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论张謇的慈善事业与“教养并重”思想

张史清

论张謇的慈善事业与“教养并重”思想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巨大社会动荡和变迁的特定历史时期，张謇将西方之善举思想与自身的改良实践相结合，提出以“教养并重”思想对社会弱势群体和特殊人群进行改造，不仅丰富了近代救助制度，同时也发展了南通“地方自治”的体制和方式，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稳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当前，我国又一次处在社会快速转型期，深入研究张謇对特殊人群的救助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慈善事业的兴办与“教养并重”思想的形成

“教养并重”是张謇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把慈善与实业、教育一起归为地方自治的三大维度，他除了毕生经营实业和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外，也使中国慈善公益思想具有了更为明确、更为丰富的近代内容。

（一）张謇的慈善事业

张謇曾精辟地诠释实业、教育、慈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以为举世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

慈善公益事业虽处于末位但其作用不可小视。用张謇的话概而言之：“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治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

张謇在写给其子张孝若的家信中，也曾特别阐明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作用：“慈善虽与实业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志之。”

关于兴办慈善事业的动机，张謇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

他认为助人不是为了求回报和图虚名，而是使自己心情愉悦。他还说：“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道又先励富，使人富而后仁义附焉。”

即自己先“励富”，然后用其财力从事更多的慈善活动。在张謇看来，作为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应该要作用于社会的正义事业方面，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张謇将慈善公益事业纳入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寓教育于慈善，开拓了安置帮教的新领域。例如在育婴堂内设幼稚园和国民小学；开办游民工厂、罪犯习艺所，向贫民子弟、流丐、罪犯传授技艺，扶其谋生，自食其力；设立济良所，收容风尘女子，教之女红、家政等谋生技能，使其能自立于社会；栖留所令收养的乞丐“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使其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等。这些帮扶举措称得上是张謇对中国近代救济制度的一大发展，使近代南通成为一座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抚、病有所医的理想社会。由于张謇独特的帮教思想，使得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产生了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张謇的慈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生哲学支撑。他指出：“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对比“财富应为社会所有，把财富带进坟墓是可耻的”这一卡耐基名言，张謇的高贵不亚于任何西方哲人和慈善家。

（二）“教养并重”思想的来源

传统救助的反思。在张謇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处在危机和动荡之中，主权逐步丧失，民生窘迫，危机矛盾日益暴露，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灾荒不断。张謇自青年起，就对灾荒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并积极地劝捐、募捐。1888年，张謇便为海门下沙的水灾，恳请政府批准提用积谷息款，抚恤灾民，并劝募富裕之家捐助钱粮以资灾民。1884年黄河再次决口，灾民流离道路，饥寒交迫。张謇路经山东，目睹此状，他“惨目伤心，归告家君，即与二三戚好兴助棉衣一千余件，由上海钦转展赶解灾区”

。张謇还在得知尤逵庵那里有棉衣二百余件时，急切写信，恳请他能捐出以解灾民之困。但张謇发现，类似之举虽能解一度之困，但非治本之举，有时还会造就出一批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依赖于救助的社会寄生阶层。张謇认为传统的救助方式比较重视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仅突出了所谓养的内容，没有发挥被救主体的作用，其救助效率及效果，均由此而受到局限。

积极救助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工业的发展，为贫困人口的救助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清朝末年，由政府主导，各地掀起了建立工艺局的热潮。所谓工艺局，乃收养贫民游民，矫治轻罪犯人，教之技能，使其自立，借以摆脱贫困的新型救助机构。按照清政府的要求，这些工艺局“意在养民，不同谋利”“使工有所劝，民有所归”。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北京率先收养游民，创立工艺局

。此后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建立类似的救助机构。张謇结合自身的实业实践，发现唯“教养并重”，授以一技之长，才是救人之根本。张謇对创立工艺局表明积极态度，曾提出：“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

此建议，得到清政府支持。从1904 年开始，兴起一股推广工艺局的高潮，从京师到地方，工艺局（场）、罪犯习艺所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1904至1910年间，直隶各属创办工艺局（场）多达87 个，艺徒人数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

“地方自治”的实施。1903年，张謇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70 天的考察，曾至京都盲哑院参观，对“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有用”的做法深受感触。回国后，就开始将其以往所主张的村落主义与具有近代观念的地方自治结合起来，改良和创办慈善机构。张謇曾认为慈善的作用只是弥缝实业、教育所不及者，然今“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

