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家诫》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张史清

民国十年（1921）八月，69岁的张謇怀着对子孙的挚爱和期许，“掇古诫子语”为“己意”，并作为《家诫》而“书庭之屏”，让子孙“出入寓目而加省”，可谓用心之良苦。其目的是希望子孙牢记“家诫”，传承张氏家风，“进德而继业”。

“家诫”，又称家训，是一种用以训导警戒子孙行为的文体，它是社会伦理的规约。学习研究张氏“家诫”，不仅可以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对后人有警示和借鉴作用。

张氏家诫内涵丰富。全文分为两个部分。开头一节的导语，介绍立“诫”的缘由，正文由七条古人诫子语组成。

1.祸福相依。

这条语录取自刘向的《戒子歆书》。他借用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话阐明祸福相依的辩证关系。“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表明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转化。“吊”，一般指慰问遭受不幸的人；“贺”，指对有喜事者的道喜和庆贺。“吊者在门”，意谓此家遭遇不幸，有不幸则有忧患之心，有忧患之心自然心存恐惧而处事恭敬，做事认真负责必有“善功”，福泽亦随之而来，庆贺者即到家门口了。反之亦然，因为受福者骄奢，骄奢者必然闯祸，所以吊者随即而至。刘、董二人的生活经历都很曲折。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议大夫；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而被捕入狱；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致力于校阅经传诸子诗赋，自成《别录》一书。董仲舒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读，武帝时以贤良对策称旨而被器重，拜为江都王相，因言灾异事下狱，几死；赦免后，出为胶西王相，恐久而获罪，乃告病免官居家。祸福相依的观点是他生活经验的总结。

2.修身养德。

这条语录取自诸葛亮的《诫子书》。它是张氏“家诫”的重点。修身，一般指提高自身素质，养德是修身的核心，修身养德是人发展的中心环节。孔子遗书《大学》被誉为“入德之门”，书中明确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见修身是个严格的修炼过程，它以穷理、诚意、正心为基础，其目标指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家的必要条件，正如《颜氏家训》所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修身养德必备三个条件：一是“学”，“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格物致知离不开学习。二是“静”，即静心尽意，心不妄动，诚意，正心是个反复思虑的过程，“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见《大学》）。三是“俭”，“俭以养德”，只有节俭，才不会被物欲驱使，也不会被名利所左右，保持清醒的头脑，淡泊宁静，志趣高尚。

修身养德切忌两种恶习：一是“慢”（怠惰轻忽），使人不能振奋精神研究学习；二是“险躁”（冒险、浮躁），不能自律，往往控制不了自己的坏脾气。

3.谨言与慎行。

出自王修的《诫子书》，他主张一言一行都要周密思考谨慎从事。《太平街览》引傅玄的《口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封建社会因语言不慎而致祸者不胜枚举。因此，张謇十分赞赏“善言”和“善行”，他说：“一善言而著于心，淡简温理，不动乎声色；一善行而附于身，忠信强力，悉副精神。”

4.读书与做人。

语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认为读书能养成好的品格，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对此，张謇早有论述：“学从己立，己以学成，学与己固

相因而为用

也。”意谓学业是靠自己努力才建立起来，自己是因为有学问而成功。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还说：“《诗》《书》《易》《礼》，何者非治心养性之书出。”这些儒家经典没有一本不是“治心养性之书”。修身养德离不开这些著作，只有“以己究学之具，即以学立己之命”。可见“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张謇十分珍惜先人留下的书，他曾动情地说：“书乎书乎，凡今所有，皆先君子之泽。先君子之子孙能读之者上也，其次，则珍爱而修辑之，又其次则保守之。并此不能，固当为世所共有，不必百年长为张氏物也。”

5.门第与责任。

语出唐柳

《诫子弟书》。柳

玭出生在一个世代高官的家庭，以严格教育子弟著称，他们的家教被誉为“柳氏家法”。门地，即门第，指家族的地位等级，显贵之家称为“高门”，卑庶之家谓之“寒门”。张氏状元府应当属于“高门”。高门“可畏不可恃”，看似声势煊赫，令人敬畏，但靠不住，弄得不好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因此，高门弟子应有戒惧之心，谨慎行事；要有责任意识，支撑门庭。但“门高则骄心易生”，能支持“大厦”的栋梁很少，“无才补天”的顽石颇多，即使真有“懿行实才”，人们未必相信；“少有疵累”，人们都摈弃之。所谓“族盛则为人所妒”，反映高门大户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盛族子弟的骄奢淫佚会引起人们的憎恶。若他们因失足而被治罪，幸灾乐祸者可能不少。

