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海军建设思想述略

张史清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水上武装的国家之一，而且发展水平几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几千里的海岸线却历来被看作是一座天然长城，以为天朝上国的王土就到此率土之滨，亦更没有想到敌人会有能力从海上破门而入。只是从明代开始，来自东洋这个蕞尔小国的倭寇在沿海屡有骚扰，那么实行海禁可也。然而，清道光二十年(1840)，天朝上国却被从海上而来的西方帝国主义海军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令他们意识到海岸这座天然长城之不可靠，从而萌生出近代海防意识和开始了建设近代海军的实际行动。

张謇生也晚，这位一介寒士第一次接触海军，是在光绪八年(1882)跟随吴长庆将军去中国的藩属朝鲜平乱。此前吴长庆虽然调补了广东水师提督，然而率领的却仍是陆军。而渡海朝鲜，张謇们乘坐的倒是北洋海军的“威远”号兵舰，同发的还有“镇东”号，继发的又有“日新”，另有“泰安”“拱北”也同时开到朝鲜。这些兵舰的任务是运兵，不是战斗。

光绪二十年，岁在甲午。是年四月张謇大魁天下。五月，朝鲜内乱再起，日本又一次趁机出兵，强请朝王向中国谢绝藩称而为自主之国，并逼令辞去中国通商交涉员暨进剿乱党之军，朝王不许。六月，清政府决定进一步出兵护援，而掌握军事和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是主和派，寄希望于西方列强调停。西方列强出面调停无效，李鸿章“迫于上旨”只好开始调兵遣将。

清政府和国人对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海军寄予厚望。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成军时，这支海军被认为是亚洲一流、位居世界第四。过了三年，李鸿章曾经校阅过北洋海军，事后他报告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前不久，李鸿章举行了又一次空前规模的校阅，为期近二十天，并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奏他看到的情形:鱼雷艇“攻守多方，备极奇奥”，施放鱼雷“均能命中”，登陆演习枪炮阵法“灵变纯熟，快利无前”，水兵打靶“均甚灵速”，各舰万炮齐发“起止如一”，“灵准非常”。这份奏折使得龙心大悦，乃下旨“李鸿章督率有方，著交部议叙”。

然而，刚刚中了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张謇却不以为然。他在六月初十的《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

中，条陈援助朝鲜八事，表示了坚决主战的态度，从外交到军队的布防和作战部署，进行了十分周密详尽的策划，而对北洋海军应起的作用却几乎忽略了。其第四条云：“今以南北洋兵船计之，分别战守策应，仍恐不敷调度，亦虑兵力单薄，不足以壮声势”，于是“拟请饬下北洋大臣于旅顺防营中，择曾在朝鲜带兵、明白耐劳之员，统率十余营由间道前往，规平壤为后路，助前敌之声援，通奉天之形便”。说的首先是南北洋亦即整个中国海军的兵船“仍恐不敷调度”，“兵力单薄，不足以壮声势”；然后是需要“择曾在朝鲜带兵、明白耐劳之员”，率军“驰出间道，以为攻心之助”，可知此军当的只是“奇兵”的角色，算不上主力，而“明白耐劳之员”似乎也不多，尚须挑选。而第三条则是专讲北洋海军的了：“查神机营之外，别立海军，将以收拱卫京师之效，如宋时禁兵之制也。平时养以重饷，而临事不足折冲，是縻甚有用之钱，养群无用之人，安用此军？且技艺可习于无事之时，而胆智之习，非使之经历行间、习惯艰苦危险之事不可。应请严饬该军翼长人等，简调精壮，参置前敌，与他军相为磨荡，增长胆气，庶目前不致有虚设海军之名，将来亦可望钳制他军之用。”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段文字。先是将北洋海军与神机营相提并论，地位特殊得“如宋时禁兵之制也”，此话不无调侃意味。整段话虽然说得闪闪烁烁，但是字里行间却几乎全是对北洋海军的批评和指责，说白了，就是技艺不精，胆智不足，“养群无用之人”，“临事不足折冲”，在目前只有“虚设海军之名”，然而倒是“縻甚有用之钱”“养以重饷”，所以一言以蔽之：“安用此军？”看来“收拱卫京师之效”只是一句空话，李鸿章说的“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似乎也完全靠不住，那么二十年来以数千万两白银计的海军经费，岂不等于是打了水漂？

仗还没有开打，张謇何以说出这样耸人听闻的话来呢？我们从是年六、七月间，张謇给翁同龢写的书信中可以找到若干信息。张謇曾经在信中向翁同龢报告他所知道的日本海军的实力：“日本铁甲船五：金钢、比睿、龙骧、东舰、扶桑。扶桑最坚，金钢、比睿次之，东舰不足道。但见过光绪十四年顾厚

焜《日本新政考》云：‘日本五船，其三船皆造于英厂，图式为英前监船官乐利德所定。扶桑一船仿土斐梯布仑德之制，为甲舰纯式；

金钢、比睿以木质傅甲，底包铜片，乃有甲快船之船，甲太薄，在今时已难适用。龙骧、东舰惟求旧，盖无识矣。’

余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亦远不及我快练船。”

