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张謇价值观的多维度呈现

张贤

张謇价值观的多维度呈现

南通博物苑 陈卫平

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交迫、社会震荡，张謇毅然不受清朝状元名衔与民国部长职位的羁縻，离开仕途。跳出政治纷争的漩涡，走实业和教育救国之路，以家乡南通为实验基地，推行独具特色的“地方自治”，发展国计民生事业，建构他理想的“新世界雏形”来示范全国。积三十来年苦心经营，将一个偏处江尾海隅的闭塞小县，建设成中国的模范县，使其获得“人间天堂”、“理想的文化城市”等美誉。虽然张謇的事业在日后遭遇衰退，甚至失败，其经营南通所坚持的基本理念和策略，应该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本文试图从人文精神、个人价值的视角，对于张謇建设家乡、造福桑梓的实践和思想进行再认识。

人文，泛指涵盖人类精神生活各种形式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原则，反映了人类文化活动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表现了一种关注人、理解人、为了人的思想情感，涉及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对人的整体性的认同、对不同观念的宽容、对群体合作生活的推崇，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等多元内涵。考虑到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区分，从整体上把握，人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长项和强项。

人文精神，指的是从人文文化中提升出来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共同准则等。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其核心正是关于人的价值观。人的价值存在不同的类型与层次。一般而言，人的价值分为人类价值和个人价值两大类。作为对具体人物的认识，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其个人的价值追求。每个个人在世界上生活面临三种基本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个人价值也相应区分为人的自我价值、人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的自然价值三方面

。张謇受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人生阅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中人文与科学精神的营养，形成了他个人特有的对待自我、对待社会和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念，成为导引他一生言行，特别是激励他在家乡实现早期现代化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力量。

一、张謇在建设“新世界雏形”中提升个人的自我价值

人的自我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格”或“人品价值”，它是在人处理与自我的矛盾、追求道德完善的意识和实践里体现出来的。张謇在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长期哺育下，一生秉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在生与死、荣与辱、义与利、理与欲、俭与奢等基本关系上存在自己的价值判断。且看他在通州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词里所言，“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之百岁，奚得为寿”

，这种有别于常人的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显示了张謇追求生命价值的思想和献身家乡发展的决心，也透露了他推行地方自治的原始想法。张謇历经数十年科考的蹉跌，最终考中状元，在大魁天下之时，他内心自然地涌起告慰父母、光宗耀祖的念头，但是深深的倦意和淡淡的悲凉也使他在日记里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表达了他复杂的心态。张謇没有像封建知识分子惯常的那样，耽于官场的追逐，争取仕进的荣誉，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为“救亡图存”的伟大目标开始了人生的艰难探索。那时的张謇“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

，慨然辞官回乡，“投身实业教育二途”

，以至不惜“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

。可见他已经将个人的荣辱远离了一己的得失，而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紧相连。至民国初创，张謇目睹时局的变幻，再次失望地退出政坛，全力投入南通的地方自治建设，此刻他完全是抱着“为世界而牺牲”的壮志和“当以劳死”的豪情奋力前行的。张謇的警句：“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再次抒发了了他献身事业的心声，表现了他个人独特的荣辱观。

义利之争、理欲之辩，向来为中国传统人文所关注，它们涉及了在一般道义规则与功利规则之间、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之间如何摆正位置的基本问题。张謇接受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多元影响，在重义、重理的同时，并不一概地排斥利、否定欲。他一生恪守的不图虚名、务实做事的态度，对他经营南通以及实行地方自治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他在《垦牧乡志》里所述，“謇之为是，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企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之力，以成謇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

。作为“一代儒商”的张謇，擎举强国富民的“义”旗，奉行建设家乡的正“理”，通过“积利而行义、得利而思义”的实践，用实业所得资助教育和慈善，从而取得推动地方社会进步的利效，同时也满足改善民生、扶贫济困的需求。不争的历史事实，提示张謇的义利观与理欲观没有变成束缚他“状元办厂”的桎梏，而是成为他义无返顾地推进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动力。

崇俭戒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张謇懂得“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

，在建设家乡的过程中，他奉行勤俭节约的原则，时时、处处、事事、件件都精打细算、杜绝奢侈浪费，在个人日常活动、家庭生活中也厉行节约、律己甚严。他自号“啬庵”、“啬翁”，表示了对俭奢关系的坚定立场。然而，张謇的勤俭创业和节约守成又决非为个人敛财、为子孙贻富，他着眼于更好地造福乡里、泽被苍生，因此在事涉公益的用度上他总是大出手、大手笔，毫不吝惜抠门。

