）。到了晚年，当人们再就这相关问题与其交流时，他则总是“沉默著，未置可否”（27）。
实际上，在总体上把握中国安那其的历史命运的同时还应看到，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安那其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广东的新会、广州，福建的漳州、厦门、泉州，浙江的杭州、温州以及上海等地，仍然有这方面的活动。但对《爱情的三部曲》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指责说，作品所描写的革命斗争是作者的空想，因为在三十年代，除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安那其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可能进行那种实际的斗争。所以，从历史的隧道中搜寻三十年代泉州民众运动的印记，考察巴金当年与泉州之关系也就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关键。
三、
据范天均、陈佩刚、秦望山等人的回忆（28），早在1918年，陈炯明的粤军占领漳州时，梁冰弦、刘石心、区心田等先后到漳州创办《闽南新报》，宣传安那其主义，在漳州、厦门和泉州等闽南地区播下了安那其种子。二十年代初，秦望山借国民党及当地军阀的招牌，办“干部训练所”，办“宣传养成所”，先后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泉州的安那其运动培养了梁龙光、袁国钦、袁继热、谢仰丹（谢真）等一批骨干。二十年代后期，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开始实行专制统治，于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安那其主义者（包括日本的岩佐作太郎，朝鲜的金九、李又观、李箕焕、许烈秋、柳子明等）聚集到泉州一带。他们借国民党县党部之名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以及学生联合会，进行安那其宣传，组织开展民众活动。1929年在中山路的武庙（关帝庙）创办的黎明高中，1930年创设于泮宫附近文庙（孔庙）内的平民中学也成了当时活动的重要据点。先后在这两所学校任教的文化人包括作家鲁彦、丽尼、陆蠡；音乐家吕骥、戏剧家张庚、译作家诸候、静川、伍禅、吴朗西；生物学家陈范予，历史学家杨人楩以及巴金的留法好友、社会学家吴克刚、卫惠林等。1934年夏，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先后为国民党当局查封，泉州一带的安那其运动才开始走入低潮。
巴金曾于1930年8、9月间，1932年4、5月间和1933年
5月下旬三次到泉州旅行访友。这期间正是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由初创进入兴盛的时期，也是泉州民众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学校的气氛、朋友的精神以及当地民众运动的状况，都给巴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年后，巴金在《黑土》中回忆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与感受：“有一个时候，我的确在那些好心的友人中间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人物。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著那些使我们的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著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著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去搥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著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著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我的心至今还依恋著那个地方和那些友人。每当这样的怀念折磨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隐约地现出了那个地方的情景。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著一切的土地上活动著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心由于感动和希望而微微地颤抖了”（29）。
1931年刚开始创作《雾》时，巴金并没写成三部曲的计划，更没把泉州的朋友的活动写入作品打算。但1932年4月，他动身去泉州住了三个星期。巴金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还是在太古公司的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个破庙里写成。这破庙在那时还是一所私立中学校的校址，但如今那个中学已经关门了”。“一个月以后我继续写了《雨》的第六第七两章，又过了三个星期我就一口气从第八章写到第十六章，这样算是把《雨》写完了”（30）。就是在第