张謇其实此时知道的只是老皇历，他所说的五艘最坚的铁甲船，还是六年以前的事，那时北洋海军的七艘带“远”字的军舰是其实力的两倍，然而今非昔比，现在日本“最坚”的已是新添的另六艘军舰，吨级已经翻了一番。但是张謇所说的“

东舰不足道”“

远不及我快练船”之类的话，反证了张謇对

北洋海军的实力的信心。

可见张謇

说北洋海军徒有虚名，不在于它的装备。

如果就实力而言，对北洋海军参战没有信心的，不应是张謇，反倒应该是李鸿章。李鸿章说，“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而日本则“乘我方方难购添之际，逐年增置”，“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

“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终必败”。

事实上，

张謇和翁同龢之所以以为北洋海军徒有虚名，不在于它究竟能不能打，而在于它究竟愿不愿打。他们认为，这支实力不逊于日本的海军偏偏掌握在了不想打仗的李鸿章手里，而李鸿章又通过安插亲信，特别是将同乡兼心腹的丁汝昌放到了直接指挥北洋海军的提督的位子上，北洋海军简直成了李鸿章的私人武装，因而内部赏罚不明，腐败堕落，乌烟瘴气。张謇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謇在谈到甲午战争时还坚持说：“甲午一役，一败涂地，坚舰利械，转为敌资。推求其故，则李鸿章误用一浮滑不学之同乡丁汝昌为提督，……”

当时，张謇和翁同龢渴望北洋海军能够摆脱淮系的按制，特别渴望由主战派来掌握北洋海军，他们曾经反复地讨论“丁（汝昌）须速拔”，而且先后拟定过几个接替的对象。在丰岛海战前一天，张謇提议“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因为“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但又考虑到“江非水师，恐于驾驶事不习，转为士卒所轻”，于是接着提议“左翼之林泰曾、右翼之刘步蟾似可择一”，而且认为“似林逾于刘”，

因为无论林还是刘，都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留的洋，不是李鸿章的淮军出身。后来张謇又认为“聂士成尚忠勇，今审势不退，而力战取胜，……似此人即可为丁将来之替”，聂士成虽是淮军，但是“尚忠勇”。

在丰岛海战失败以后，张謇和翁同龢认为抓住了把柄，张謇指责“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

又说，“丁须速拔，仍令效力前线，戴罪自赎”，并进而直接把矛头指向李鸿章：“李本势利人，非鞭策亦不可，则调度乖方、接应失机之罪薄科共罚，亦应照东捻北窜故事，拔翎褫褂”

。在张謇给翁同龢的信中，反映了张謇对于如何运用海军参战的种种想法。如，“径薄日本之说，所以解救朝鲜也。……今为可进可退、亦战亦守活着计，中国可战铁船约二十余艘，约四分队，每队五六船，各以经事提镇统之，密授方略，时时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彼牵掣顾忌，不敢分兵扰我边海，则我之南北洋海防，但就本有营垒，严饬将士，谨候望、备战守而已。而我之兵船规利图便，遇有可乘之机，飚驰前进，或毁其船厂（日厂皆在横滨），或沉其战船，此则声势相援、虚实迭用之道，而亦海军练胆、海防固圉之要施”。

张謇提出的这种“时时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的策略，丁汝昌实实在在实施了，他在丰岛海战第二天即开始连续多次大规模主力舰队出海游弋，以追寻敌踪，以主动打击敌人，却又被张謇说成是“托名游弋，实则避匿”。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张謇和翁同龢是否了解丁汝昌的主战态度和坚持主动出击的战略，但丁汝昌却确是做了李鸿章的替罪羊，蒙冤受屈。这与张謇、翁同龢显然有关。“拔丁”意在倒李，争夺对北洋海军控制权不能不说是倒李的一个重要目的。张謇曾在一封信中扼腕长叹：“

安得战舰三五艘，以重兵径薄倭东京湾也？办海军十年，而临事一无所措手，欺罔误国，至于此极，欲得而食其肉矣！”

张謇确有一些很好的用兵策略，比如

他曾向翁同龢献计说：“

此时似宜电购穿甲铁甲二艘，闻德厂有造成者，似一月可到。此于实事则为将来游弋之资，于虚声则示日本以不轻于和之势。（若再添购铁甲，明无直捣之说，而隐有若作直捣之势，或亦可掣日人之心，俾不为我海边之扰）”

但是，遗憾的是北洋海军不在张謇手上，也不在

翁同龢手上，再怎么思飞神驰，也只能纸上谈兵而已。

关于甲午年主战和主和两派的斗争，已经讨论了两个甲子的轮回，本文无意参与讨论。只是主战派的张謇对于主和派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始终持不满和批评的态度，是事实。他认为中国的海军不能那样办，也不能办成那样。“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于是在对北洋海军的批评中，张謇的海军建设思想就开始形成了。