以上可见，正是张謇追求的自我价值，那种基于中华人文精神的道德修养和独立意志，在支撑着他坚持不懈地克服重重困难、排除道道险阻，去实现他心目中经世致用的宏愿，去开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业。另一方面，在建设他理想的“新世界雏形”的奋斗中，张謇也同时完成了个人自我价值的升华。

二、张謇在建设“新世界雏形”中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人的社会价值，体现为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付出的个人努力。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十分强调每个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与西方文化更多地关注自然、探索自然、寻求自然本原的特质不同，中华文化更多地关注人本身，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国家利益。这就使得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在对待群己关系上，特别看重群体的利益，儒家提出作为个体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的主张，突出了群体认同原则的重要性。历史上，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言，无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宏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张謇经营南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施展他从小就形成的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实现报效国家的社会使命的一种人生选择。他在早期经营乡里和后来地方自治的过程中积极推进了实业、教育和慈善的建设。张謇“以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慈善”

，他还主张“举事必先启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

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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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实业、教育和慈善，在张謇地方自治的事业中具有三足鼎立的意义。另一方面，慈善公益针对的是贫苦孤残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特点使其可以直接地反映张謇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我们不妨以兴办慈善事业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张謇的社会价值观。

虽然张謇早年曾经操办过赈灾之事、行过“以工代赈”之策，但是全面创办慈善公益事业还是在推行南通地方自治以后。

1903

张謇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就着手将自己的“村落主义”纳入具有近代宪政观念的地方自治模式。至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

张謇便立即行动，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并利用清末民初国家权威式微、政治体制松弛、中央罔顾地方的有利时机

“遁居江海”，潜心经营。在此期间，张謇利用实业所得，系统地构建了带有近代色彩的各种慈善公益机构，包括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场、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盲哑学校、医院乃至义园、旅殡所等，形成了门类十分齐全的立体网络，受益面覆盖了不同的弱势群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对此有外国友人评论道：“表面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慈善事业之振兴。惟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而非过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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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张謇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思想动机，我们可以归结为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情怀，以及淡泊私利、热心奉献的品格

而且可以进一步理解这种高尚的伦理道德既植根于他在儒家思想长期教育下所具有的“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又受赐于西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人道主义新思潮。然而，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单纯地从个人自我价值张扬的角度来分析他的全部思想动机，是忽视了张謇将慈善作为地方自治三大支柱之一来加以建设的真正目标，低估了张謇兴办慈善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与一般官绅富户所施行的“救急济贫”的善举不同，张謇鉴于国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的时况

为了实现“拯民于水火”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利用地方自治的形式，将慈善与其他诸业结合起来，互补互益，从实业到教育到慈善到其他事业，营造了一个全方位的社会改造的系统工程，以构建他心目中“新世界雏形”，在南通这个局部地区创造出“孤有所育、残有所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死有所葬”的和谐景象。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张謇的地方自治事业看成他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满足广大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自觉作为，也是他为了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伟大壮举。

需要指出，当时南通的地方自治还不是具有民主和平等精神的民众自决自主、参政议政的自治，只是少数精英主宰一切、官绅阶层说了算数的自治。而且南通的地方自治是以经济和社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它对于当时的基本政治架构、机制和体制等尚难以发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不仅缺少民众的主动参与

更存在人去楼空、人亡政息的隐忧（这在以后成为事实）。基于其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和去政治化倾向，张謇在南通实行的地方自治不免减损了其本来应有的社会政治意义，这种局限性显然是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因素所造成。

三、张謇在建设“新世界雏形”中弘扬个人的自然价值

人的自然价值，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的行为准则、规范和导向等。如果个人的言行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利于自然生态的积极平衡，人就具有自然价值。反之，造成自然生态平衡的损害和破坏，不仅个人失去自然价值，而且不加以纠正甚至可能危及人类在自然界生存的条件和空间。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一贯重视人的自然价值，强调“生命创新、万物包容、开物成务、天人合一”的宇宙感悟，倡导为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做出贡献。具体地说，“生”就是“仁”，就是“善”，因为“生”创造着生命，体现了宇宙的根本规律。人与天地万物平等地同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人要对天地万物心存爱念，使得它们按其本性生存和发展而“各适其天”。人应该欣赏天地万物的滋生繁荣，体验生态平衡的美感，获得“仁者”的快乐。