6章，方亚丹突然严肃地告诉吴仁民，他和高志元决定到F地去（31）。这是F地在这个三部曲里第一次出现。在这之前，作品的阴郁气很浓，情节也几乎没有展开。从第
6章开始，作品转入紧张的情节展开，气氛也由阴郁转为明快。作者一方面把方亚丹、高志元送到F地去，让李佩珠表达赴F地的意愿；另一方面又匆忙地展开吴仁民与另外两个女性的爱情故事并且迅速让吴仁民从爱情悲喜剧中清醒过来，为紧接著在后面的《电》里出场做了准备。从篇幅上看，小说的前五章约占整篇小说的七分之三，而后面共11章却仅占七分之四。不难看出，泉州之行促使巴金下决心把这个三部曲的最后故事安排在泉州。泉州之行也改变了巴金的心情，因为他从活动在泉州的朋友们身上又一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似乎是中国安那其的又一线希望。
于是，在《雾》中革命仅仅是爱情的点缀，经过《雨》的转化，到了《电》里爱情则成了革命的点缀。但小说的最后，工会、学校、妇女协会被抄，陈清、陈舜民被捕，李佩珠等人落荒逃到城外。就1930年至1933年自己在泉州的感受，巴金为何会又把《电》写成如此失败的结局？或许，作者的确为泉州朋友们的精神和民众的激情所感动，但又为具体运动的发展感到担忧，所以他虚构了运动受挫的故事。因为巴金早就强调过：“无政府党是需要组织的，而且需要严密的组织”（32）；他认为：“要实现无政府主义，除了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外，并无其他的路可走”（33）。或许，这只是巴金的一种预感，但这种预感却很快变成了现实。就在《电》最后发表前后，黎明高中果真被取缔（34），一个月后，平民中学也被勒令停办（35），泉州的安那其运动也由此逐渐走向衰落。
四、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巴金如何写失败，而在于三十年代的泉州是否有过巴金笔下那种如火如荼的民众运动。在带有“正史”性质的《福建工人运动史:
1840～1949》、《福建工人运动史要录（1927～1949）》（36）等著作中，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几乎没有。过往巴金研究者用于这方面论证的材料则大多来自于有关人士几十年后的回忆，皆非原初史料。纯粹用这类回忆性的资料来探讨历史问题，也的确存在著一个信度问题。所以，应该寻找当年报纸的有关报导，来尽可能地还原那段已经被无意忘却、或被有意遮蔽的历史。
查当年的《江声报》（厦门），从1931年5月至1934年
5月的三年间，在泉州（晋江，不含所辖7县）发生的各类民众风潮事件二十余起，其中较大规模的包括：
1931年 5月：泉安汽车公司劳资纠纷，工人罢工；
1931年 6月：泉州渔民反对海味税请愿事件；
1931年 8月：城内商人反对苛捐杂税罢市；
1931年 9月：泉城学校联合反对教育局长吴恩恕；
1931年10月：因征收契税引发晋江伍堡军民冲突事件；
1932年 3月：晋江反日会与许锡安冲突事件；
1932年 6月：泉州西街罢市事件；
1932年 7月：因取缔迷信为人乘机，党部被毁事件；
1932年12月：泉州民、警冲突风潮；
1933年 1月：泉州反日会反对、处罚海关关长事件；
1933年 2月：晋江执委庄澄波被捕事件；
1933年 5月：石狮市民反对契税罢市风潮；
1933年 5月：泉州船工、员警冲突事件；
1933年 6月：泉州初中学校罢课十天；
1933年 6月：泉州高中学生拒绝参加全省会考的罢考事件；
1933年 8月：泉永德公司职工请愿事件；
1933年 8月：城内人力车夫集合请愿事件；
1933年 9月：人力车夫再度集合请愿，公路局被捣毁事件；
1933年11月：民船工会要求撤销船牌税风潮；
1933年12月：员警捕殴群众引发城内各界请愿风潮；
1934年 4月：泉州东西溪，船户三百集合请愿；
1934年 5月：青年学生集会，声援被县长迫害而自杀的护士黄彬彬之家属；
1934年 6月：晋江警队与乡民冲突事件；
1934年 6月：培元初中学生罢课离校，引发各校声援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间在城内举行的较大规模的民众集会、游行也有十余次。这些集会地点大多在黎明高中傍边的中山公园，较主要的集会如：
1931年10月
6日：晋江各界抗日大会，会后游街大示威，参加者两万余人；
1932年
3月16日：晋江学生反日救国大会，会后示威游行，参加者二十九校学生；
1933年 1月28日：泉州各界纪念凇沪抗战周年大会；
1933年 6月
6日：晋江学生联合会反对对日妥协大会，会后游行，参加者二十二校学生；
1933年 6月 7日：晋江各界反对对日妥协示威大会，参加者两万余人；
1933年11月23日：泉州各界倒蒋救国大会；
1933年12月 1日：泉州各界庆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
其中如1933年6月7日的大会，《江声报》10日有标题为《晋江反对妥协二万众示威大会志详／质问中央通电全国回应蒋蔡／全县实行抗日自卫组织》的详细报导，颇能见当年泉州民众运动的历史氛围：