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丰岛海战，日本海军向中国雇用运兵的“高升”号等英国商船及护航的北洋海军“济远”“广乙”“操江”等舰发起攻击，致“广乙”“高升”被击沉、“操江”被俘、“济远”受伤，七百余官兵殉国。这是北洋海军首战而首败，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对于张謇来说，则是强烈地感到自己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可能是受到此事的强烈刺激，张謇感到赖以拱卫京师的禁兵、赖以防御东三省与强邻接壤之区的练兵和“滨海七省玃持而狙伺、旦夕与人共利害之门户、所赖以建威销萌”的海军三者，成了三个“不足恃”，所以亟须重新考虑如何治兵的问题。七月初二，张謇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有治兵议，迟二三日录上，急切固不能行也。”

可能是由于忙于关心朝鲜战局发展，而所说的治兵议又都是“急切固不能行也”的事，所以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最后“改定《治兵私议》上下、《治兵余议》三篇”。

《治兵私议》上下、《治兵余议》

三篇是张謇第一次关于海军建设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是基于北洋海军“不足恃”而提出的重建海军的方略。

在治兵议中，张謇对于海军的地位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张謇说：“而中国之所以见侮于外夷，并海七省五六千里，一有蚍蜉蛾子之动，上下相顾愕眙无策，蒽蒽而却缩者，海军之弱也。”由于海军之弱，已是中国“见侮于外夷”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已到了“海七省五六千里”的海岸线上竟经不起“蚍蜉蛾子之动”的地步，实在是极为可怜的局面。这就反证了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给海军的定语中，“玃持而狙伺”，这自是军队的天职，算不上新鲜话题；“建威销萌”，将海军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和在第一线消除国家危难苗头的观念，比起已往李鸿章一味坚持的防御方针来，已是高出一筹；而将数千里海岸看作是“旦夕与人共利害之门户”，则有着全新理念的萌芽了。“门户”既是“旦夕与人共利害”的，那么，我与人都是既可以进，也可以出，我们当然也应该顾及海岸以外。“门户”自当防守，但我们也可以走出去与人共争利害。几年之后，张謇知道这就叫做海权。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謇提出中国近代海军的规模是，以沿海七省计，每省各建二军；每军五船，其中上等穹甲战舰二艘、次等铁甲快船三艘。这样，全国共十四军，拥有上等穹甲战舰二十八艘、次等铁甲快船四十二艘。

其体制，则是强调了省的作用。强调省的作用，这对于调动各省督抚的积极性和加强他们的责任心，显然是有益的。一旦开战，便可避免如甲午战争中当日军进攻威海的最后时刻，山东巡抚李秉衡竟不肯发兵援助一类的情况。张謇设计，每省二军，各军设一统将；全海军“易南北洋大臣之名而立一总统、一会办”，即总统和会办是海军的最高领导。总统、会办并不固定一处，“各半年驻南洋，半年驻北洋”。这就改变了过去以海域划分、全军无法统一指挥的体制。过去的做法，各自自成体系，畛域分明，互不统属，最后导致海军成了集团甚或个人的武装。如李鸿章将北洋海军视为私产来把持，植党营私，遍布亲旧。朝廷的命令，也只有通过他才能起作用，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北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

[10]

李鸿章始终把北洋海军和淮军看成维护自己政治地位的两大支柱。对一体制的弊端，日本在甲午战前发现了，于是紧急取消了原来按区划分舰队的办法，将原来的五个海军区整合为两个舰队，不久又将两个舰队组成联合舰队，统一了指挥权，从而提高了战斗力。但是，张謇的设计还有一个问题，即海军的最高领导总统、会办与各省督抚关系如何协调，以保证海军全军的统一指挥呢？这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当年沈葆桢、李鸿章分别以总督兼办南、北洋通商事务，督办海防事宜，由于他们与各省督抚官阶相等，不构成隶属关系，便受到制肘，呼应不灵。只是李鸿章凭地位、资望和清廷重视才办得较为顺利，沈葆桢则几乎无所作为，原议的“南洋”最终变成了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

张謇为了提高海军全军战斗力，同时也为进一步解决体制问题，设计了战备训练的具体方案。其方案是：“各省战舰，十日一游弋于海上”，而且“奉直东之舰，游弋必至闽粤；闽粤之舰，游弋必至奉直东；江浙之舰，北必至奉直东，南必至闽粤”，在保证海上始终有舰队游弋的同时，各舰队又可“更番休息”。这样的打破海域的游弋，对于各省海军确立自己“不是一省之海军，只守卫本省海疆，而是全国之海军，须保卫全国国疆”的观念，无疑是有效的。过去各支海军分割，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是导致削弱战斗力，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十年前的甲申马江海战中，虽经清廷一再催促，只有广东派了二舰前往增援，南洋、北洋却始终未派一船，作壁上观。甲午海战，竟成了“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只有前不久广东海军的几艘军舰北上受阅未及返离而参加了战斗

[11]