张謇经营南通，无论规划城市功能布局或者安排产业结构，都十分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生态平衡的维护，凸现了他的自然价值观的作用。他继承了中华传统人文对待天人关系的基本理念，正确地处理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这一对矛盾。古通州城从一千多年前始建以来，一直保持典型的封建州城的格局。张謇从最初兴办实业，到后来实行地方自治，用创造性的理念开展城市改造和建设。他精心规划的“一城三镇”的格局，可谓匠心独运。将工业区设在城西北的唐闸镇，港口区设在长江边的天生港，风景区设在城南的狼山，老城区则仍为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三镇与城区相距各约六公里，彼此相对独立，功能各有侧重，相互有交通连接，更有农村绿化带居间隔离，便于尽可能减少工业污染。这一城市布局的创意，与同时期的被誉为近代城市规划先驱的英国人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可以媲美。其次，张謇发展实业中对产业结构的生态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实践。棉纺业是张謇实业的核心，为了开拓棉花原材料和产品的综合利用，他先后在唐闸的工业区建起了织布厂、造纸厂、油脂厂、肥皂厂等，利用此厂的产品或下脚废料提供给彼厂作为原料进行深加工或生产新产品。这样形成了类似现代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既充分利用了生产资源，又凭借封闭的物流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工业废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张謇为了建设“新世界雏形”，还致力于改善市政、美化市容、修建公园、绿化造林、发展交通、兴修水利、协调城乡等，这一切都服务于营建优美的适宜人居的城市环境，从而同步地推动区域的社会进步与自然生态保护。此外，在治理淮河、主持围垦方面，张謇也重视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利。

张謇促进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举措，溯源于他在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熏陶下生发的对人的自然价值的追求，也与他敏于学习西方科学文化、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值得提出的，张謇在当时已经注意到近代工业对自然环境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在

年春赴日本考察实业、教育的期间，他在学习日本发展工、商、农业的经验的同时，在东京发现“旅馆门外临江户城壕，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认为“此为文明之累”。由此看来，张謇在南通办厂过程中重视自然环境保护的做法，也还归因于他对工业污染问题的清醒认识。

应该说，张謇作为走在时代前列、具有世界眼光和超前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对于个人自然价值的追求，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现今，我国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产业转移等问题上，反对盲目追求少数人一时的绩效，提倡“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做法，就是一种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正确的价值取向。

四、结语

哲学上常常根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探讨人的精神世界，三者之中，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于世界观或人生观最终要落实到价值观上得到表现。探讨张謇的精神世界，从价值观入手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个人的价值区分为自我、社会和自然价值三个层面，它们又都统一在人对自身主观世界以及外部客观世界的感觉、认识和反作用中。本文正是从价值的三个层面来逐一解读张謇价值观的多维度呈现的。应该看到，价值的三个层面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只有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具有完美自我价值的人，才有可能对社会、对自然尽到个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而实现个人的社会和自然价值。同样，除了必要的“闭门思过”式的自我修养外，更加有效的道德完善的方式，还是需要借助人与社会或自然的互动，从而获得个人自我价值的跃升，并且同时充分地展示个人的智慧、才能、理想。张謇一生，波澜壮阔，业绩辉煌，彪炳史册，他对于家乡及中国的进步、对于百姓的福祉贡献良多，这些都是在他价值观的指导下做出的，反过来，这些成就又是多维度呈现他价值观的基本载体。

其次，自我、社会和自然三元价值，一以贯之的是其中蕴涵的“和谐”精神。和谐，既表现了中华传统人文的基本特质，又代表了中国哲学的最高智慧和价值标准。西周史伯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孔子发展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秉持这样的价值标准，张謇在南通建设“新世界雏形”的艰难跋涉中，面对诸如生死、荣辱、义利、理欲、俭奢以及群己、天人等关系，善于正确分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性，在解决矛盾上做到手段和目的、方法和效果的统一，使它们彼此和谐共生、平衡发展，最终达成“与人和”（包括自身灵肉之间、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与天和”的大真、大美、大善的至境。从这样的意义出发，“和谐”二字可以视为构成张謇丰富多彩精神世界的灵魂。

注释

〕方立天：《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

》。《光明日报》，

2007

〕《张謇全集》第

卷第

359

页、第

359-360

112

406

468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12

362

500

卷、第

836

396

〕（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辑第

147-148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