是日会场分农工界，学生妇女界，商界，军界，各机关等。围以小绳，杆上标以五色小旗，临风飘动。会场左门，写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右门写革命民众请进来，并装发播音扩大机，会场布置极为庄严。是日各界均行罢业，晨有工人纠察队十数名，分乘汽车沿街巡察，制止商家不依照休业者。及后微雨霏霏，雷声隆隆，及各团体学校，仍冒雨到会。共有一百五十余团体，及军队保卫团等一万余人，以及自动参加市民，计有二万众。会场里工人纠察队二百余名，维持秩序。主席团县党部代表袁国钦，师司令部代表赵锦文，特别党部代表陶若存，县民众自卫委员会代表袁继热，总工会代表黄也鲁，县政府代表高垣，第二区保卫指挥部代表，各界抗日会代表程永才，商会代表庄子才，妇女会代表张人任，农会代表欧阳某，黎明代表许谦，培元代表黄丽川，学联会吴庆良。总主席袁国钦，记录刘尧基。行礼如仪。由总主席袁国钦报告开会意义……。次由六十一师部参谋长赵锦文演说……。再次特别党部代表陶若存，学联会代表吴庆良，民众自卫会代表袁继热，妇女会代表张人任，相率演说，词意激昂。全场对于打倒卖国军阀政府之空气，异常紧张，实为九一八以来，泉州民气激昂之现象。大会一致通过四提案：一，质问中央为何对日妥协，签定华北辱权协定。二，回应蒋蔡通电，并电请全国一致反对中央对日妥协，彻底抗日。三，电请抗日军，为民前锋，继续奋勇抗日。四，本县民众一致实行抗日自卫组织，充实抗日力量。次高呼口号摄影示威游行。路线是自会场经新街，由新街过东街，穿过承天巷，南大马路，直至新桥头，转向海关至南较场散会。是日游行民众，极为庄重，工人纠察队服装齐备，殊足表现精神。尤以六一师教导队，于大雨淋漓中，经南街直上回部，精神奋发，步伐整齐不变。是晚有学生联合会，在中山公园表演抗日新剧。各街衢有各校化装宣传队宣传抗日云。
在上述风潮、集会等历史事件中，晋江县党部（这期间一直由秦望山、袁国钦、张赖愚等人掌控）、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联会和民众自卫委员会都是活跃的组织。而经常在相关报导中出现的代表或负责人，则包括了袁国钦、张赖愚、袁继热、谢仰丹、张人任、张一粟、王一萍（平）、黄也鲁、欧阳某、叶非英、陈君冷、陈侃、程永才、许谦，等等。这些人大多为原“干部训练所”、“宣传养成所”的学员，或黎明高中、平民中学的教师和学生。
五、
如果再详细披阅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相关报导，还可更为深入地了解或感受到当年泉州民众运动的历史氛围。但囿于篇幅，这里只能就可确认的当年巴金了解到或经历到，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的几个历史事件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一、泉安汽车工人罢工。后来当过晋江县总工会执委的张汉玉（37）1990年回忆说：“巴金来过泉州三次。有一次（可能是第二次——1932年，原注）……袁志伊告诉我：‘继热要和你去见见巴金’。……我跟袁一道到平民中学的一间教室。那里已围坐著许多人了。非英、继热立即把我介绍给巴金。巴金站起来和我亲切地握手，随即询问汽车工会的工作情况，工人生活好吗。我说，住石狮镇的泉安汽车公司的汽车工人曾发动过大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已得到合理解决。其他地方的汽车工人生活还过得去。继热说，石狮工潮的资料已整理好，可以送巴金先生一份。当时在座的尚有一些工会工作者，记得有张一粟、欧阳某、黄雅士等人。他们都谈了各自工会的情况，不久就先后告辞了”（38）。
张汉玉提到的这次罢工影响很大，当时的《江声报》有过详细的系列报导，其主要篇目包括：《泉安汽车工人罢工／工人徐尧卿被护路队开枪伤毙》（1931年
5月28日）；《泉安交通昨午恢复》（
5月29日）；《泉安劳资纠纷资方之理由／泉安昨来电告复工》（
5月30日）；《泉安劳资纠纷已解决》（6月2日）；《泉安劳资纠纷协调后》（6月5日）。详细阅读这些报导就可见当时罢工斗争的来龙去脉，因篇幅关系，此处从略。
二、石狮反契税罢市风潮。1933年
5月巴金第三次到福建，这前后，泉州先后发生石狮反契税罢市风潮、泉州民船工会与当地员警冲突的两件大的民众反抗事件。
石狮反契税罢市风潮始于1933年 5月13日，最后以
5月30日学生请愿团包围县政府，迫使县长接受请愿条件而告结束。对这一事件，秦望山后来的回忆是：“晋江县县长高垣（曾任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的副官长，原注）袭陈受禄故伎，以契税名义，要在晋工筹款
200万元。高首从泉州商户下手，内定城区额数为40万元，且急如星火，数周之内即征收现款20余万元（根据高后来在《泉州日报》公布的数字，原注），商人叫苦连天，但不敢罢市，只半掩店门，高对此熟视无睹。对高的劣举，袁国钦等愤而不平，乃领导学联会带头反对，集合约
400名学生包围县政府，要求高垣出来讲话。适十九路军某师师部就在县政府隔壁，见学生包围县政府，即派一连人包围学生，双方相持不下。高垣要学生推出代表商谈解决，当时有的学生暗藏手枪，即推带有手枪的
8人为代表入内见高垣。双方辩论至为激烈，顷之，学生代表忽一起亮出手枪，厉声说：‘军队在外面包围我们，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和你同归于尽！’高垣吓得魂不附体，当即答应两条办法：一是全县契税暂停征收，候省政府解决；二是将已收的现款帐目，即日在《泉州日报》公布。高垣亲手签字交学生代表。之后，学生代表挟持高垣遣散包围学生的军队，从容整队而归”（39）。
当年厦门《江声报》对这一事件的系列报导共九篇：《反对契税捕人／石狮昨罢市毁局伤警／晋江县率警至警戒／捕七人枪伤一人》(1933年
5月14日)、《石狮罢市殴警续详／原因为市民反对契税／事后捕七人伤一人／警兵亦受伤二人》(
5月15日)、《石狮仍罢市中／昨捕一人封二商店／交涉人释一店启封》(
5月16日)、《石狮反契税／罢市风潮澎湃中／第二三日／官民相持之紧张状态》(
5月17日)、《石狮反契税罢市风潮／党部与县府洽商消弥中／各界请释七人县府已兑／请缓办或酌减复市再商》(
5月18日)、《石狮税潮党政再商善后／商民复市县府即可放人／契税缓征准向财厅请减》(
5月19日)、《石狮税潮已谈判解决／赔偿警局损失契税估值体减／乡长结保肇事人准自新》(
5月30日)、《泉学生昨为契税请愿／提四项高垣均接受》(