。建立残废院后，在每年的狼山香市时，残废之穷民以乞钱为生，“久之，而非残废者以乞之可得或也，效焉；又久之，而非残废并不以乞为活者，亦效仿焉”

。如此，便有众多的穷人，以乞讨为谋生职业，张謇觉得，这不是他推行地方自治，建立残废院等救助机构后所应有的现象。同时意识到，游民、乞丐充斥社会，无业可就、无以谋生，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他强调并坚持“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国即弱，而私人志气不可弱”，通过加大“地方自治”的实施力度，推行积极救助思想，转化“失养”与“失教”之民，以达既保存劳动力的作用，又收稳定社会之效。

（三）“教养并重”思想的特点

茅家琦先生道出了张謇兴办慈善实业的社会意义，他说：“（张謇）办慈善事业是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安置‘失教’和‘失养’之民，使各得其所。”张謇之所以会对慈善公益事业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其思想根源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商人的正名愿望、绅士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自强的意识。张謇的“教养并重”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继承了鳏寡孤独病灾等弱势群体的救济传统，又有所发展，即对他们以人为本，实施慈善教育，又对其因材施教，进行技能或知识教育，令之工作以免游懒惰，使之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救助方式转变了被救助者的心态，使他们拥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并被社会重新认可。这对近代社会发展与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贫民习艺所的创办与“教养并重”思想的实践

1909

年清廷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设立贫民习艺所等善举，作为自治的内容之一。1912年，张謇在任实业总长时，曾对政府的财政开支提出一个大致方案，其中善举费一项，即包括设贫民习艺所及备荒等内容。同年，张謇总理两淮盐政时，“度盐业大势必趋，淮南淮北通泰各场势难久存，贫民之倚盐业为生者，势将日蹙”，“因以旧历盐政所可得之钱六万余元，于南通、东台、仪征三县各设立贫民工厂”，以达到“俾习工艺谋生活”之目的

1913

年5月28日工商总长刘揆一发布了“各地普设贫民工场事宜令”，指出贫民习艺所可就地方公费以经营，也可以劝绅商集资以组织。这就明确了贫民习艺所可以采用官办也可以采用民办或者官民合办的方式设立。随之，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绅士大量投身社会救济事业，民办贫民习艺所也大量出现。

贫民习艺所，英文词典解释为workhouse，workhouse除意为贫民习艺所外，还可以解释为囚犯工厂，即罪犯习艺所。

1914

年8月，张謇在南通县城西门外大码头创办贫民习艺所——贫民工厂，场址一万余步（约四十余亩），场屋六七十间，专门教授无所依靠的贫民子弟各种手工艺，使其有一技之长，俾能独立谋生，具备收容与教育合一的性质。场内附设“恶童感化院”及“游民习艺所”。工厂内的工徒以南通贫民子弟为多。初办时招收40名，三个月后续招30名，半年后又招30名，之后维持在100人左右。工艺种类分木工、漆工、藤竹工、革工及缝纫工等五种，每种工艺均聘请老师傅传艺，根据工徒性质所近而专授一种工艺。此外，每日晚饭后，还教授1小时的简易识字和算术。工徒的衣食由工场供给，生病由场内予以治疗。每日“工徒考勤”

［10］

工作时间8至9小时。放工后，工徒可随意在空地锻炼或休息。周日休息半天，每逢端午、中秋等节日则放假休息。贫民工厂工徒对所学的技术工种，达到能单独操作，且成品不需师傅修饰加工的水平，经场长察验核实后，即发证毕业。工徒毕业后，须留场义务工作一年，方可外出就业，或择他处做工师。自愿留场的，根据工作质量发薪。如习艺不成、中途辍业者，按在场时间，责令保人赔偿衣食费用

［11］

张謇先后创办了有南通、东台、仪征三个贫民习艺所。习艺所内设有木藤、漆、皮革、织布、雕刻、缝纫等类，能吸纳贫民数百人。从1916年至1933年，习艺所先后收容1470余人，待其学成手艺后，送回原地谋生。1918年11月，张謇在致郭礼征、曹秉仁函中提到：“南通贫民工场藤竹工出品颇佳，销货亦畅。”1919年11月23日，张謇在致赵凤昌函中提及“（南通贫民工场）缫丝、藤竹二科于美术殊能研究，成品也颇精雅”，均表明当时贫民工厂颇有业绩。