6.立身与行事。

语出宋代胡安国的《与子寅书》。胡在给他的儿子胡寅的信中提出做人的三条标准：思想品德以“忠信不欺”为根本，做到忠诚老实，不做欺心之事；行为举止以“端庄清静”为操守，做到高雅不俗；处理事情以“明敏果断”为标尺，做到明晰、要敏、果断。

7.择友与交际。

语出朱熹《与长子受之书》。朱熹，字元晦，别号紫阳。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这封写给他的大儿子朱塾（字受之）的信，要求儿子谨慎择友，勤俭交际。首句“勿妄与人接”，原文是：“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此皆当请于先生，听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见得五七分。更问以审之，百无所失矣。”张謇将这段文字简缩为“勿妄与人接”，分别“益友”与“损友”。在交际中注重“勤俭”二字，即勤勉、谦卑。“循之而上”，将有“无限好事”，我不敢随便预测，但我内心希望你能这样做；“反之而下”，定有不好的结局，我也不想随便预测，但我为之替你担忧。

张謇按时间顺序辑录了古代七位名人诫子的语录，构成了具有张氏特色的《家诫》，首段以“祸福相依”的哲学思想统领全文，强调立诫的迫切性，是“诫”之纲；第二段修身养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诫”之基；其余五段都是围绕这个“根本”展开。纲举目张，思路清晰，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文辞简练，寓意深刻，耐人回味。

张氏《家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家诫育人的传统不可废弃。

家庭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状况关乎国之兴衰，亦系于人之祸福。家诫是家庭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是齐家的工具，又是修身的指南，对家庭的兴旺和家庭成员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作为观念形态的家诫，是社会道德伦理的规约化，它将纷繁复杂的道德伦理简缩为简单明白的条文，作为整治家庭、教育子孙的教条，以达到“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目的。梁刘勰《文心雕龙》将诫归为铭箴类，因为它是完全以警戒为主的文体，历史悠久，“盛于三代”。春秋时最有名的家诫大概要算《孔子家语》了。张謇所引的七位名人都是家庭教育的行家，其中诸葛亮、颜之推，柳玭对此有精深的研究。颜之推总结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生思考，为教育子孙写成的《颜氏家训》被世人誉为“处世良轨，渡世金针”。总之，这种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应当有它存在的价值。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封建大家庭的解体，家诫随即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不少青年人盲目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了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是十分有害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内容的家诫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家诫文化的价值不可低估。

家诫主要规范个人与他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关系，明确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具有独特的价值。张謇认为齐家与兴国紧密相联，他说：“国与家相消息而维系者也。”“善谋国者必智其民，善谋宗者必才其族，智之才之之道，必使不惰而奋于勤，不独而萃于群。群生竞力，勤生竞心，而国乃存，而家乃兴。”这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折射出他的《家诫》的价值取向。“家诫”中提出的修身养德，具有丰富的内涵如忠、信、仁、义、孝、惠、让、敬等道德行为，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在士大夫中得到普遍认同，如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提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齐家的目的也不只是整治自己的“小家”，因为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层级，齐家之后便自然地走向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根本特色，他说：“人生必有相关系之人，此即天伦；人生将始终在人与人相关系中，此即伦理。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谊所在，义务生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而以对方为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梁先生是一位敢讲真话的学者。他强调人的社会性，人不可能离群索居，更不可能遗世独立，必然与许多人发生关系，应当承担相应角色之义务。同时，他批评西洋人“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的“自己本位主义”，即个人主义。认为它违背“天伦”，亦违背“人伦”，有损于集体目标的达成，有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这种人身上很难将义务、责任、美德建立起来。而张氏家诫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虽然有陈腐、偏颇的一面，但它那种责任优先、义务优先等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融通的一面，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家诫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优于西方的价值观。对此应有恰当的评价。

3.祸福相依的戒律不可忘却。

马克思认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腐败没落的家庭总会被新的较高形式的家庭替代。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四大名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都生于封建大家庭，但他们都毫不可惜旧家庭的“溃灭”，“去异地，走异路”，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张謇在1900年作《述训》，叙述出曾祖瞿园公至其父张彭年曲折的人生经历，反映先辈事理通达、办事方正、关爱穷人、乐善好施、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等优秀品质，认为“先世言行之足资师法者”。二十年后，为什么又撰《家诫》呢？因为1900年张氏家族刚从“寒门”进入“高门”，充满生机和活力，先世的言行足以让后人学习和效仿。二十年后的状元府，家大业大，家庭成员“受福”之后难免有骄奢之状，在繁华的表象下隐伏着腐败和不幸。作为一家之主的张謇已经有危机感。于是，他撰《家诫》作为整治家庭的重要举措，然而“祸福相依”的戒律难以超越，张謇逝世后不久，张氏家庭开始解体、败落。“祸福相依”的古训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作用，有些人持富而奢，恃权而骄，以致落到可悲的下场。今年5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首页头条刊出张氏《家诫》其原因当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