5月31日)、《晋江三百余学生／簇拥县府请减轻契税／提出四项县长逐条签认／当场释放石狮在押三人／学生再进行减税宣传》(6月1日)，等等。
就上述报导和秦望山后来的回忆看，其中代表晋江县党部从中洽商协调的正是袁国钦。或许袁国钦无法使具有当地驻军背景的县长退让，最后只好策动学生采用非常手段迫使高垣就范。据6月1日报导，当天中午十二时许，“代表团集中泮宫，每校约二十人，计有培中，黎高、平中、乡师、西师、晦中、泉中、培英女中、泉州女中、南华女中、晋中、晋公、溪亭、西隅、孟群、闽南、崇德、立成等小学，城外到者有南区学联会、法江农中、新华小学、养正中学，计二十余校，约三百人，各校代表团推代表统率，直入县府大礼堂……”。从名单看，当时泉州城内及附城的中小学校几乎全部被组织发动起来。而平民中学所在的县文庙就在泮宫隔壁，该校在这一斗争中的角色也就很清楚了（40）。
三、民船工会与员警冲突事件：泉州民船工会与当地公安局的冲突发生于1933年
5月24日，中经总工会介入，最后在28日以工会方面获胜而解决。这一事件的经过，《江声报》从26日至29日连续几天追踪报导。其中27日的报导题为：《泉州工警冲突／公安局答复工会六项／工人不满货运仍停顿》，摘要如下：
泉州讯：本市民船工会船工林世乌，廿四日上午，因改换船牌事，与船牌编查处警兵冲突，两人均受伤。事后民船工会工友，全体停止工作，并向公安局提出六项要求。详情经见前讯。续查民船工会工友，昨仍无形停运。上午十时，该会工人百余人，晋城向党政两机关请愿，请予援助。经县党部，县政府，派员面覆该会代表，允许详查办理，百余船工始返会。午后公安局函致总工会，对于民船工会所提六项要求，其答复文云：……云云。另据总工会负责人谈，民船工会工友，对于公安局答复，均深表不满。本日拟再派员严重交涉，如无完满答复，全体工友，为争工人保障起见，决进一步，作正式罢工，停止运输，务求达到目的，云云。
经工会方面的进一步抗争，工潮终于在28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29日《江声报》消息《泉州工警潮已可解决／肇事警开除》报导说：
泉州讯：……据公安局吴宗本科长谈，本局对工会已作切实答复，大抵撤船牌办事员戚义和，而委本局巡官吴英祺接任。肇事员警翁钦和开除。惟该警因伤未愈，即待执行。受伤工友林世乌医药费斟予赔偿。此后编验船牌，准即会同工会办理，以期和平解决，而免事态扩大云云。
从《电》的描写看，上述三事件都在巴金的写作中留下了蛛丝马迹。小说一开始写到的明为了码头工人的事情跟军人打架被捕，后来通过团体营救从公安局出来的情节，与民船工会工人同公安局的斗争有关。而团体营救被捕者则在石狮反契税罢市风潮中出现过。群众集会引来军队的包围，但又在纠察队的维持下，顺利地通过了军队的防线散会了，也和学生代表挟持高垣遣散包围学生的军队，从容整队而归的历史事件相近。
在群众撤离现场过程中，慧一激动，喊出了“取消苛捐杂税！打倒陈ＸＸ”的口号。小说紧接著特意解释说：“陈ＸＸ就是统治这个城市的旅长”。巴金在1943年的《新版题记》中特意挑明说：“《雷》同《电》里面写的是在陈国辉统治下的一个闽南古城的生活。我到那地方去时，正是这个由土匪改编的旅长作威作福的时期”（41）。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作者已经交代：“《雨》的结束时间应该比《雷》迟”，“《电》和《雷》一样也是在E.地发生的事情，不过时间比《雷》迟了两年半以上。在时间上《电》和《雨》相距至多也不过两年半的光景”（42）。从巴金三次到泉州的时间和《雾》、《雨》、《雷》、《电》的写作时间看，《雷》的时间大致在1930年巴金第一次到泉州的1930年8、9月间，《电》的时间则在巴金第三次到泉州的1933年
5月，两者相距正好在“两年半以上”。但实际上，陈国辉统治泉州的时间到1932年夏天就结束了。1932年十九路军从海路入闽时，据查是由其六十一师于6月7日率先在泉州登陆的（43）。六十一师抵泉后，陈国辉旅就被调防到仙游一带。
9月陈国辉被蒋光鼐诱捕于福州，12月23日被执行枪决于福州东湖（44）。陈国辉统治泉州时，苛捐杂税很重，所以在1931年夏秋，泉州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规模的民众抗税风潮。巴金1931年没到过泉州，但他1930年和1932年到泉州时，都是陈国辉统治这个古城，估计他对1931年的抗税风潮的过程会有大致的了解。所以在《电》中，他让笔下的人物喊出了“取消苛捐杂税！打倒陈ＸＸ”的口号。
至于《电》最后写到的工会、学校和妇女协会被抄，陈清、陈舜民等被捕的情节，也与引发泉安汽车工人罢工的护路队警兵从安海、青阳、石狮一路包围，开枪射杀工人的情形相类似。
可见，如果不囿于已经遮蔽某些事实的“革命”历史著作而从当年报纸的原初记录中追寻，的确可以窥见三十年代初泉州民众运动勃然兴起的局面，可以感受巴金“革命”叙事中的历史氛围与相近事件。那么，在充分认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是否应该对过去文学史叙述中有关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命名和界定进行重新的审视呢？所谓的“革命文学”，是以其叙事的“革命性”认定，抑或以这种历史叙述者的“革命性”身份加以界定？如果以叙事的“革命性”认定，那么，是因这种“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身份，还是以“革命”运动的历史实际为辨别标准？如果以历史叙述者的“革命性”身份界定，那么，过去文学史叙述中有关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描述是否又恰如其分呢？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断深化的今天，的确有必要对在某种程度上已被遮蔽的“历史”，对“革命文学”的命名进行全新的审视。