在政府政策的倡导以及张謇等人的探索下，民国初年，贫民习艺所在全国大量建立，江浙地区的发展尤其迅速。

沪海道区海门县于民国三年（1914年）开办游民习艺所，收集无业游民，学习竹木工艺，定额五十名，以艺成能自谋生活为限。该所出品有文明伞、鞋篮竹席及日用必需之物

［12］

。此外，苏常道区如皋县贫民习艺所的发展势头最为良好，江苏实业日志中的实业视察报告书对此有详细记录：

该县工业有县立贫民工厂一所，基本金一万元。厂内分设染织藤竹铅铁等工，共收生徒一百名。两年毕业，毕业后即令以在厂所得之工资，以为营业之资本。该厂出品以布匹为大宗，曾在江苏物产展览会，及农商部国货展览会取得优等奖状、奖章，其布匹行销于内地。自民国三年开设至六年终盈余一千余元。此等工厂既有益于贫民复可资以生利

［13］

1920

年，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访问南通后，将南通称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1918年以后，各地来南通参观者不断，外国人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邝富灼、邝光林所著《张謇传》一书中这样描述近代南通：“美国的妓女、欧洲的醉汉、中国的乞丐，这些街头熟悉的身影和其它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南通州是没有的。这里的工厂、修理所、公路建设项目有效地吸引了所有的劳动力，而余下的老弱病残则被张謇帮助设立的慈善机构很好地照顾起来了。”

三、启示与思考

通过对张謇慈善事业与“教养并重”思想的探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人格特征是张謇兴办慈善事业的必备条件

张謇一生成就卓著，但也历经坎坷。张謇认为：“天下无不可成之事。事之艰难颠沛，对于个人，乃为磨练；对于事实，则为促进；若因艰难颠沛而不为，成于何望？”

［14］

张謇具有百折不挠、勇于进取、务实沉稳等人格特征，是张謇兴办慈善事业的必备条件。

（二）社会责任是张謇兴办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

绅商是官与民的中介，也是地方官吏和政府统治的基础，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一名绅商，张謇就明确绅之职能在于辅助地方长官，他认为，“惟是绅士之能力在酌量地方情形，辅助官长之行政而已”

［15］

，通过兴办慈善事业，以维持、完善地方秩序，将实现地方自治，造福家乡作为其应尽的职责。

（三）教养并重应当成为社会救助的主要方式

张謇兴办慈善事业，打破了只重视“养”的消极慈善观，融教养为一体，无疑是一种理性的、积极的救助行为，为特殊人群增强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提供了发展空间。阿玛蒂亚

森的能力福利理论也认为，人们处于贫弱状态，或者无

法常态生活，并不完全取决物质资源缺乏，很多情况下是缺乏获得物质资源的劳动能力。所以，传统的、单一的物质救助难以有效地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只有寓教于养，注重技能培养，提高劳动能力，才能使贫困者从根本上走出生活的困境。

四）教养并重必须发挥社会化资源的能动性

“消纳贫民，扶弱为强”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建立贫民习艺所进行积极救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但贫民工厂规模小，经费又缺，吸纳力有限，相对于清末民初庞大的失业群体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达到当初“地无弃物，人人自食其力，而国无游民”的良好愿望。弱势特殊群体自身素质的提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社会救助和弱者自救相结合，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才能真正实现弱势群体的转化。

（五）经费不足是张謇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张謇的“教养并重”思想得以实践，其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其所办企业的支持和他个人的资助。“在前清固未尝得政府分文之助，在今日仍不敢望政府政府格外之施”，所用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于其经济实业所得的利润。遇到经费开支出现困难时，张謇除多方筹措资金外，还常常卖字筹款。一直到1924年9月，72岁高龄的张謇才最终放下了墨笔，他所办的慈善等地方自治事业因财源切断而被迫衰落、中止下来。虽然张謇的慈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对中国近代慈善思想与事业的进步所作出过的努力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教养并重”的思想，对深化“五扶一促”（精神上扶心、生活上扶困、就业上扶技、发展上扶业、智力上扶学，促进思想和行为转化）工作模式，做好新形势下社区服刑、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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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

张謇：《张季子九录·慈善录》，《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1922年。

《南通养老院记》，1912年。

徐会沣：《奏覆察看京师工艺局情形疏》。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 1 卷，《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

《南通县志》卷10，慈善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0]

《至贫民工厂函》。

[11]

茅春江、肖正德：《张謇所创企事业概览》。

[12][13]

《江苏实业月志》，第4期。

[14][15]

《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编辑 陆建华