。在金州失守后，清政府电告张之洞，称“近日倭氛逼近旅顺，北洋战舰不敷，若得南洋四艘前来助剿，较为得力。著张之洞酌量情形，迅速覆奏”，最终竟毫无结果

游弋的战备训练，有些什么具体任务呢？张謇说：“游弋之时，练炮准也，测沙礁也，狎风涛也。”“练炮准”是为了实战时提高命中率，有效打击敌人；“测沙礁”是为了熟悉航道，以便实战时进退自如，不致造成过去发生过的触礁等非战斗损失；“狎风涛”是为了习惯海上生活，培养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搏击的胆气和能力。这些都是海军将士所必需的素质，只有养成了这些良好的素质，才能有战胜敌人的可能。在游弋的战备训练中，还制订了赏罚条例，年终汇总，对“能中炮准而过半”、“能得沙线礁右于洋图之外”、“能经大风涛而不损舰一器”的最优者给予奖赏，“否则罚之”，赏罚分明，尤能扶持正气，鼓舞士气。为了检阅海上游弋的成效，张謇提出“岁四会操”，而且会操之地也不固定于本舰队熟悉的海域，而是“会之地或粤海，或闽海，或浙海，或江海，或东海，或奉直之海”，这显然是为了全海军能够适应各个海域环境，以便实战时各省海军随时可以开赴任一海域作战，同时也显示出会操对于各舰队的公平性。而在过去，虽然在《北洋海军章程》中有“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每逾三年由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请旨特派大臣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的规定，但事实上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二十年（1894）中仅阅操了五次，且大多流于形式，做一个报喜不报忧的报告了事。张謇设计会操的地点，并非各省协商，而是明确“先期由总统、会办示日”，这就赋予了总统、会办对全军的指挥权。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謇提出的另一个游弋任务：“岁又以两次省各轮抽穹甲一艘，游弋东西洋，保护中国商旅，熟习各国海道。一省四穹甲，二岁而周矣。”这就是说，中国海军舰队应该走出内海，向大洋进发，去熟习各国航道，也去保护中国商旅。张謇的这一观点，颠覆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二十年来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西方近代海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其战略本能地具有主动性和进攻性；而被刺激被动产生的中国海军则浸透了大量传统的保守性和隋性，因而形成了被动、消极的防御战略，只求摆脱危机，以保和局。李鸿章说过：“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无具而保守之也”，“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所以，中国海军从没想到走向外洋，也从没想过两军对阵须先声夺人，甲申和甲午的失败，实际上就是这种战略的失败。海上作战胜败之关键，在于能否取得制海权。取得制海权，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如果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连外洋都不敢出，那便注定永远无法取得。张謇至少想了，而且设计了措施，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难能可贵的。张謇设计的十分具体的战备训练任务，极具实战性，不像北洋海军在战前四年中的训练大多虚应故事，“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究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捉窍，临敌贻误自多”。

[12]

关于将领，张謇说，“成军之始，统将管驾不足，亦可杂用洋将为之”。在当年创建海军之初，确曾“借材异域，冀救目前之急”，聘用洋将以“师夷之长”，洋将中亦不乏尽心竭力者，如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英国人朗威理。朗威理治军严明，办事勤勉，认真按照英国海军条令训练，为官佐所敬惮，亦为提督丁汝昌称赞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益者，朗总查为第一”，自他甲午战前四年辞职后，北洋海军便越来越松弛了。但是，帝国主义者也想借此“得到对中国政策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和“获得军舰和大炮等等的定货”。

[13]

所以洋将中确有少数企图损中国之权、为本国谋利的别有用心之徒。李鸿章藉任用洋将以换取外国政府的欢心，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还任命了两个外行的洋人为北洋海军总顾问，一个是英国一艘拖船的船长马格禄，一个是德国陆军退休少尉汉纳银，无非是梦想博得英、德两国在政治上的同情。张謇在这个问题上，既面对现实，又持谨慎态度。首先立足于使用本国将领，在其“不足”的情况下，方才“亦可杂用洋将为之”，措辞极为严谨。而值得称道的是，张謇强调兵舰游弋时，“统将必与焉”，这对将领的锤炼提高、改变官僚习气、密切上下关系等等，都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关于军士，张謇主张“听各省募沿海精壮为之”，这种就地取才的做法，确能有利于军士尽快熟习海战。

张謇在三篇治兵议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筹饷问题。中国海军建军之初，决定自光绪元年（1975）起，每年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江海六关及沪尾、打狗二口和苏、浙、赣、闽、鄂、粤六省厘金中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筹办海军专款。但事实上这一规定执行得很不理想，最初的三年中，北洋海军总共只拿到二百万两，占计划的三分之一，南洋海军则更可怜，只拿到一百二十万两，占计划的五分之一。各地资金不能到位，连最富庶的省份也拖欠了海军拨款，如江苏十八万两、浙江八万两、江西十五万两。再加上朝廷一遇有事，便动辄动海军经费的脑筋。先是山西、河南等地灾荒，后是为建设慈禧归政后作颐养之地的“三海工程”，都不断向海军“借款”。醇亲王甚至曾示意李鸿章“指称创建京师学堂或贵处某事，借洋七八十万两之谱”。

光绪十四（1888）年起，为建颐和园作慈禧六十大寿祝嘏之所，竟将海军经费和颐和园工程款混为一谈，集款二百六十万两交海军衙门生息，息款供颐和园工程使用。从此李鸿章再也不敢开口购船，连翁同龢也说：“海军乃生息之款，一时未能遽提。”