注释：
（01）孙沫萍《读〈灭亡〉》，《开明》第2卷第24期，1930年8月。
（02）吴罗薏：《回忆巴金先生》，《巴金文学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03）荒煤：《心灵中仍然燃烧著希望之火》，1982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类似陈荒煤的回忆不少，如臧云远的《云集大武汉》（《南艺学报》1979年第2期）中也有相近的回忆。
（04）毛一波：《灭亡》，《真善美》第4卷第5号，1929年9月。
（05）谷非：《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第1卷5月号、6月号合刊，1932年12月。
（06）惕若：《〈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文学》第3卷第1期，1934年7月。
（07）老舍：《读巴金的〈电〉》，《刁斗》第2卷第1期，1935年4月。
（08）谭正壁：《中国文学进化史》第361页，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9月。
（09）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第86页，世界书局1947年10月。
（10）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蔡仪认为“革命文学”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第128页），而“巴金作品的主要倾向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第134页）。甚至后来的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认为：“且不提他写作事业的后期，巴金和一般左翼作家们，只在程度上，而非类别上的不同”（第209页，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7月）。
（11）其中从1958年10月开始的关于巴金创作的群众性讨论运动，名曰“讨论”，实则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批判运动。作为这场讨论运动的主要阵地的《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刊登在姚文元文章时加编者按说：“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一切思想领域，我们从本期起，将陆续对巴金同志的主要著作，进行分析批判”；为配合这场运动而出版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的“出版说明”也强调：“分析和研究”巴金及其作品属于当时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稍后，张毕来在一个座谈会上明确谈到：“广大的读者无批判地接受巴金的作品，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是盲目地全面肯定巴金作品的依据，而恰恰是批判地介绍巴金作品的必要性的依据”（张毕来：《巴金的现实主义》，《读书》1959年第
4期）。
（12）李希凡：《谈〈雾、雨、电〉的思想和人物》，《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13）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
275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
（14）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15）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稿》第3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
（16）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17）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初载《开明》第22期，1930年6月。
（18）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初载《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开明书店1936年2月。
（19）巴金：《谈〈灭亡〉》，初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
（20）巴金：《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21）（23）（30）（42）
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原载《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月。后文字多有改动，此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卷）第305～348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