经费一紧，就想着裁汰原有舰炮，缩小规模，更不想购买新舰。这些历史说明海军筹饷之难。而现在按照张謇设计的建军规模，“非二千万两不可”，自是缺口更大，筹饷愈难。张謇决定改变原来运用关税和部分省协款的办法，发动全国各省合力，“以六年分办，每年三百三十万两。通十八省计，每省岁出不及二十万两”，但是又并非平均摊派，如“江浙必倍于他省”。但是，即使这样，也一定仍然困难重重，包括江浙也是。所以张謇提出了两个办法：

其一、“尽裁厘捐分卡而归于一”。张謇早就知道到处设卡船收厘金对老百姓的危害，设卡船越多，则危害越大，那些管事的人会想出种种办法对过往商贩进行敲诈勒索。结果，“上（政府）所得捐千，而下（老百姓）所输必倍于千”。所以早在十余年前，张謇就和好友沈燮均一起，联合通海花布商，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如何既能增加政府的厘捐收入，以为海军经费，又能使老百姓不致增加负担呢？张謇的办法是：各地应“酌十岁所收之多寡以为常，而岁大歉许免捐其出货，又尽撤各卡船而便其行焉”，这样，厘金“虽加二三成，民有不欢欣如鱼之脱网、牛马之解弢者乎”？因为“尽撤各卡船而便其行”，老百姓不再受敲诈勒索之苦，“去蠹螙之蚀以还诸民”，实际上省下了很多钱，而政府却比已往增加了二三成的收入。这无疑是利国利民、两全其美的好事。

其二、劝谕在各国与各岛的数十万中国商工之人，“各联会定章，集捐购船”。张謇知道，早先这些商人曾“有请于使臣，愿得中国派兵岁时保护，而船炮薪粮由商捐备”，当时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现在如果这样去做，又是一件利国利民、两全其美的好事。

张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筹饷要采用得民心的措施。张謇在《治兵余议》中特别强调了兵力与民心的关系：“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民心得，则兵力虽弱而犹可为迁延之图；民心失，则兵虽强而终不免于灭亡之祸。”所以，张謇认为：“治兵者治其标，苏民者治其本。苏民以治兵者，里中有表也；治兵而即苏民者，表中有里也。故言治兵，而不专于治兵也。”这确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建军理念。

张謇写成治兵议之后四十天，北洋海军于黄海败绩，日本遂大举进犯，最后全歼了这支中国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舰队。事实证明张謇考虑以新的理念建设中国海军确是必要的。

黄海海战一结束，主和派李鸿章就成了许多人唾骂的目标，并被朝廷“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看起来海战是打败了，而主战派却是胜利了。张謇自然是怒不可遏地奏劾李鸿章。在张謇看来，海战的失败，就是李鸿章“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筹三省之海防”的失败，亦即创建北洋海军的失败；失败的要害在于“贪私专忌、悖谬张皇”，在于“徇纵欺罔，骄蹇黠猾”。章开沅先生在《张謇传》中讲到张謇的这一奏折时用了“旧仇新恨”“发泄无遗”的字眼来形容，确为至当。

此后，张謇因父丧南归，在家乡接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的总办通海团练的任命。此时张謇深感“家忧国难，怵目痛心”，而兴办团练本身只是清廷的自欺欺人之举，对于张謇来说，“事无可为，义不容谢，而经费、器械一切扫地赤立”。

[14]

但从张謇起草的《海防团防营制》《民团续议》《通海劝防歌》中可以看出的张謇在有限范围内为抗击日本所做的努力和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积极防御策略，仍然弥足称道。不久，张謇得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痛彻心肺：“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15]

几年以后，张謇东游日本，也仍然心潮难平：“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

[16]

正是甲午战败刺激和教育了张謇，促使他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所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普遍认为为张謇代拟，并以《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

[17]

的篇名编入张謇著作中。这篇奏疏是国家在当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的情况下，提出了八个方面需要解决困难和如何解决的办法。这八个方面综合起来，其目的是“立国自强”，其手段是“修备储才”，在张謇和张之洞的著作中，此文的标题正好分别用了概括其目的和手段的文字作为定语加以修饰。这八个方面实际上也就很难割裂开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海军的部分，所用的小标题却与其他七个有明显的不同，在“宜如何如何”的“宜”字后面，特别加了个“亟”字，“宜亟治海军也”，可见海军建设问题在当时与其他各项相较，不仅是“宜”，而且是“亟”。可以想见，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一朝覆灭了，犹如一个人家，其他多少艰难困苦都还在次之，要紧的是家门已被打破，得赶紧把它修葺起来，不至于到达人人皆可登堂入室的地步。所以，再不能像治兵议那样的“急切固不能行也”的从容，凡所论及，都是为了救燃眉之急。虽然其撰写时间，上去治兵议不足一年，而其中的观点已与治兵议有了很多变化。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严格说来，只能算急就章，还不能算是张謇的思想。

比如，关于规模和体制，只是笼统地说“论今日大势，自以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太巨，则南北两支断不能少”，并未如治兵议那样提出具体的编制目标。各军舰船的配备标准，根据实战，确定为“必以一二大舰为老营，而以穹甲快船为战兵，以鱼雷炮船为奇兵”，“约附穹甲快船四五艘，鱼雷炮船七八艘”。因为时不我待，而且又囿于战后的艰难的财力，这与治兵议的“以五年计”设计，便有了很大差距。虽然希望“有筹巨款、购多船之举”，但事实上决无可能实现，所以只想借此“先声所播”，以“足见中国志气未衰”、“足以隐折各国吞噬之志”，有点在百无聊赖的困境下的自欺欺人的意味。再比如，关于将领，已不再是治兵议说的那样，“统将管驾不足，亦可杂用洋将为之”了，而是干脆纯用洋将，“至水路尤难于陆路，将领必用洋将为之”，“且非用洋将，则积弊必不能除，操练必不能精，考核拔擢必不能公”，一直要“俟洋将于各船弁勇中考有出色可信者，再以派充各船管带”，“至各船应如何配用布置，应请旨敕琅威理迅速来华，并带精熟水师将弁数人同来，以便通筹全局，及早举办订购”，总之是一切依靠洋人了。其原因，可能主要是有鉴于北洋海军腐败的教训，比如，曾有一军官谈到北洋海军的训练时说：“前琅威理在军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已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渐放松，将士纷纷移眷，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有章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

再如张謇在《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

[18]

列举的种种腐败和赏罚分明不公现象。于是以为只有依靠洋将来解决问题了，这是未免偏激的做法。另一个原因，在北洋海军被摧毁以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差不多又回到了二十年的原点，大多数优秀的中国自己培养的海军将领已在战争中殉国了，而已至于无良将可用。

《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所论海军建设，大抵是迫于当时战后的艰难环境和鉴于战争失败的教训进行的。它在讲到海军地位时说，“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这可以说是整个甲午战争最深切的体会了，日本全歼了北洋海军，就战胜了中国，就赢得了“几罄中国之膏血”的战争赔偿。李鸿章一味强调北洋海军的防守战略，显然与海军建设的宗旨相去甚远，因为“沿海七八千里，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结果是“彼横行海面而我不能断其接济，彼空国出师而我不能攻其巢穴”。等于说北洋海军自己主动放弃了争夺制海权的斗争，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北洋海军建设最大的失败之处。再就具体而言，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海战“以船快炮快为要著”，这“与从前专恃船坚炮巨者稍异”。资料显示，在军舰的速度方面，日本海军比北洋海军时速平均快了一海里；日本海军的速射炮发射速度，是北洋海军旧式后膛炮的4-6倍

。所以现在讲到舰炮，无不需要围绕一个“快”字展开：“中等穹甲……每一点钟行三十二海里”，“鱼雷炮船……每一小时行二十八海里”，“穹甲、雷船所配，皆系大小快炮”。另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国海军尤以断敌船接济为要著”。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常识，但是在消极防御思想的指导下，却是需要现在用血肉的代价来重新进行启蒙。至于舰船及装备，强调的则是向西方帝国主义购买，“若分向英、德各大厂订造，则一年内外，海军数支之船，皆可齐备应用，庶免悠忽延误”，“至于福州船政局，亦宜速筹整顿展拓，令其每年可成两三船”。这显然是出于战后的应急考虑。《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还强调“必宜多筹船坞”，不仅设在沿海，还要设到长江以内，“船坞若不设多处，设一坞为敌所踞，或海道为敌所截，我船不能归坞修理，数战之后，多船均废矣”。将多筹船坞作为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颇具远见。在“宜亟治海军”一项中有建造铁路之论，论及其于军事的重要作用，“调兵之捷速，可省多营”，江宁、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更可将三地“联为一气，外远内近，可以随方策应，省兵省饷，是于兵亦有大益”。这对于海、陆军的协同作战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至于铁路建造，则主张“洋商垫款包办”，但又明确“此事断不宜英、法诸大国商人包办”，“恐获利以后，收回或费口舌”。铁路建设隶属于此，其原因可能是其职责曾划归海军衙门之故。

由于《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是个综合治理的方案，所以关于海军建设的部分问题又在其他各项中提出。如在“各省宜分设枪炮厂”里，讲到“若沿海沿江数局，并宜造船台大快炮，盖取其（指已为克虏伯厂归并的德国格鲁森厂的快炮）身轻而及远”，“今日守台及兵船，若仅用旧日之后膛炮，尚不能久与敌人相持”。再如在“宜广开学堂”里，讲到办水师学堂，“博延外洋各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其才识较优者，遣令出洋肄业”，在应急专用洋将的同时，这是培养海军人下的长远了。又如在“宜多派游历人员”里，讲到牵涉海军需要用心考求的，就有水陆兵事、炮台、战舰等。

在黄海海战以后、日军进攻中国大陆之前，即在张謇们奏劾李鸿章的同时，主战派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謇九月的日记中记有“五日，与子培、仲弢、叔衡申议联络英、德。六日，定联络英、德之议。七日，由芸谷领衔合翰林院四十二人上奏”[8]。说明主战派们开始对洋人抱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文廷式等人的奏折中，还透露了张之洞与英、德使臣密商的信息。可见主战派的清流们（包括张謇）与张之洞走得很近。所以，《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反映的依赖洋人“亟治海军”的思想，既是撰写此疏的主导者张之洞的，当然也是当时张謇和他的朋友们的。它与张謇治兵议存在差异，一是因为它要解决的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紧急问题，而不像治兵议那样可以从长计议；二是因为它是张之洞和张謇及其朋友们的集体创作，而治兵议则纯是张謇跟自己恩师的畅言，并未搀杂其他任何人的观点。