（22）巴金：《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巴金全集》第18卷第4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24）据有关资料，巴金晚年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图书的总册数比这略多，但也不及八千。当然赠送到现代文学馆的图书或许在总体上会比赠送泉州方面的要珍贵得多。
（25）巴金：《致树基》，《巴金全集》第6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
（26）原文为：“En Fukien, seulement en
Fukien, il y a un mouvement
litertaire,Il est pas grahd, mais il
est un mouvement
reel.”见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编：《世纪的良心》第3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27）朱栋霖：《燃烧的心——送别巴老》，香港《大公报》，2005年11月5日。晚年的巴金在访问者问及这一话题时，的确很少作具体或明确的回应，具体可参见《巴金全集》第19卷中的二十余篇访问记。
（28）参见陈登才：《访问范天均先生的记录》、陈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均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秦望山：《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福建文史资料》第24辑，1990年10月。
（29）巴金：《黑土》，《巴金全集》第13卷第280～2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4月。
（31）“F地”，初刊和早期版本均写为“E.地”，后来才改为现在通行的“F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巴金全集》第6卷第183页注：“F地：指福建省”。
（32）巴金：《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组织问题》，《巴金全集》第18卷第1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3）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巴金全集》第21卷第2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4）《黎明高中解散》，《江声报》，1934年6月23日。关于黎明高中最后被取缔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回忆和相关巴金的传记都持这样的看法：1934年夏天黎明高中因学生排演话剧《出路》而被查封。但据我查到的1934年6月23日、23日、30日《江声报》有关黎明高中被查封的报导看，没迹象表明排演话剧《出路》与黎明高中被查封有关。学校被关闭主要原因，是统治当局发现黎明高中师生在泉州民众运动中的特殊影响力。详情可参见6月23日报导中的“县府布告”。
（35）《泉州私立五中学厅令停办》，厦门《江声报》，1934年7月27日。
（36）福建省总工会编：《福建工人运动史:
1840～1949》，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5月；陈孝华著：《福建工人运动史要录（1927～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37）据厦门《江声报》1934年5月4日消息《晋江总工会选举执监/决议十六案》：“晋江总工会选举执监，决议十六案，……，议毕。选举总工会执委，王一平、张一粟、欧阳某、张汉玉……中选；……等，中选监委”。
（38）张汉玉：《巴金关怀工人生活》，《巴金与泉州》第16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
（39）秦望山：《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动》，《福建文史资料》第24辑第200页，1990年10月。
（40）据相关的资料看，早在1931年间，黎明高中闹学潮，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等离校，许多有鲜明安那其倾向的师生转入平民中学，所以后来的民众运动中平民中学的激进并不亚于黎明高中。而巴金第一次到泉州住黎明高中，第二、第三次就都住在平民中学了。
（41）巴金：《新版题记》《巴金全集》第6卷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
（43）参见：《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全部到泉/一团九日开安同马驻防》，福州《民国日报》1933年6月11日。
（44）参见：《闽南著匪陈国辉昨日陈尸东湖》，福州《民国日报》1933年12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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