甲午以后，帝国主义一个接着一个地把魔爪伸到中国。于是中国“外交益棘，国势益危”，清政府在下坡的路上加速跌滑，虽然亦曾为重建海军作过一些努力，然而收效甚微。这诚如恩格斯所说的：“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没有什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19]

而张謇经过自1895年以来实业、教育救国道路的艰苦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开始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的一员。光绪末年，在朝廷关于海军建设问题旧事重提时，张謇写了《代苏抚条陈规复海军疏》

[20]

一文。此时的张謇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已有了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发表观点完全无需看人眼色，更何况此次重论海军建设，融进了自己这些年增长的国内外知识和自己的实践经验，而这些都是为当时许多人所望尘莫及，因而自然是又一番新的见识。

《代苏抚条陈规复海军疏》一开始从形势讲海军：“窃自环海交通，五洲万国，非海陆军相辅而强不能立国。而海军与敌相见尤先，其关系视陆军为尤重。”形势是“环海交通”的新形势，海洋提供了国际贸易的便利，“五洲万国”到了凭借海洋频繁交往的时代，当然也增加了敌人从海上入侵的忧患。这就涉及到国家的海权了。海权问题是张謇近些年来得到的新知识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他知道，“

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滨海数十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奥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

[21]

“海权界以领海界为限，领海界以向来渔业所至为限。”

[22]

所以要

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

[23]

“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

因此，他主张创办渔业公司，他说：“渔业公司之设，名为保护鱼利，实则爱惜海权。”他在创办渔业公司时说：“查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

“各国则视渔业为关系海权最大之事，其领海界限，由三海里渐展至十海里。所谓领海者，平时捍圉边警及战时局外中立之界限，亦即保护渔利之界限。两国分界处往往以兵舰守之，每有因争渔界而开衅者，其郑重海权如此。”

[24]

张謇还详细地以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渔界：“英国海军官图局册载，中国琼州岛渔艇每年常离岛七八百里收采海参，剥玳瑁，晒鱼翅，西历三月进至爪哇。又觅出礁林、康岛、树岛、蒲拉他士岛各条下，皆云恒有中国渔人在此掘井、避风、围鱼。是南海全境皆中国渔界。《广舆记》直隶湾桃花岛渔人捕鲸多在朝鲜海东。按桃花岛即英国海军图册所谓马鞍列岛之一，日本海也。中国渔界幅员之广如此。向惟小船来往，且一年之中不过三数月，非有渔轮时时往来其间，譬诸荒地失管，必有侵占之者。”

张謇一系列关于海权的言论，清楚地表明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是要保卫国界，保卫海权，而不再是仅仅守卫海岸，保卫大陆。军舰要开到海洋中的两国分界处去，而且能够在公共洋面上纵横自如。所以，海军在“

环海交通”的时代，势必

与敌相见尤先”，虽说“非海陆军相辅而强不能立国”，而海军的地位已经明显地凸现了。张謇在当时能用如此先进的理念论述海军建设，确是难能可贵的。

接着，张謇提出了海军建设的“三计”：

一是将士人才之计。将士的培养，张謇不再寄希望于洋将，而是立足于自主培养。张謇的原则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地”是奉、直、东、江、浙、闽、粤沿海七省濒海之地；“人”是“狎习风涛”的海滨子弟。张謇希望在这里将这些人培养成海军的将士。具体办法是进行三个层次的教育：一是“沿海七省，广设初、高两等小学”。但是，海滨居民是靠渔业为生的，所以张謇知道，“以子弟入学肄业，求不可必得之报于将来，而先失其目前治生之佐，必非所愿”，所以应该实行义务教育：“于初等则强迫渔户子弟人人入学，于高等则必以初等毕业人数之三成入学”。张謇把它称为“播种植苗之法”，用以培养士卒。传统的观念是士卒不必识字，而张謇认为，“使将弁有学而士卒无学，必不能收指臂之效。是非使士卒同受教育不可”。二是“沿海七省，先设海军中学”。海军中学相当于过去的水师学堂，只是过去水师学堂“止南北洋两处，教科不备，成材不多”。现在沿海七省都办，“选各高等小学毕业者为学生，酌参高等学功课，而延长其学期”，“兼注重于游弋、攻守”。这样，无论人数和质量，就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师学堂。这些毕业生可以进入海军大学深造，张謇把它称为“移植树木之法”，以培养将领。三是“沿海七省酌设商船专学”。这是为了满足那些“资性、体格不宜军学”的初、高小毕业生的家长“遣子弟就学之心理”而开设的类似今天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这种学校的程度“兼高等小学及中学”，“须注重于驾驶、管理”，三年毕业。毕业后，“复加考察”，“进可令为兵，退亦可听为商，亦犹陆军之后备”。再上面便是培养将领的海军大学了，“南北洋各一区：北洋须能容三省中学毕业升入之学生，南洋须能容四省中学毕业升入之学生。规模宜闳，教科宜备”。海军大学毕业，“更出洋游历或留学一二年”。前后十六七年，“学成年壮，正可有为”。张謇还特别希望朝廷表现出锐意图强的诚意，令亲贵子弟“使历京师高等小学，而海军中学，而海军大学”，让他们“平日侪伍士庶，共竞长于学问之途”，这样“临时任用将弁，得不谬于臂指之使”。

二是舰、炮制造之计。海军舰、炮，几十年来都以外购为主，现在张謇说：“今谋海军，而舰、炮所资，唯倚外人，是竭本国人民之资财，为他国工业之代价。”所以不能“仍不自为计”，“长此仰息于他人”。张謇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是福建船厂专重造船，借用名师，广教学生，讲求新法；二是创办工科大学，先设预备科，后设本科，注重军工，即就上海制造局为实习之地；三是扩充湖北、上海枪厂；四是奖励凡能造船之商厂，指令分任精造兵舰所需之机械，授图定式，验力程功；人苟各专一艺之长，分令承造炮身、炮弹、枪筒、枪弹，由官授式，监督验收。五是各省产铁地方兴炼铁厂，如徐州利国监之铁，富甲天下的山西煤铁。这些措施，有属于政府要做的，也有属于鼓励民间厂商做的，后者是张謇这些年兴办实业的经验，他知道民间资本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知道民间厂商是充满活力的，同样可以为海军建设出力。但是，张謇认为，这种带有市场化性质的措施，不是放任自流，“工获竞争之利是，即惩劝有所施；官严约束之方，即流弊无所出”。再者，也需有政府“实行提倡、保护、补助、奖励，鼓舞众商又为之酌税则之宜，谋交通之便”。所有这些，如果不是张謇自己的切身感受，是无论如何讲不出来的。

三是筹备经费之计。张謇说：“力以分多而见轻，事以预久而益立。”所以，一要作十五年规划，张謇计算了海军建设十五年所需经费，其中教育二千余万，舰、炮制造一千万之外，合计三千数百万圆；二要以十八行省共同负担，如平均计，每省岁筹不及二百万圆。

张謇提出的“三计”，其鲜明特征是强调自主和重视民生。这是张謇这些年来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张謇知道会有人借口“外侮之来日剧，协谋之患孔多”来批评他这个强调自主的“十五年之预备，为时太迂”，还是想走过去购洋舰、聘洋将的老路。张謇回应说：“使以为剧，以为多，而急遽张皇，猝求速意，恐将士以非所习而不精，舰、炮以非己有而易竭”，“若教育未兴，人才缺乏，即有坚舰利炮，谁能用之”？

次年，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二十九日，张謇作《上度支部大垦淮徐海荒地为规复海军及地方自治教育费基本说》

[25]

，为筹集海军经费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宣统之父、摄政王载沣亲自代理全国海陆军大元帅，重新提出振兴海军的主张后，“今筹海军者，惟闻司农仰屋而嗟”的情况提出的。当时许多人为此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有为仿行他国各种征税之谋者”，“有为田赋附加税之谋者”，其共同点则无非是“与民争利”，加重老百姓负担。其实，通过增加老百姓负担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老百姓已无力承担，“即使令行如水，……是一州县所得，且不足供一州县自治教育之岁需，更何论经营海军之大计！”所以，一向以民生为重的张謇批评这种做法是“削足适履，所伤实多”。他认为，与其“与民争利”，不如“略筹资本，经营榛芜，开辟利源”，“国有产业之岁入增，则国民担负之喘息减”。这仍然是张謇早就主张的“苏民以治兵”“得民心”的思想。张謇根据自己几年来创办垦牧公司的经验，建议政府用公司法筹集资本，开垦荒地，以获取利润，用作海军经费。并表示愿意“其详细规划，如蒙派员南来，协同勘度，当更次第胪陈”，其爱国赤诚之心，跃然字里行间。

综上所述，张謇海军建设思想的发轫是有鉴于北洋海军建设中的教训。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甲午战争前后，张謇作为一个刚刚跨入封建士大夫行列的先进知识分子，站在主战的立场上，从批评北洋海军入手，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爱民情怀所作的思考；第二阶段是张謇经过实业救国实践，开始逐步蜕变成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一员，用全新的知识和眼光，站在民族的、爱国爱民的立场上所作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鸿章奏巡阅海军事竣折》，《清末海军史料》第275页、第279—284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2][6][7][17][18][20][21][22][23][24][2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1册第4页、第160页、第14页、第15-25页、第12-14页、第159-163页、第101—103页、第108页、第73页、第59页、第171-17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1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2册第56页、第56页、第61页、第59页、第58页、第54页、第64页、第59页、第59页，第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939页、 第638页 、第659页，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

[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3页，卷十九第45页、第47-48页，卷二十四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

[8][1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册第384页、第3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册第4-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0]《洋务运动》丛刊第17-1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军史》第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1]《中日战争》丛刊第3册第112页、第19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军史》第208页、第2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2]《中日战争》(下)第399页、第388页，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军史》第185-1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3]《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中国》第149—150页，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军史》第1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7册第12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217页，战士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